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在此时省文化厅下发通知，要求各单位选派得力干部，参加为期两年的“乡村振兴文化帮扶”工作队，深入偏远山区。通知强调，这是重要的政治任务，选派人员要“政治过硬、业务精湛、勇于奉献”。
馆务会上，讨论选派名单时气氛有些沉闷。大家都知道，那意味着要离开省城舒适的环境去往条件艰苦的基层，一去就是一年，对于习惯了都市生活的人来说，无异于一次发配。
赵德明端着茶杯，目光在与会人员脸上缓缓扫过，最后，定格在方二军身上。他脸上浮现出那种惯有的、温和而又带着不容置疑意味的笑容。
“二军同志这次在全国美展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为我们馆，我们省都争了光啊！”他先是肯定了一番，然后话锋一转，“这说明二军同志不仅业务能力突出，思想境界也是过硬的。这次厅里的帮扶任务，意义重大，关系到文化惠民‘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我认为，这正是二军同志这样优秀的年轻干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锤炼党性、汲取创作灵感的绝佳机会！我相信，以二军同志的才华和觉悟，一定能在那片广阔的天地里，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大家觉得呢？”
他一番话说得冠冕堂皇，滴水不漏，将一次可能的发配包装成了对方二军的重用和培养。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有人低头喝茶，有人摆弄着手中的笔。谁都听出了这话里的弦外之音，但没人愿意，也没人敢在这个时候站出来反驳馆长，为一个刚刚获奖、风头正劲却显然不懂事的方二军说话。
方二军懵了。他像被一道无声的霹雳击中，大脑一片空白。深入生活？汲取灵感？他当然知道基层的重要性，但为什么偏偏是在他事业刚刚迎来突破，正准备乘胜追击的时候？而且，他听说那个帮扶点，是在远离省城三百多公里外的千峦县大山深处，交通不便，条件极为艰苦。这哪里是机会，这分明是……
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感觉喉咙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他看着赵德明那张看似诚恳、实则不容置疑的脸，一股冰冷的寒意从脚底瞬间窜遍了全身。他明白这是嫉妒，是捧杀，是借刀杀人！他的成功非但没有成为护身符，反而成了催命符！
“馆长，我……”他艰难地开口，声音干涩。
“二军同志有什么困难吗？”赵德明打断他，笑容依旧，眼神却锐利了几分，“这可是组织对你的信任和考验啊。年轻人不要怕吃苦嘛，艰苦的环境最能锻炼人。”
方二军所有想说的话，都被这顶组织的信任和怕吃苦的大帽子给压了回去。他还能说什么？抗争吗？那只会被扣上不识抬举、党性不强的帽子。他像一只被无形之手扼住了喉咙的鸟儿，只能发出无声的哀鸣。
最终名单定了下来。方二军，作为省群艺馆最优秀、最合适的人选，被派往千峦县。消息传回家，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块巨石。方菊芳一听就急了：
“三百多公里？还是大山里头？那得多苦啊！二军从小身子骨就不算壮实，哪受得了那个罪？这刚得了奖，不是该好好在馆里发展吗？怎么还给派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了？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她围着围裙，手里的抹布无意识地反复擦着已经光可鉴人的灶台，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眼里满是心疼和焦虑。
父亲方振富坐在旧沙发上闷着头。他平时话不多，是家里的主心骨。良久，他才重重地叹了口气，烟灰簌簌地落在膝盖上。
“怕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啊。”他声音低沉，带着一种历经世事的沧桑和无奈，“二军这孩子实诚，光知道埋头画画，不懂那些人情世故。他得了这么大的奖，馆里就没人眼红？那个赵馆长，我瞧着就不是个心胸开阔的人。”
“那……那怎么办？”方菊芳的声音带上了哭腔，“就不能不去吗？找找关系？你和文化厅长说说，托托人？！”
方振富摇了摇头，眼神晦暗：“我在卫生系统可以，我和文化厅长也就是开开会打照面的那种认识，工作方面没有打过什么实际交道，我能说上什么话？乡村振兴文化帮扶是组织正式派的任务名正言顺，怎么推？推了二军以后在单位还怎么待？唾沫星子都能淹死他！”
方菊芳一时哑口无言。担忧、气愤、无助，种种复杂的情绪像沉重的铅块，压在他们夫妻两个的心头。他们为儿子的成就感到骄傲，可这骄傲还没来得及细细品味，就被这突如其来的“远调”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他们仿佛已经看到，儿子独自一人，背着行囊，走进那茫茫群山，身影孤独而渺小。
方二军回到家里，看着父母担忧的神情，心里更是像被针扎一样难受。他强挤出一丝笑容，试图安慰他们：“爸，妈，没事的。就当是去采风了，两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那边风景好，没准儿我还能画出更好的作品呢。”
可他越是表现得轻松，方菊芳的眼泪就掉得越凶。方振富只是默默地看着儿子，那眼神里有心疼，有理解，还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女儿方艳华回到家里一进门，就察觉到气氛不对。母亲眼睛红肿，父亲方振富则阴沉着脸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烟雾缭绕得呛人。
“妈，爸，这是怎么了？我哥呢？”方艳华放下手里的水果，关切地问道。
这一问，像是打开了方菊芳泪水的闸门。她拉着女儿的手，未语泪先流，断断续续地将方二军如何获奖，如何被馆长刁难，又如何鬼迷心窍般自己非要往那穷山沟里跑，以及他们老两口如何劝阻无效的事情，原原本本地诉说了一遍。
“艳华啊，你说就该着二军他非要去受那个罪吗？山里头要啥没啥，他一个人可怎么过啊！我这心里，跟刀绞似的啊！”方菊芳泣不成声。
方艳华听着，眉头也渐渐锁紧。她比弟弟年长几岁，已成家立业，看问题更现实一些。她深知弟弟性格里的执拗和清高，也明白艺术家的那点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但这一次，弟弟的如果到了外地，不仅前途未卜，父母更为此伤心，更让年迈的爷爷奶奶也担惊受怕。
她安抚着母亲，心里却开始飞快地盘算。她知道要想改变局面，恐怕得从外部使力。忽然她想起了凌湖和凌湖那位身份显赫的母亲，主管文教科卫的韩青副省长。
“妈，如果能请动韩副省长出面说句话，哪怕只是暗示一下，那个姓赵的馆长还敢如此刁难弟弟吗？弟弟是不是就不用去受苦了？”
听了女儿的话，方菊芳如获至宝，仿佛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她欣喜若狂地拉住女儿的手：“艳华，太好了，我怎么把这件事情忘了呢！韩副省长那是一句话的事情啊！”
方艳华心里很是忐忑。凌湖虽是她的男朋友，但是性格温婉，加之其母身份特殊，方艳华平日里与她母亲说话交往，总是带着几分不自觉的客气和距离感。
方艳华几经犹豫，终于还是硬着头皮，吞吞吐吐地向开了口：“凌湖……有件事，不知道……不知道该不该麻烦你。”
凌湖柔和地看着她：“艳华，有什么事你直说就好，我们是一家人。”
方艳华这才将方二军在省群艺馆的遭遇，以及他赌气非要下乡的事情，选择性地、尽量客观地叙述了一遍，当然，重点突出了赵馆长的心胸狭窄和弟弟面临的困境，弱化了弟弟那番关于“脊梁”的激烈言辞。
“凌湖，我知道这很冒昧！但二军他这一去，我爸妈都快急出病来了。我就想能不能请妈妈，韩省长方便的时候，稍微过问一下？”方艳华说得极其小心，脸都涨红了，眼神里充满了恳求和不自信。
凌湖听完沉吟了片刻。他立刻懂了方艳华的来意。她理解方艳华的爱弟之心和焦急，但也深知自己母亲为官的原则。凌湖轻轻握住方艳华的手，柔声道：“艳华，你别急，二军的事我也很关心。这样吧，正好我今天要回家看我妈，你跟我一起去，当面向她说说情况，好不好？成与不成，总要试过才知道。”
方艳华没想到凌湖如此爽快，心中顿时燃起一丝希望，连忙点头答应。
傍晚，方艳华跟着凌湖来到了韩青副省长的家。韩青刚刚结束一场会议回到家，脸上带着一丝疲惫，但看到凌湖和方艳华，还是露出了温和的笑容。
“阿姨。”方艳华恭敬地问候，手心因为紧张而微微出汗。
“妈妈！”凌湖则更随意一些，上前接过母亲的外套。
寒暄落座后，凌湖便委婉地将方艳华的来意说明了。方艳华赶紧补充，将弟弟的才华、获奖的荣誉以及目前面临的“不公正”待遇，又详细地说了一遍，言辞恳切，几乎带着哭腔。
韩青安静地听着，脸上没有任何不耐烦的神色，偶尔端起茶杯抿一口，目光深邃，让人看不透她的想法。直到方艳华说完，用充满期盼的眼神望着她时，她才缓缓放下茶杯。
“艳华，”韩青的声音平和而清晰，带着一种久居上位者特有的沉稳，“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为人父母，为人姐妹，看到家人受委屈，想方设法要帮忙，这是人之常情。”
方艳华心中一喜，以为有戏。然而，韩青话锋一转，语气变得凝重起来：“但是，正因为我坐在这个位置上，有些规矩，反而更要遵守。文化系统有文化系统的管理体系，省群艺馆有它的直属领导和主管部门。我作为分管副省长，如果因为亲戚关系，就直接对一个科级干部的具体工作安排进行干预，哪怕只是打个电话过问一下，你觉得，下面的人会怎么想？又会怎么做？”
她看着方艳华渐渐变得苍白的脸，继续耐心解释：“这不仅仅是打个招呼那么简单。这会打破组织程序，会给人一种‘权力可以随意越界’的错误信号。今天我可以为你弟弟打招呼，明天别人是不是也可以找我为其他事情打招呼？长此以往，制度的严肃性何在？公平性又何在？”
“而且，”韩青的目光变得锐利了些，“你想过二军的感受吗？他或许有他自己的想法和追求。如果我们强行用权力把他拉回来，安排在一个看似舒适的位置上，他会不会因此感到屈辱？会不会折断了他想要自立自强的翅膀？有时候过度保护，反而是一种伤害。”
韩青的一番话，如同冰水浇头，让方艳华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瞬间熄灭。她听得懂韩青话里的道理，那是在她这个层面无法触及的关于权力、规则和长远影响的深层次考量。她无法反驳，只觉得一阵深深的无力感和羞愧感涌上心头。是啊，自己只想着尽快解决问题，却忘了考虑这些更复杂的东西，让韩省长为难了。
“对不起，是我考虑不周，太冒失了……”方艳华低下头，声音哽咽。
凌湖在一旁也轻轻叹了口气，握了握艳华的手。客厅里的气氛一时有些沉闷。就在这时，书房的门被推开了，凌湖的姥爷韩一石走了出来。
“什么事这么严肃啊？”
韩一石笑着问道，目光扫过众人，最后落在神情沮丧的方艳华身上。凌湖简单地把情况又说了一下。韩一石听着，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他走到方艳华面前，并没有直接谈论如何帮忙，而是饶有兴致地问道：“艳华，你刚才说，你弟弟的画在全国得了奖？是哪一幅？有照片或者画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