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了那面凝聚一生书法精粹的“字墙”后，李斯的心境并未就此停歇，反而感到一种更为深沉的紧迫感。他感到，还有一种关乎书法艺术命脉的责任未曾完成。那些墙壁上的字，虽然直观、震撼，却更多是最终结果的展示，是“其然”。而支撑这些结果的“其所以然”——即他八十年来，从楚地小吏临摹刻石开始，到辅佐始皇统一文字、创制小篆，直至晚年归于平淡，其间对书法用笔、结体、章法、气韵的独到心得、失败教训与不传之秘，若不加以系统整理、着录成文，恐将随他这具老朽之躯一同埋入黄土。他不忍这些凝聚了无数心血、甚至伴随着帝国文字统一大业的实践经验就此失传，尤其是在看到孙儿李赟对世间一切学问知识那种天然的亲近与如饥似渴的求知欲之后。于是，他决定，要将这些毕生积累的心得，去芜存菁，着录成书，命名为《李氏笔诀》，以期“传后世”，为后来者点一盏微灯。
这并非一部追求文采飞扬、辞藻华丽的宏篇巨着，而更像是一部朴实无华、字字珠玑的经验总结与技法指南。李斯彻底摒弃了所有浮华的修饰，力求用最精准、最简洁、近乎刀刻斧凿般的语言，将他关于篆书（尤其是小篆）书写的核心要领、心法诀窍，毫无保留地记录下来。
他首先从最基础、也最关键的“执笔”与“运腕”讲起，这看似简单，实为根基。他详细描述了“指实掌虚”的具体姿态，如何通过调整呼吸的缓急深浅来配合运笔的节奏，如何灵活运用手腕的悬、枕、提、按等不同角度和力道，写出或圆劲如钗股、或犀利如刀锋的粗细、方圆变化的线条。他甚至坦诚地提到了自己晚年因衰老而“手颤”的困扰，以及他如何通过调整笔意和心态，将这种生理缺陷转化为独特艺术风格的体会，字里行间充满豁达与智慧：“夫手有微恙，然心不可堕。执笔贵在稳心，非全赖指力。顺势而为，颤亦成韵；拙中藏巧，反得天然之趣。若强求平直，反失生机。”这段源自切身感悟的论述，无疑是这部笔诀中最具个人色彩、也最发人深省的部分。
接着，他系统地、近乎解剖般细致地阐述了“笔画”的书写规律。不仅仅是表面的横平竖直，更深入强调了在起笔的“藏锋”与“露锋”、行笔的“中锋”与“侧锋”、收笔的“回锋”与“出锋”过程中，笔锋的微妙变化（如提拔、转折、顿挫），以及如何通过这些精微的变化，赋予每一根线条以不同的质感（如屋漏痕、锥画沙）与情绪（如沉着痛快、飘逸洒脱）。他时常结合自己那面“字墙”上的具体实例，一一剖析，为何“法”字之横需如利剑出鞘，蕴含斩钉截铁之力；而“隐”字之捺则需如孤云出岫，透出含蓄悠远之味。
在“结体”部分，他超越单字笔画，深入讲解了如何匠心独运地安排字内点画的空间关系，如何通过“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的对比，通过点画之间的俯仰、向背、避就、呼应，使每一个独立的汉字都成为一个平衡、和谐而又充满内在张力与生命力的个体。他尤其强调“计白当黑”的至高理念，认为字间的留白与笔墨的分布同等重要，空白处亦是灵气往来、生命流动之所。
最后，他谈到了“章法”与“气韵”。这是书法的更高境界，关乎整篇作品的谋篇布局与内在精神的贯通流淌。他写道：“作书之道，贵在气脉相连。一字乃至通篇，需如行云流水，笔断意连，一气呵成。意在笔先，情注墨中，则神采自现。布局当知疏密有致，虚实相生，如排兵布阵，虽静亦动。” 这已不仅是技法，更是艺术哲学与人格修养的体现了。
着写《李氏笔诀》的过程，对李斯而言，是一次对自身八十载笔墨生涯的彻底梳理与反思，也是一次毫无保留的、面向未来的传承。他写得很慢，极其认真，有时为了斟酌一个最贴切的字眼，会搁笔沉思许久，直至找到那“唯一”的表述。他的手依旧会不受控制地微颤，写出的字迹也因此带着一股苍劲、古拙、仿佛历经风霜侵蚀的特殊风骨，但这恰恰使得这部手稿本身，就成为了他书法理念——“人书俱老”、“无意于佳乃佳”——的最佳范本。
在写作间隙，他会将这部正在撰写中的《笔诀》手稿示于绕膝的孙儿李赟，并非强求他继承书艺，而是作为一种知识的熏陶。他耐心地为孙儿讲解执笔的要点，比划手腕的运转，分析字墙上某个字的结构妙处。李赟虽然志趣更多在于星辰大海，但对知识有着天生的敬畏与热爱，他仔细聆听着祖父的每一句讲解，观察着祖父运笔的动作，眼中闪烁着求知的光芒。李斯深知，这部《笔诀》或许不会像他的政绩或那面字墙那样引人瞩目，但它所承载的、历经一生磨砺的经验与智慧，若能通过孙儿或其他有缘人流传下去，或许能在未来某个时刻，悄然点亮一位学书者的道路，滋养后世对文字之美的感悟。那么，他这笔墨一生，便算是真正有了归宿，完成了最后一次，也是最具温情与文化意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