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日新月异的变化与来自四方的新奇讯息，深深地触动了李斯。他感到，自己晚年撰写的《忆往录》，更多是对过去的总结与反思，而眼前这个正在急速拓展、变得愈发丰富多彩的世界，同样值得被记录下来。一种强烈的使命感驱使着他，要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依据所闻所见，“着《寰宇志》记风物”，为后人留下一部关于这个时代崭新面貌的见证。
这部他计划中的《寰宇志》，其立意与专注于朝堂风云与个人功过得失的《忆往录》截然不同。它不再沉湎于过去，而是满怀热忱地拥抱当下与未来，将目光投向了帝国疆域之外，乃至已知世界的边缘。李斯深知，凭借自己年老体衰之躯，已无法像年轻时那样周游列国、实地考察，但他可以做一个勤奋而谨慎的编织者，将通过各种可靠渠道汇聚而来的信息碎片——朝廷通传各郡的邸报、往来于长安和家乡的商旅队首领的亲身见闻、儿子李由及其旧部属从各地寄来的详实信件、甚至与那些因技艺精湛而受朝廷征召的墨家、公输家工匠交流中获得的地理、器物知识——进行仔细的筛选、严谨的甄别、系统的整理，最终汇集成一部尽可能详实可信的着作。
书写的过程，对李斯而言，仿佛是一场酣畅淋漓的精神上的远游，使他暂时忘却了身体的衰朽。在乡间茅舍那昏黄而温暖的油灯下，他铺开略显粗糙的纸笺，用那支伴随他多年的狼毫笔，虽然笔触因年迈而微颤，落墨却异常坚定。
他首先以宏大的笔触描绘帝国的四至与新拓的边疆。这已不再是《禹贡》或传统观念中“东至海，西至临洮，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的模糊概念，而是力求精确地记录北疆因“海东稻”推广而日益繁荣稳固的屯田据点（如朔方、五原的新垦区），东南沿海新设立的负责管理海外贸易、征收舶税的市舶司（如番禺、交趾市舶司）及其所依托的繁华港口，乃至通过海路探索所知的、位于东方大洋中的“倭人列岛”（东瀛）的大致方位和其地“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的零星风闻。
接着，他将探索的目光投向更加遥远的异域。他根据往来于身毒（印度）的商队描述，尽力勾勒出那片土地的富庶，提及那里盛产明珠、璧流离、犀象，且有着“修浮图道，不杀伐，不争斗”的独特风俗和深奥的哲学思想；他记载了“安息”（波斯）人“善市贾，争分铢”，其地多骏马、狮子，有专务“事火神”的拜火之俗；他甚至依据一些经由数道转述、极其模糊的信息，提到了更西方的“大秦”（罗马），言其“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宫室皆以水精（玻璃）为柱”，其民“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好用中国丝缯，但其具体情形，则坦诚“道里遥远，幽邈难详”。对于南洋诸番，他则依据海商水手之言，记述了“诸薄”（爪哇）、“姑奴”（苏门答腊）等大岛及其出产的丁香、胡椒、檀香、苏木等珍物，以及“体黑卷发，善潜水”的土着民风。
他还专门开辟章节，以一名好奇学者而非昔日宰相的心态，细致记录那些传入帝国的海外物种与奇器。他不仅描述胡椒、丁香等香料的形态与用途，还试图记录其种植习性；他提及象牙、犀角、珊瑚的产地与价值，并注明其多为贡品或由海商贩运而来；他甚至根据有限的观察，记录了海外传来的玻璃器皿“其色或青或白或赤，虚脆不贞，然光洁透亮，异于陶玉”，以及胡琵琶“曲颈，四弦或五弦”、筚篥“状类胡笳，声甚悲咽”等乐器的具体形制与独特音色。
对于新开辟的海路丝绸之路，这位昔日的帝国制度设计者更是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他试图依据老水手和资深海商的口述，结合简单的图示，描绘出从南海郡（广州）或交趾郡出发，顺冬季东北风南下，经“涨海”（西沙群岛）、占婆，穿“质”（马六甲海峡或巽他海峡），入“大涨海”（印度洋），利用西南风航抵“己程不国”（斯里兰卡）或印度南端的大致航线。他记录了航行所需严格遵循的季风规律——“船舶而行，以十一月、十二月，就北风；四月、五月，乃有南风”，并提及沿途可能遇到的黑风（风暴）、浅礁（暗沙）以及海中的“巨鱼”（鲸）等风险与奇景。他深知，这份凭借耳食之言绘就的航线图必然粗疏，甚至可能存在谬误，但他坚信，“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留下一个初步的、可供验证和批判的轮廓，远比因畏惧错误而保持一片空白要好上千百倍。
着写《寰宇志》的过程，对李斯而言，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认知刷新与精神升华。他仿佛彻底挣脱了年老体衰和内政纷争的桎梏，神游于一个比他所知所治的帝国还要广阔无数倍的天地。每一次落笔，都像是在他无比熟悉的华夏版图之外，又点亮了一盏微弱的灯火，虽然光芒有限，却能顽强地照亮一片片未知的黑暗，为后来者指引方向。他深切地明白，这部仓促而成的《寰宇志》或许在他有生之年无法尽善尽美，难免挂一漏万，但它所承载的，是一个古老文明在主动拥抱世界、与异质文化碰撞交融时，所迸发出的那份最原始、最宝贵的好奇心、探索的勇气与记录的真诚。这，或许是他能为这个他深爱着的、正变得日新月异的帝国，所做的最后一件事，也是他生命乐章的一个沉静而悠远的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