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徽元年至长安四年：武周的崛起与政局再平衡（约黄帝纪年4837—4886年，公元649—704年）
李治在太极殿即位那天，钟鼓只敲了三遍。他没有高谈阔论，只说了一句：“先把贞观的规矩守住。”他把长孙无忌、褚遂良、李积留在中枢，政务按部就班，科举照旧开科，租庸调按田与劳力征收，边军轮换、不轻易出塞。朝堂上，三省像一台稳当的机器：中书拟旨，门下封驳，尚书执行，法令走得慢，错得也少。
后宫里，武则天正从昭仪做起。她懂文书、会断事，常替李治整理奏章，把杂乱的条陈归纳成清晰的方案。李治喜欢她的干练，也倚重她的分寸——起初，她只在帘后听政，不越线、不抢话，把“建议”和“决定”分得清清楚楚。
麻烦先从“废后”开始。王皇后与萧淑妃争宠，后宫屡起风波，李治忍了又忍，终于想废后重立。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坚决反对，理由很简单：废立皇后不是家事，是国事，牵一发而动全身。朝堂上吵得不可开交，李积只淡淡一句：“这是陛下家事，何必问外人。”话一落地，风向就变了。
公元655年，王皇后被废，武则天立为皇后。她依旧在帘后听政，却把“纳谏”和“用法”抓得更紧。她设“匦”——一个投书的匣子，让百姓与官员都能上书言事；她扩“科举”，增加录取名额，首创“殿试”，亲自问策；她整饬吏治，定考核与奖惩，州县不敢再敷衍。李义府、许敬宗被她用起来，擅长文案与法令，把政务推得更顺。
真正的转折，是“二圣临朝”。李治体弱，常让武则天代行批阅，她不越权，却把流程吃得极透：中书省拟旨，门下省审核，尚书省分曹执行，每一环都有人盯。她还设“北门学士”，一群文臣在内廷起草诏令、议论政事，既给皇帝补了智囊，也把权力的中枢悄悄往内廷挪了一步。
边疆并不太平。西突厥反复，吐蕃崛起，百济与高句丽在东边纠缠。李治与武则天不冒进，先稳西域，再图辽东。苏定方平定西突厥，安西都护府站稳脚跟；李积、薛仁贵出征高句丽，连取数城，虽未彻底平定，却把战线推到更远处。对吐蕃，他们先礼后兵，和亲与设防并用，尽量不让边患变成内耗。
朝堂上的刀锋，终究还是要落下。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因反对废后，被一步步排挤出局；上官仪曾劝李治“废武”，事发后被治罪。武则天懂得权力的边界，也懂得人心的底线——她整肃的是“政敌”，不是“群臣”，官员只要守法尽责，依旧能安身立命。她把法度立在前头，再谈恩威。
公元683年，李治崩，太子李显即位，是为唐中宗。李显性子直，想把岳父韦玄贞提进中枢，一句话没说圆，就被武则天废为庐陵王，改立李旦为帝，是为唐睿宗。她从帘后走到台前，称“天后”，总揽朝政。这一步走得极险，却也极稳——她先立规矩，再行废立，不让朝局乱成一锅粥。
地方上，她设“道”为监察区，派黜陟使巡查州县，考核官员、赈济灾荒；她修渠治田，推广新工具，粮食稳了，物价就稳；她继续扩科举，让寒门有路，让门阀让贤，朝堂的“新鲜血液”一年比一年多。骆宾王写《讨武檄文》，骂得痛快，可州县里的百姓更关心赋税是否减轻、官司是否公正——这些，武则天都做得不差。
公元690年，武则天称帝，改国号为“周”，定都洛阳，史称“武周”。她不再躲在帘后，直接坐在龙椅上听政。她用酷吏，也用贤才：来俊臣、周兴掌刑狱，手段狠辣，却也让贪官与豪强收敛；狄仁杰、魏元忠、张柬之掌政务，守法清明，把国家机器运转得有条不紊。她设“告密”制度，让不法之事无处藏；她也定“宽赋”之策，让百姓有喘息。
武周的朝堂，有刀光，也有书卷气。科举照常，诗文兴盛，佛教与道教并行，洛阳成了新的政治与文化中心。大运河依旧繁忙，江南的米盐丝北上，关中与洛阳互通有无；西域商路畅通，胡商与使节往来不绝，城市里茶坊、酒肆、书铺林立，寻常人家也能过上安稳日子。
可权力的平衡，终究要回归。武则天晚年，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得宠，内廷渐有专权之嫌。狄仁杰多次进言，劝她立李氏为嗣——天下思唐，人心向李，这是她绕不过去的现实。她懂，所以她把庐陵王李显召回，立为太子；她也懂，自己百年之后，江山终究要回到李氏手里。
公元705年，张柬之、崔玄暐等发动“神龙政变”，杀二张，逼武则天还位于李显。武周落幕，唐朝复辟。武则天被尊为“则天大圣皇帝”，迁居上阳宫，不久病逝。她留下的，是一个更完善的科举、更顺畅的行政、更稳的边疆，也是一个被重新平衡的权力格局——皇帝、内廷、外朝、门阀与寒门，谁也吃不掉谁，谁也离不了谁。
长安的钟鼓再次响起，朱雀大街上车马如流。李显复位，韦后与安乐公主渐渐抬头，朝堂的暗流又起。但武周的故事已经写完：一个女人从帘后走到台前，用铁腕与智慧稳住了江山，也用制度与人心证明了——谁能让百姓过上好日子，谁就能坐得稳龙椅。历史的戏台，换了主角，却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