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的风是带着刀子的，卷着雪籽“啪嗒啪嗒”撞在糊着旧报纸的窗棂上，把“农业学大寨”的字迹刮得簌簌掉渣。杨秀珍往灶膛里添了把松针，青灰色的烟从灶口冒出来，呛得她咳了两声，眼角却因此润了——火光舔着她满是皱纹的脸，把墙上“光荣之家”的贴画映得发亮。那是她当村书记第三年领的，红绸子镶的边早褪成了浅粉，边角被灶烟熏得发褐，像极了窗台上那盆冻得发蔫的月季。
那月季是去年腊月寄来的。快递员踩着雪进了村，在她那间矮土房门口喊“杨秀珍取包裹”时，她正蹲在灶前翻红薯干。接过包裹时手还在抖，包裹上的寄件人写着“云飞”，旁边用小字注了“秀兰之子”。拆开箱子，除了这盆用旧搪瓷缸栽着的月季，还有张照片：秀兰抱着个半大的小伙子，两人都对着镜头笑，背景是南方常见的青石板路，路边开着她叫不上名的花。
“大姨，我妈总念着您。”电话是第二天打来的，云飞的声音怯生生的，带着南方口音的软，像含了块糖，“我妈说您爱吃红薯干，我给您寄了两斤，您收到没？”
杨秀珍捏着听筒的手发颤，灶上的铝水壶“呜呜”叫起来，白汽蒙了她的眼。她有多少年没听过“秀兰”这两个字了？二十年？还是三十年？当年秀兰跟着男人去南方时，云飞才刚会爬，裹在花襁褓里，秀兰抱着孩子来辞行，蹲在她家炕边哭：“姐，我舍不得你。”她那会儿正给建军缝棉袄，针扎在指头上也没觉疼，抓了把攒了半年的私房钱塞秀兰兜里：“去了那边好好过，别惦记家。”
“有空……就来看看。”她对着听筒说，话没说完，喉咙就被什么堵了。挂了电话，她蹲在灶前扒拉着灰烬，指腹蹭过灶沿上的一道刻痕——那是建军十岁时量身高刻的，刀痕很深，旁边歪歪扭扭刻着“要当解放军”。最后一道刻痕停在“一米七五”，是建军十九岁那年刻的，那天他刚从镇上中学毕业，背着铺盖回来，站在灶前挺得笔直：“妈，我不去读高中了，去砖厂挣钱，给您盖瓦房。”
那年建军也是这么个腊月没的。
煤炭炉子就放在炕边，是他连夜生起来的。建军在镇上的砖厂打工，腊月二十九才赶回来，棉裤膝盖处磨出了洞，冻得耳朵通红，搓着手笑：“妈，今年咱不烧柴了，我买了新炉子，带烟囱的，暖和。”她看着儿子蹲在地上给炉子换烟囱，烟筒接口处用黄泥糊得严严实实；看着他把炕铺得厚厚的，垫了两层新晒的稻草；看着他端着碗饺子坐在炕沿上，筷子夹着个饺子往她嘴边递：“妈，你尝尝，我放了醋，就像你以前做的那样。”
那天夜里雪下得大，她睡前去看了趟建军，他睡得沉，眉头却皱着，像是冷。她把他露在外面的手塞进被窝，又往炉子里添了块煤，听着煤块“噼啪”响，才回自己屋睡了。
第二天一早，她端着热好的饺子进屋，掀开门帘时，心里“咯噔”一下——屋里太静了。建军蜷在炕上，侧脸对着门口，脸白得像窗上的霜，嘴唇却泛着紫。旁边的炉子灭了，烟囱口结着冰碴，炉灰里的煤块还没烧透。
她把碗放在炕沿上，伸手碰了碰儿子的脸，冰得像块石头。她没哭，就坐在炕边看着他，看了好久。直到村主任老张来叫她去领救济粮，掀开门看见这光景，“哎哟”一声蹲在地上，她才忽然“哇”地哭出来。
村里人把建军抬出去的时候，她抓着棺材沿不肯放，指甲抠进木头里，渗出血来。老张掰开她的手，往她手里塞了块毛巾：“珍书记，挺住。你男人走得早，建军是你唯一的指望，可日子还得过。”
她男人走的时候，建军才八岁。那天她正在地里收玉米，玉米秆戳得脸生疼，有人从村口跑过来，边跑边喊“杨秀珍！你家老周在工地摔了！”她扔了镰刀就往镇上跑，布鞋陷在泥里，跑掉了一只也没顾上捡。医院的白床单盖着人，她伸手摸，后背还没冷透，可鼻子里没气了。夜里守着灵，建军攥着她的衣角小声哭，肩膀一抽一抽的，她摸着儿子的头，嗓子干得发疼：“不怕，有妈呢。”
后来村里选书记，老书记拄着拐杖来她家，坐在炕沿上抽了袋烟，拍着她的肩膀说：“珍啊，你是党员，我知道你家里难，可村里也难——东头的水渠堵了，西头的小学漏雨，没人挑头不行。”她看着窗外，建军正蹲在墙根下给小鸡喂食，听见动静仰起脸，眼里亮亮的。她咬了咬牙应了：“行，我干。”
那十年，她是真把村子当成家来守。开春带着人修水渠，天不亮就揣两个窝头下地，鞋底磨穿了就垫层干草，脚底板磨出了血泡，晚上用热水泡了泡，第二天接着干。有回水渠塌方，她第一个跳下去用身子挡，泥水灌进领口，冻得骨头疼，可看着后面的人跟着跳下来，她竟笑了。秋天帮着孤寡老人收庄稼，自己家的玉米烂在地里也没顾上，建军放学来地里找她，捧着个烤玉米递过来：“妈，我给你留的。”她咬了口玉米，甜得眼眶发热。
村里的小学漏雨那年，她揣着自己男人的抚恤金去镇政府。办公室的人说“经费紧张”，她就站在办公室门口等，从早上等到天黑，冻得发烧，嘴唇裂了口子。晚上蹲在镇政府门口的台阶上，她给建军写信，写“妈很快就回去”，写“你要好好吃饭”，写着写着，眼泪滴在信纸上，晕开了墨迹。后来镇长被她堵得没办法，批了笔钱，她拿着批条往回走，走到村口时，看见建军背着书包站在老槐树下等她，书包上还挂着她缝的布老虎。
“珍书记，你图啥？”有回她听见村里的二婶子跟人嘀咕，“男人没了，自个儿苦哈哈拉扯孩子，还管这么多闲事，图个名声？”她正蹲在地里帮二婶子薅草，听见了也没恼，直起腰笑了笑：“图啥？图孩子们能在不漏雨的屋里上学，图老人们能踏实吃口热饭，图这村子能好好的。”就像她男人走之前跟她说的，“把家守好”。
她是想守好的。可男人没守住，儿子也没守住。
建军走后的第三年，经人介绍，她嫁给了邻村的老陈。老陈是个木匠，老实人，前妻生女儿时没保住，就剩个闺女叫小芳，那年才十二。介绍人说“老陈心善，能对你好”，她看着建军的照片想了半宿，应了。她想着，或许换个地方，换种活法，就能把过去那些事压在心底。
可日子没给她这个机会。老陈的闺女小芳不待见她，第一天就把她带来的建军的照片扔在地上，用脚踩：“你别想当我妈！我妈才不会克死自己男人！”她捡起来，照片上的建军还在笑，她抹了把眼泪，没跟孩子置气。后来她给小芳缝棉袄，小芳剪碎了；她给小芳煮鸡蛋，小芳扔到了猪圈里。她都忍着，想着孩子小，忍忍就过去了。
直到有天夜里，小芳把她的铺盖扔到院子里，雪落在棉絮上，很快就白了一片。小芳叉着腰站在门口哭：“你走！我家不欢迎你！我爸说了，就是因为你，我妈才走的！”她转头看老陈，老陈蹲在门槛上抽烟，烟头在黑夜里亮了又灭，始终没说话。
那天晚上，她又走了。背着简单的包袱，里面只有建军的照片和那件没缝完的棉袄。走在月光下的田埂上，跟当年男人走时一样，鞋掉了一只也没顾上捡。她没回原来的村子，村里人都知道她改嫁了，回去怕是更难堪。她在镇子边缘租了间小土房，房后有棵老槐树，树干上能磨掉皮。她靠着给人缝衣服、捡废品过活，缝一件衣服能挣五毛钱，够买两个馒头。
偶尔会有以前的村民遇见她，在镇上的菜市场，惊讶地问：“珍书记？你咋在这儿？”她就笑笑，把手里的烂菜叶往篮子里塞：“换个地方过日子。”没人知道她夜里会拿出建军的照片哭，照片边角被摸得发毛；也没人知道她枕头下还压着当年当书记时的工作证，那上面的照片，她还年轻，梳着齐耳短发，眼神亮得很，嘴角带着笑。
去年冬天，云飞突然打来了电话。秀兰的儿子，那个她只在照片上见过的外甥。
“大姨，我妈说您一个人过，让我多给您打打电话。”云飞的声音很软，像春风吹过麦田，“我妈总说，当年她走的时候，您偷偷塞给她五十块钱，说让她好好过日子。我妈说那钱她存了好多年，没舍得花。”
杨秀珍攥着听筒，眼泪掉了下来，砸在洗得发白的衣襟上。那五十块钱，是她攒了半年的工资，一张十块的，两张二十的，还有十张一块的，她用红布包了三层，塞给秀兰时还嘱咐：“别让你男人知道，留着给孩子买糖吃。”秀兰走的时候，她送了老远，送到村口的老槐树下，看着妹妹的背影越来越小，心里跟剜了块肉似的——她这辈子，姊妹三个，大姐三岁时出痘没了，就剩她和秀兰，如今秀兰也走了，去了那么远的南方，远得像天上的云。
“大姨，我开春就去看您。”云飞说，“我妈也想来，可她去年冬天摔了一跤，腿还没好利索，我先替她去认认门。”
挂了电话，杨秀珍走到窗边，看着外面飘的雪。小土房的窗户玻璃破了块，她用塑料布糊着，风一吹“哗啦啦”响。她从柜子里翻出个旧布包，里面是她给云飞准备的东西——一双纳好的布鞋，黑灯芯绒面，鞋底纳得密密麻麻的，针脚比当年给建军纳的还匀；还有一小袋自己晒的干辣椒，红得发亮，秀兰以前最爱吃，总说“姐，你晒的辣椒比南方的香”。
雪下得大了，院子里的老槐树被雪压弯了枝桠，枝桠上挂着的旧麻绳晃了晃——那是她夏天晒衣服用的。她想起小时候，姊妹几个在槐树下跳皮筋，大姐要是还在，该有多大了？那会儿秀兰才到她腰那么高，扎着两个小辫子，跳皮筋时辫子一甩一甩的。她牵着建军的手，教他数树上的麻雀，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来，落在手背上，暖烘烘的。
“建军，”她对着空气轻声说，声音被风吹得散了些，“你表弟要来了，咱得把屋子收拾收拾。”她拿起扫帚扫雪，扫帚柄是老陈当年给她做的，磨得光溜溜的，握在手里温温的。扫帚扫过雪地，发出“沙沙”的响，雪落在她的头发上，白了一片，可她没觉得冷。
灶上的水壶又开了，白汽慢悠悠地往上飘，撞在房梁上，凝成水珠滴下来。她往灶里又添了把柴，火光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影子随着她的动作晃，像个鲜活的人。她想，等云飞来了，就给她煮碗饺子，放多多的辣椒，就像当年秀兰在家时那样。饺子要包白菜猪肉馅的，建军以前最爱吃，云飞说不定也爱吃。
风还在吹，雪还在下，可杨秀珍的心里，好像有什么东西正悄悄地发芽。就像灶膛里的火，看着快灭了，添把柴，又旺了起来。她抬手抹了把脸，摸到眼角的泪，却笑了——等开春，窗台上的月季该开花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