夏日的阳光，带着一种近乎残酷的明亮，像无数把烧红的利刃，无情地炙烤着市公安局大门前那片空旷的水泥地。地表温度早已突破四十度，空气被晒得扭曲，柏油路面被烤得发软，升腾起一股刺鼻的焦糊味，混着尘土和汽车尾气，吸入肺里都带着灼热的痛感。蝉鸣声嘶力竭，从街角的老槐树上铺天盖地涌来，尖锐得像是要把空气撕裂，更添几分令人窒息的烦躁。
沈驰刚从三十公里外的郊区查案回来，警车引擎还带着长途奔袭的滚烫温度，轮胎碾过地面时甚至能听到轻微的“滋滋”声。还没停稳，他就被大门前黑压压的人群和此起彼伏的闪光灯晃了眼——那些闪光灯像极了暴雨前密集的闪电，在刺眼的阳光下依旧扎眼。他眉头瞬间拧紧，太阳穴突突直跳，一种“该来的还是来了”的预感沉甸甸地压上心头，连带着胸腔里的空气都变得凝滞。
“怎么回事？”他降下车窗，热风裹着嘈杂的人声立刻灌了进来。他看向守在门口、额头上满是汗水的警卫，对方深蓝色的制服后背已经被汗水浸透，贴在身上显出深浅不一的印子。
“沈队，您可回来了！”警卫像是看到了救星，三步并作两步跑过来，语速快得几乎打结，“是‘滨河公园溺亡案’那死者的家属，老太太带着小孙子，一早就举着牌子跪在那儿了！来了有快俩小时了，劝了无数次都不听，记者也越聚越多，现在根本控制不住场面！”
沈驰推门下车，热浪瞬间裹住他，像是钻进了一个密不透风的蒸笼。他下意识地扯了扯领口，拨开拥挤的人群往前走——围观的人里，有提着菜篮子的老人，有穿着工装的上班族，还有举着手机录像的年轻人，大家都踮着脚往中心凑，议论声像潮水般此起彼伏。挤到前排时，眼前的景象让他的心猛地一揪，连呼吸都滞了半拍。
人群中央，滚烫的水泥地能清晰看到热气升腾的纹路。一位头发花白、身形佝偻的老太太直挺挺地跪在那里，膝盖下没有任何垫物，旧布鞋的鞋底已经被烤得发软，边缘微微卷曲。她身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领口和袖口都磨出了毛边，脸上刻满了岁月和悲恸留下的沟壑，每一条皱纹里都像是嵌着化不开的愁苦。一双枯瘦的手紧紧攥着一块用硬纸板做的牌子，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纸板边缘被磨得毛糙，上面用红色马克笔写着歪歪扭扭、却触目惊心的大字：“冤！我儿非意外溺亡！求青天老爷重查！还我儿公道！”红色的墨迹有些晕开，像是干涸的血迹。
她的膝盖旁边，跪着一个看起来只有五六岁的小男孩。孩子瘦瘦小小的，穿着一件明显不合身的灰色旧t恤，衣摆垂到大腿根，袖子卷了好几圈才露出手腕。他的小脸上满是泪痕，睫毛湿哒哒地粘在一起，嘴唇抿得紧紧的，似乎被这阵仗吓坏了，又或许是被地上蒸腾的热气熏得难受，小脸涨得通红，却不敢大声哭喊，只是压抑地、一声声地抽噎着。那细微的“呜呜”声像钝刀子，一下下割着人的心脏。
老太太则完全沉浸在悲痛里，她仰着头，浑浊的眼睛盯着市公安局大门上方那枚庄严的警徽，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嚎。那哭声苍凉、绝望，像被狂风撕扯的破布，穿透了嘈杂的人声和快门声，直直撞进每个人的耳朵里，直击灵魂最柔软的地方。
“我的儿啊！你死得冤啊！你怎么就这么走了！你让娘怎么活啊！”老太太一边哭，一边用另一只手捶打着自己的胸口，声音已经嘶哑得像是砂纸摩擦，却依旧用尽全身力气哭诉，“他们都说你是自己掉河里淹死的！我不信！我儿子从小在河边长大，水性那么好，怎么会淹死在那么浅的河里！老天爷啊，你开开眼吧！看看我们这苦命人！”
小男孩被奶奶的悲恸彻底感染，终于“哇”的一声大哭起来。稚嫩的哭声与老太太苍老的哀嚎交织在一起，一高一低，一细一粗，像两把钝刀，反复切割着在场每个人的神经，构成了一幅令人心碎的画面。
周围围观的群众议论声更大了，同情、愤慨、质疑的声音混在一起，像一锅沸腾的水。
“真是造孽啊，这么大岁数的老人家，还带着这么小的孩子，跪在这么烫的地上……”一个提着菜篮子的大妈抹了抹眼角，声音里满是不忍。
“我昨天刷到新闻了，说警察已经按意外结案了，你说这里面是不是真有猫腻？不然人家家属能这么拼命？”一个穿格子衫的年轻人压低声音，却还是让周围几个人听到了。
“看看那孩子哭的，嗓子都快哑了，太可怜了……”
“记者们都来了，这下好了，看警方怎么收场！今天这事肯定得上热搜！”
记者们则像嗅到血腥味的鲨鱼，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他们举着相机，镜头死死对准跪地的祖孙二人，快门声“咔嚓咔嚓”响个不停，像是密集的雨点。几个拿着话筒的记者努力地往前挤，话筒几乎要伸到老太太嘴边，试图录下那悲怆的哭喊，连珠炮似的提问：“老人家，您说您儿子不是意外，有什么证据吗？”“警方有没有跟您解释过结案的理由？”
几个负责维持秩序的年轻民警满头大汗，额头上的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淌，在下巴尖汇成一滴，砸在地上瞬间蒸发。他们一边拦住往前涌的人群和记者，一边试图安抚老太太，蹲在她身边，声音几乎带着恳求：“大娘，您别这样，地上太烫了，再跪下去腿该废了！有话咱们进去好好说，接待室有空调，咱们坐着谈，好不好？”
可老太太像是脚下生了根，死死跪在原地，任凭民警怎么劝说，只是反复哭喊着“重查”、“冤枉”，偶尔抬起头时，眼神里满是绝望和固执，谁拉她都不肯起来。
“不起来！今天不给我个说法，我就跪死在这里！和我儿子一起去了干净！省得在这世上受委屈！”老太太情绪突然激动起来，猛地推开身边民警的手，把手里的牌子举得更高，纸板因为用力而微微颤抖。
场面一度陷入僵持，并且有失控的趋势。越来越多的路人被这边的动静吸引过来，原本就不宽的马路开始出现拥堵，汽车喇叭声此起彼伏，更添了几分混乱。闪光灯的光、人群的注视、记者的追问，像一张无形的网，带着巨大的压力，紧紧笼罩在市公安局的上空。
沈驰站在人群边缘，脸色铁青得能滴出水来。他理解家属失去亲人的悲痛，也预料到家属可能会对意外死亡的结论有异议，但他没想到，对方会以如此激烈、如此公开的方式爆发。这背后，是家属走投无路的绝望，是对亲人的思念，也可能……隐藏着他们对真相最本能的直觉。
他忽然想到了陆衍——那个上周刚调到法医室、顶着“关系户”名头来的年轻人。在昨天的案情分析会上，所有人都默认按意外结案时，陆衍突然举手，用一种异常冷静的语气说了句石破天惊的话：“他不是溺亡的，颈部有可疑索沟，可能是他杀。”当时包括他在内，所有人都持怀疑态度——死者肺部有积水，符合溺亡特征，颈部的痕迹也被认为是落水时被水草缠绕造成的，没人把这个新来的、看起来还没毕业的年轻人的话当回事。
此刻，面对家属这血泪交织的控诉，沈驰忽然觉得，陆衍那份与年龄和资历不符的冷静与笃定，或许并非空穴来风。如果陆衍是对的，那么他们现在试图按意外结案的行为，就是对死者极大的不公，是对生者最残酷的二次伤害。这跪地的老太太、哭泣的幼童，他们的每一滴眼泪，每一声哭喊，都在拷问着在场每一个穿着警服的人的良知，像是在无声地质问：你们对得起身上的这身衣服吗？对得起“人民公安”这四个字吗？
就在这时，局里的领导也被外面的动静惊动了。副局长赵志国在几个科室负责人的簇拥下，快步走了出来。他穿着一身笔挺的警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但面色凝重得像是结了冰。看到门外混乱的场面——跪地的祖孙、拥挤的人群、举着相机的记者，赵局的眉头瞬间拧成了一个疙瘩，太阳穴突突直跳。
“怎么回事？”赵局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目光扫过在场的民警，“为什么会让家属在这里跪着？影响多不好！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负责接待的民警连忙上前，擦了擦额头的汗，快速汇报情况：“赵局，我们劝了快俩小时了，家属情绪太激动，就是不肯进接待室，非要在这里等说法……”
记者们看到局领导出现，立刻像潮水般围了上去，把赵志国团团围住。
“赵副局长，请问对于家属质疑死者非意外溺亡，警方目前有何回应？”
“警方是否考虑重启对‘滨河公园溺亡案’的调查？目前掌握的证据是否足以支持意外死亡的结论？”
“家属在公安局门口跪求公道，是否反映了警方在办案过程中存在程序不公或调查不细致的问题？”
一连串尖锐的问题抛向赵志国，像是一根根针，试图刺破他镇定的表象。赵志国毕竟是老公安，经验丰富，面对镜头和追问，依旧保持着镇定，脸上看不出太多情绪，但眼神深处的压力显而易见。他没有先回答记者的问题，而是拨开人群，径直走向跪地的老太太，然后缓缓弯下腰，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温和下来：“老人家，我是市公安局的副局长赵志国。您有什么诉求，咱们进去慢慢说，接待室里有椅子，有凉水，咱们坐着谈，好不好？我向您保证，一定会重视您反映的情况，不会敷衍您。”
老太太抬起泪眼模糊的脸，浑浊的眼睛盯着赵志国身上的警服，盯了好一会儿，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但眼神里又充满了不信任和怀疑。她张了张嘴，声音嘶哑地问：“局长？你是大官？你说话算数吗？你告诉我，我儿子是不是被人害死的？你们是不是在包庇坏人？是不是收了好处，就不管我们老百姓的死活了？”
赵志国被问得一滞，在案件真相未明之前，他无法给出任何绝对的承诺，也不能随意猜测。他只能耐着性子解释：“老人家，案件还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办案要讲证据，不能凭猜测下结论……”
“证据？”老太太突然激动地打断他，声音凄厉得像是要哭出血来，“我儿子脖子上的印子算不算证据？那天我去停尸房看他，明明看到他脖子上有一圈黑印子，你们为什么不管？为什么说那是水草弄的？我儿子自己说过，他最怕水草，游泳的时候都会离得远远的！”
沈驰心里猛地一动——脖子上的印子？陆衍昨天在会上，也明确提到了死者颈部有疑似勒痕，不符合水草缠绕的特征，建议重新进行尸检。家属的直观感受和陆衍的专业判断，在这一刻形成了奇妙的呼应，像是两道微弱的光，突然照亮了原本看似清晰的案情。
他知道，不能再这样僵持下去了。舆论已经开始发酵，再拖下去，不仅会影响市局的形象，还可能错过查明真相的机会。局面必须控制，但控制不等于压制，更不能敷衍。或许，家属这次激烈的抗议，反而是一个契机——一个重新审视案件、还原真相的契机。
沈驰不再犹豫，快步走到赵志国身边，微微低下头，用只有两人能听到的声音，快速汇报：“赵局，情况比较棘手。家属情绪太激动，现在又有记者在，硬劝肯定不行。而且，我们之前内部讨论这个案子时，法医室的陆衍同志确实提出过他杀的疑点，他说死者颈部的索沟边缘整齐，不符合水草缠绕的特征，更像是被绳索勒出来的，建议重新进行尸检。”
赵志国锐利的目光扫过沈驰，眼神里带着审视和疑问：“陆衍？那个刚从学校毕业、靠关系进来的年轻人？他有把握吗？会不会是经验不足，看错了？”
“他非常坚持。”沈驰没有直接回答“有把握”，而是强调了陆衍的态度，“昨天分析会上，他还提交了初步的尸检报告，指出了几个疑点，只是当时大家都觉得证据不足，没太重视。而且，现在看来，家属的质疑也并非毫无根据，她提到了死者颈部的印子，和陆衍说的能对上。如果我们现在强行按意外结案，恐怕难以服众，后续的隐患会更大，今天这情况就是例子。”
赵志国沉默着，没有说话，目光扫过哭嚎的老太太、紧紧抱着奶奶大腿哭泣的孩子、满脸义愤的群众和虎视眈眈的记者。作为副局长，他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单一案件的真相，还有整个市局的形象、公信力，以及舆论的影响。但眼前的场景让他明白，在这种情况下，真相恰恰是维护形象和公信力的唯一途径——如果真的存在疏漏，强行掩盖只会让问题越来越大，最终彻底失去群众的信任。
就在这时，老太太因为情绪过于激动，加上长时间跪在滚烫的地面上，身体突然猛地一晃，头往一边歪去，脸色瞬间变得惨白，眼看就要晕厥过去。旁边的小男孩吓得大哭起来，伸出小手紧紧抱住奶奶的胳膊，哭喊着：“奶奶！奶奶你怎么了！你别吓我！”
现场一片惊呼，围观的人群往前涌了两步，记者的相机快门声更密集了。
“快！叫医务室的人来！让他们赶紧带急救箱过来！”赵志国立刻反应过来，对着身边的秘书大声下令，语气里带着一丝急切。
混乱中，赵志国看了一眼沈驰，又看了一眼眼前这令人心酸的场面——老太太虚弱地靠在孩子身上，孩子哭得浑身发抖，周围的议论声越来越大，记者的镜头还在对着他们。他深吸一口气，终于下定了决心。
他转向秘书，声音沉稳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通知刑侦支队、法医室、法制科的负责人，十分钟后到小会议室开会，所有人必须准时到！另外，跟记者说一下，请三位记者代表进来，我们公开、透明地回应社会关切，不回避问题，但也请他们遵守秩序，不要影响办公。”
说完，他再次俯身，看着被民警扶着、稍微缓过来一些的老太太，眼神郑重，语气坚定地说：“老人家，您先跟我们的同志去医务室，让医生给您检查一下身体，看看膝盖有没有烫伤，孩子也需要喝点水，休息一下。我以市公安局副局长的名义向您保证，您儿子的案子，我们会立即组织专人重新审议，包括您提到的颈部伤痕问题，会安排最专业的法医进行严格审查，绝不会敷衍了事！请您相信我们，相信法律，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交代！”
这番话，通过几个记者举着的话筒，清晰地传了出去。原本嘈杂的现场瞬间安静了一些，围观群众的议论声小了，记者们也暂时停止了追问，开始记录赵志国的话。
老太太浑浊的眼中，终于燃起了一丝微弱的希望。她看着赵志国，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因为嗓子太哑，只发出了几声微弱的气音。最终，她没有再坚持，在民警的搀扶下，颤巍巍地站了起来——长时间的下跪让她的腿已经麻木，站起来时踉跄了一下，幸好旁边的民警及时扶住了她。小男孩紧紧依偎在奶奶身边，小手攥着奶奶的衣角，怯生生地看着周围的人群，哭声也小了一些。
沈驰看着祖孙二人被民警扶着，慢慢走进市局大门的背影，心里并没有感到轻松，反而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知道，赵局的承诺只是第一步，真正的压力，现在才刚刚开始。重新审议案件，意味着要推翻之前的初步结论，要面对来自各方的质疑，还要在记者和群众的注视下，尽快查明真相。
而打破僵局的关键，或许就在那个始终沉默寡言、却在分析会上语出惊人的年轻法医——陆衍身上。他必须立刻找到陆衍，和他确认尸检疑点的细节，统一口径，在接下来的会议上，全力推动重新验尸。
阳光依旧毒辣，柏油路面的焦糊味还在空气中弥漫，但市局门口的人群已经开始散去，只剩下几个记者还在门口等待。沈驰抬头看了一眼刺眼的太阳，深吸了一口灼热的空气，转身快步走进局里。这场由家属抗议引发的风暴，不仅打破了市局原本平静的工作节奏，更将“滨河公园溺亡案”推向了一个不可预测的方向，而他，必须抓住这个机会，找出隐藏在水面下的真相，给死者一个交代，给那对祖孙一个说法，也给身上的这身警服一个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