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林瀚和他的研究小组埋头于特区方案的细化和论证时，计委内部，乃至更高层面的舆论场，并非只有一种声音。滨州项目的失败，虽然印证了林瀚的先见之明，为改革派提供了有力的论据，但也同样刺激了保守势力的神经，让他们更加警惕和抵触任何带有“冒险”色彩的改革举措。
一场围绕着“特区”理念的思想交锋，在看似平静的水面下，愈演愈烈。
这天下午，曾卫国司长被叫去参加了一个由计委一位资深副主任高世安主持的内部座谈会。高世安副主任资历极老，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坚定扞卫者，向来对“市场调节”、“商品经济”等提法持保留态度，与张景春副主任的思路常有龃龉。参会者多是各司局里思想偏于保守，或与重工业、传统计划管理领域关系密切的干部。
会议的议题本是讨论“如何加强和改进宏观经济调控”，但很快，话题就引到了近期热门的经济特区设想上。
“最近，委里有些同志，提出了一些很大胆的设想。”高世安副主任坐在主位，慢条斯理地开口，他年近六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声音不高，却自带一股威严，“比如，要在沿海划出几块地方，搞什么‘经济特区’，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和管理体制。”
他端起茶杯，呷了一口，目光扫过在场众人：“听起来很新，也很吸引人。但是，同志们，我们要冷静啊。我们要问几个为什么。”
他放下茶杯，手指轻轻敲着桌面：“为什么要搞特区？是不是我们认为，现在全国通行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已经不行了？需要在某些地方搞一套不同的东西？”
这话极其尖锐，直接将特区设想拔高到了对现行根本制度的质疑层面。
“特区特在哪里？”他继续发问，“无非是给外资超国民待遇，土地可以卖，外汇可以自由调剂，工厂可以随便招工开除……这和资本主义国家有什么区别？这会不会形成新的‘租界’？主权尊严还要不要？”
马向前处长立刻接口，语气激动：“高主任说得太对了！这就是问题的本质！我们现在有些年轻人，读了几本洋书，就以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总想着照搬西方那一套。这是非常危险的倾向！滨州项目是出了问题，但那只是个别现象，是工作失误，不能因此就否定我们整个计划体制的优越性！更不能因此就打开国门，让资本主义的东西长驱直入！”
另一位负责物资调配的副处长也附和道：“是啊，如果特区真的搞起来，它需要的原材料、能源，是不是要走计划渠道？如果给它特殊政策，它到市场上去高价收购，岂不是要冲击全国的计划供应？它生产出来的产品，如果内销，是不是又破坏了社会主义统一市场？这里面的矛盾，根本无法调和！”
“还有意识形态问题！”一位搞政工出身的研究员严肃地说，“外资进来，必然带来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腐蚀我们的干部和群众。特区和内地之间的人员流动怎么管理？会不会成为资产阶级思想泛滥的温床？我们辛辛苦苦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难道要在特区开一个口子吗？”
会上，质疑和反对的声音占据了主流。他们从国家主权、经济制度、计划管理、意识形态等多个维度，对特区设想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和否定。虽然没有人直接点名林瀚，但所有人都知道，这场风暴的中心，就是那个刚刚被破格提拔的年轻人和他所主导的研究。
曾卫国坐在角落里，面色平静地听着，偶尔在本子上记录几句。他没有急于反驳，他知道，在这种场合，针锋相对的争论意义不大，反而容易激化矛盾。他需要的是将这些问题带回去，让林瀚他们研究得更加透彻，准备得更加充分。
会议最后，高世安副主任做了总结，语气意味深长：“改革，是必须要坚持的。但怎么改，朝哪个方向改，需要慎重研究，稳妥推进。我们不能因为要打开窗户，就把房门和地基都拆了。更不能被一些看似新颖、实则冒险的想法冲昏了头脑。还是要坚持计划经济为主，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纯洁性。对于那些可能带来重大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提议，一定要充分论证，慎之又慎！”
座谈会结束后，曾卫国回到办公室，立刻让秘书去叫林瀚。
林瀚很快赶来，身上还带着伏案工作的疲惫。
“坐。”曾卫国指了指椅子，将下午座谈会的主要情况，特别是高世安副主任和那些保守派提出的核心质疑，原原本本、不加修饰地转述给了林瀚。
林瀚认真地听着，眉头渐渐锁紧。他意识到，之前的自己，可能还是低估了改革所面临的意识形态和既得利益阻力。这些质疑，并非胡搅蛮缠，很多都切中了要害，是特区建设乃至整个改革开放进程中，无法回避、必须解决的深层次矛盾。
“压力很大啊。”曾卫国看着林瀚，“高副主任他们的意见，代表了一股很强的力量。他们的担心，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你的研究报告，如果不能正面回应和化解这些核心质疑，那么无论设想多么美好，都很难获得通过，甚至可能引火烧身。”
林瀚深吸一口气，目光却变得更加坚定：“曾司长，我明白。这些问题，其实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都已经接触到了，只是还没有系统地进行梳理和回应。”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看着楼下熙熙攘攘的人群，仿佛在组织语言，然后转过身，清晰地说道：
“关于主权问题，特区不是飞地，立法权、司法权、行政终审权都在中央，何来丧失主权？”
“关于制度问题，特区是在国家宏观计划指导下，更多地发挥市场调节作用，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和探索，不是另搞一套。邓小平同志也说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关于冲击计划问题，我们可以设计‘双轨制’的过渡方案，特区所需部分物资通过市场渠道解决，同时通过税收、利润上缴等方式反哺全国。”
“关于意识形态，关键在于加强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而不是因噎废食。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本身就是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最好证明！”
他的语气沉着而有力，显然对这些问题有过深入的思考。
“光有这些原则性的回应还不够。”曾卫国提醒道，“需要更具体、更扎实的论据和方案。”
“是的。”林瀚点头，“这正是我们研究小组下一步的重点。我们会针对每一个质疑，进行专题研究，拿出具有说服力的分析报告和应对预案。比如，针对意识形态风险，我们可以提出一套‘特区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纲要’；针对冲击计划的问题，我们可以设计详细的‘特区与内地经济协作与利益调节机制’……”
他看着曾卫国，眼神中充满了不屈的斗志：“有不同的声音是好事，这能促使我们把问题想得更深、更透，把方案做得更完善、更稳妥。请司长放心，我们一定交出一份不仅能描绘蓝图，更能有效回应各方关切、化解各类风险的、沉甸甸的总体方案！”
曾卫国看着眼前这个在压力下反而更加锋芒内敛的年轻人，心中暗自点头。他知道，林瀚已经具备了在复杂政治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关键素质——不仅有超前的眼光，更有应对现实阻力的智慧和韧性。
“好！”曾卫国终于露出了些许笑容，“我就等着看你们的成果。记住，时间紧，任务重，但质量决不能放松！”
“是！”
林瀚离开曾卫国的办公室，没有直接回研究小组，而是再次走上了那个僻静的楼梯间。他需要一点时间，独自消化这扑面而来的压力，并调整后续的研究策略。
另一种声音的存在，让他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他走的这条路，绝非坦途。他面对的，不仅是陈旧观念的束缚，更是盘根错节的利益格局。他不能仅仅做一个理想主义的规划师，更必须成为一个精通政治博弈的实干家。
他掏出烟盒，这次却没有点燃。只是将香烟在鼻尖轻轻嗅了嗅，然后毅然决然地放了回去。
战斗的号角已经吹响，他需要保持最清醒的头脑。前方的路布满荆棘，但他别无选择，只能披荆斩棘，勇往直前。为了前世未竟的遗憾，更为了今生所能创造的、无限可能的未来。他转身，迈着坚定的步伐，走下楼梯，走向那间承载着希望与梦想的狭小办公室。在那里，他的战友们，正在等待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