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总揽朝政、权倾朝野的同时，李斯为自己设定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铁律——事事必须禀报皇帝，并且严格遵循皇帝所表达的意向，哪怕这意向极其微弱，甚至只是病榻上的一句呓语。这并非虚伪的表演，而是他深谙权力之道后，采取的至关重要的自保与维稳策略。
每日，送往甘泉宫的不仅仅是那些附有李斯拟票的奏章，还有一份由丞相府专人撰写的《日行政务摘要》。这份摘要并非流水账，而是精炼地概括了当日丞相府处理的主要事项、做出的重要决定、以及收到的关键信息。例如：“巳时，议定陇西军屯粮草补给方案，计粟米五千石，依去岁成例。”“午时，接南海郡飞鸽传书，言新迁移民已妥善安置，辟田千亩。”“未时，与治粟内史议明年漕运预算，核减不必要的工程三项。”等等。这份摘要，确保扶苏即便无力细览每一份奏章，也能对帝国日常运转的大致情况有所了解，维持其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知情权”。
对于需要皇帝明确授权的事务，李斯更是恪守程序。即便是那些他内心已有决断，并且确信自己的决定是最优选择的事情，他也绝不会先行实施。他一定会形成正式的奏章，详细阐述事情原委、利弊分析以及自己的处理建议，派人送至甘泉宫，等待皇帝的批示。
这个过程有时会显得效率低下。例如，某边郡发生小规模蛮族骚扰，郡守请求调兵清剿。李斯从军事角度看，认为应当立即派兵弹压，以防事态扩大。但他仍然会撰写奏章，陈述利害，并提出调兵建议，快马送往咸阳。他甚至会预先做好调兵的准备，但军队绝不会在他得到皇帝明确的“可”或“依丞相所议”的批示前出动。有时，因为扶苏病体不适，批复延迟一两天，可能会错过最佳时机，但李斯宁愿承担军事上可能的小损失，也绝不越雷池一步。
更极端的情况下，当扶苏偶尔精神稍好，对某些政务提出与李斯不同的看法时，即使李斯内心认为皇帝的想法过于理想化或不切实际，他也会毫不犹豫地遵照皇帝的意见去执行。
一次，关于如何处置一批因饥荒而抢劫官仓的灾民，廷尉府依照秦律，拟定为首者斩，胁从者黥面流放。李斯审阅后，认为依法处置并无不妥，可以起到震慑作用。但在禀报扶苏时，扶苏却流露出不忍之色，虚弱地说：“其情可悯…皆因饥馑所迫…可否…酌情减免？”
若是依照李斯以往辅佐始皇时的风格，定会坚持依法严惩，以儆效尤。但此刻，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立即躬身道：“陛下仁德，泽被苍生。臣即刻令廷尉府重新议罪，酌情宽宥。”
最终，这批灾民的首犯由斩刑改为黥面戍边，胁从者则罚作苦役一段时间后释放。李斯放弃了自己认为更符合“法理”的方案，遵循了扶苏基于“仁政”理念的意向。他知道，这样做或许会削弱法律的威慑力，但在当前形势下，维护皇帝的权威和体现新政的“仁德”形象，比严格执法更为重要。
这种事事禀报遵帝意的做法，看似繁琐甚至有些迂腐，却产生了多重效果：
其一，它最大限度地尊重和维护了扶苏作为皇帝的尊严和权威，避免了“权臣欺主”的舆论出现，使得李斯的摄政具有了合法的外衣。
其二，它有效地安抚了那些忠于皇室、对丞相权力过大心存疑虑的臣子（如蒙恬等军方势力），向他们表明，李斯并无不臣之心，一切行动皆在皇帝认可之下。
其三，它将李斯自己置于一个相对安全的位置。所有决策，最终都是以皇帝的名义发出，李斯只是执行者。一旦政策出现问题，追究起来，首要责任在于皇帝（或病重的皇帝无法追责），而李斯则有了回旋的余地。
李斯如同一个技艺高超的走索者，手中握着帝国的实权，脚下却是必须时刻保持平衡的君臣纲常。事事禀报遵帝意，就是他手中那根维持平衡的长竿。他小心翼翼地运用着这巨大的权力，既要推动帝国前进，又要确保自己不会从权力的高空坠落，粉身碎骨。这一切，只为了在那个注定到来的风雨时刻，他和他所守护的帝国，能够有足够的韧性去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