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元年至洪武三十一年：洪武新政与帝国奠基（约黄帝纪年5288—5318年，公元1368—1398年）
应天的登基礼炮尚未散尽，刚坐上龙椅的朱元璋便盯着殿外连绵的阴雨出神。这位从濠州田间走出的皇帝，靴底还沾着元末战乱的泥垢，眼前却已铺开一幅亟待重整的江山画卷——历经九十八年蒙元统治与十余年战火蹂躏，中原大地千里萧条，百姓流离失所，官府机构荡然无存，就连昔日繁华的江南也处处是断壁残垣。洪武元年正月，朱元璋甫一称帝，便下了第一道诏书：“令州县官抚恤流亡，劝课农桑，逾期不治者论罪。”
他深知“民为邦本，食为民天”，登基之初便大力推行休养生息政策。下令释放奴婢，禁止地主兼并土地，将无主荒地分给流民耕种，还减免三年赋税；同时组织百姓兴修水利，修复黄河、淮河等河道，在江南推广桑麻种植，甚至亲自审定《农桑衣食撮要》，督促地方官教导农民耕作技艺。昔日荒芜的农田渐渐重现生机，逃亡的百姓纷纷返乡，残破的村庄又升起了炊烟。为了掌控人口、稳定赋税，朱元璋还下令编制“黄册”，登记全国户口、田产，又推行“里甲制度”，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里，层层管控，将百姓牢牢束缚在土地上。
整顿完民生，朱元璋将目光投向了朝堂。他亲历过元末权臣专擅的乱象，对官僚集团充满警惕，决心建立一套高度集权的统治体系。他废除了自秦汉以来延续千年的丞相制度，将相权拆分给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又设立锦衣卫，作为皇帝的耳目，监视文武百官的一举一动。为了防止官员腐败，他颁布《大明律》，规定“枉法赃八十贯绞”，量刑之重远超历代。洪武年间，贪官污吏一旦被揭发，轻则流放充军，重则剥皮实草，悬挂在官府大堂警示后人。就连开国功臣也未能幸免，胡惟庸案、蓝玉案接连爆发，数万官员被牵连诛杀，朝堂之上人人自危。
在文化教育方面，朱元璋重拾科举制度，但对考试内容进行了严格限定，规定以“四书五经”为核心，采用八股文格式，考生必须按照朱熹的注释作答，不得自由发挥。这种制度虽然为朝廷选拔了大量人才，却也禁锢了思想，使得明清两代的文人大多沦为死读书的腐儒。与此同时，朱元璋大力推崇儒学，在全国修建孔庙，鼓励地方兴办学校，试图以儒家伦理教化百姓，巩固统治。他还组织编纂《永乐大典》的前身《文献大成》，整理历代典籍，为文化传承做出了一定贡献。
边疆治理上，朱元璋采取“固守防御”的策略。为了抵御北元残余势力的侵扰，他下令修建明长城，从辽东到嘉峪关，绵延数千里的城墙成为中原大地的屏障；又分封诸子为藩王，驻守边疆，如燕王朱棣驻守北平，宁王朱权驻守大宁，依靠藩王势力保卫边疆。同时，他派遣使者与周边国家建立联系，恢复了中断多年的朝贡体系，朝鲜、日本、安南等国纷纷派遣使节前来朝贡，大明王朝的影响力逐渐辐射到东亚地区。
然而，这位铁血帝王的统治也充满了争议。他大兴文字狱，因“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诗句中“光”“则”等字涉嫌影射自己（朱元璋曾当过和尚，“光”指光头，“则”与“贼”谐音），便诛杀了大批文人；他规定百姓不得随意迁徙，出门必须持有“路引”，严格限制了人身自由；晚年的他猜忌心日益加重，动辄株连九族，使得洪武年间成为明朝历史上最为严酷的时期。
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七十一岁的朱元璋在应天皇宫病逝，庙号太祖，葬于明孝陵。他在位三十一年，以铁血手腕整顿吏治、恢复生产、巩固统一，为大明王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他留下的高度集权制度与严苛统治，也为后世埋下了隐患。随着朱允炆登基，一场围绕皇权的骨肉相残即将上演，大明王朝的历史，在新的矛盾与冲突中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