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还没亮透，王蓉已经坐在了炕沿。
那只半旧的深蓝色双肩背包摊开在膝盖上，像一张等待填充的嘴。她一件一件地放进去：两套换洗衣服，母亲李明珍昨夜赶着缝完的；三双袜子，袜底纳得密密实实；牙刷牙膏，镇上小卖部最便宜的那种；录取通知书和档案袋，用塑料袋裹了三层，压在背包最里侧的夹层。
她的手在背包上方停顿了片刻。
然后起身，走到堂屋那张掉了漆的八仙桌前。桌上供着祖母的牌位，牌位前是一只缺了角的粗陶碗。碗里盛着半碗土，土是昨天下午从溪边挖来的——就是姐姐王玲常去坐着发呆的那段溪岸。
王蓉用指尖捻起一小撮土。土是褐色的，夹杂着细小的砂粒和干枯的草屑。她记得这土的气味：下雨前是腥的，雨后是清的，太阳晒久了会有一种暖烘烘的、类似谷物晒干的味道。此刻的土已经半干，在她指间簌簌地落下几粒。
她翻出一个小小的、用碎布头缝成的布袋——那是她七岁时学针线，在王玲手把手的指导下做的第一个成品。针脚歪歪扭扭，收口处还露着线头。布袋原本装过几颗玻璃弹珠，后来空了，一直收在抽屉深处。
王蓉小心翼翼地将陶碗里的土装进布袋，只装了半满。土沉甸甸的，压在掌心有一种奇异的实在感。她将布袋口收紧，打了两个死结，又用细麻绳缠了几圈，这才将它放进背包外侧的小兜里。拉上拉链时，她顿了顿，又将拉链拉开一道缝，伸手进去摸了摸那布袋粗糙的表面。
装那玩意儿干啥？母亲李明珍的声音从灶间传来，带着清晨的沙哑和柴火烟气，城里到处都是水泥地，你还怕没土？
王蓉没回头，只是将拉链重新拉好。带着安心。她说。
其实她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要带这一捧土。或许就像鸟儿离巢前要衔一根树枝，远行的人要带一包故乡的盐。这土不是用来种的——她知道大学宿舍的窗台上摆不了花盆，宿管阿姨会训斥。这土只是一种象征，一种确认：无论走得多远，她的根还扎在这片混杂着砂砾和草屑的褐色土壤里。
李明珍端着一碗荷包蛋走进来，两个鸡蛋卧在清汤里，蛋白边缘泛着微微的焦黄——那是铁锅大火煎出的痕迹，城里煤气灶做不出的火候。碗沿搁着一双筷子，筷子头朝着王蓉的方向。
吃了。李明珍将碗放在桌上，声音硬邦邦的，像在命令。
王蓉坐下来，夹起一个鸡蛋。蛋黄还是糖心的，咬破的瞬间流淌出来，混着酱油的咸鲜。这是她从小吃到大的味道，母亲永远掌握不好糖心与全熟之间的分寸，每次都是这样，破了，流了，她总要手忙脚乱地去吮。
路上小心。李明珍站在桌边，用围裙擦着手，一遍又一遍，钱分开放，裤衩里头缝的那个口袋装最重要的。火车上别跟陌生人说话，递过来的吃的喝的千万别接。到站了就给村里小卖部打电话，你爸会去接。
妈，那是省城，有公用电话。那也得打。
知道了。
王蓉埋头吃蛋，不敢抬头看母亲的眼睛。她知道李明珍在盯着她，那目光像刷子一样刮过她的头顶、肩膀、后背。这目光她太熟悉了——姐姐王玲出嫁那天早上，母亲也是这样盯着王玲梳头、换衣，一句话没说，只是盯着，仿佛要用目光将女儿的形状刻进骨子里。
背包的侧兜里，那袋土随着她舀汤的动作轻轻晃动。她能感觉到它的存在，像一颗微弱但顽强的心跳。
窗外的天色又亮了一些。鸡叫了第二遍，邻居家的狗开始吠。王建国推着自行车从院外进来，车把上挂着两个尼龙网兜，兜里装着苹果和煮鸡蛋——那是给王蓉路上吃的。他把车支在院当中，站在屋门口，拍了拍身上的灰。
该走了，他说，赶早班车到县里，才来得及换火车。
王蓉端起碗，将最后一口汤喝尽。汤里有一片小小的蛋壳碎片，她含在嘴里，用舌尖抵着，感受它锋利的边缘。然后她起身，将碗筷拿到灶间，仔细地冲洗干净，倒扣在沥水架上。
她背起背包。背包比想象中沉，那一小袋土并不重，重的或许是那三本塞在夹层里的旧书——高中语文老师送给她的《唐诗三百首》、《宋词选注》，还有一本卷了遍的《平凡的世界》。老师说：带去，想家的时候翻翻。
母亲李明珍突然上前一步，伸手帮她调整背带。那双粗糙的、指关节粗大的手在她肩上停留了几秒，用力按了按，又迅速松开。
走吧。李明珍转过身去，开始收拾桌上的空碗。
王蓉走到院中。清晨的空气带着露水的凉意，吸入肺里有一种刺痛般的清醒。她回头看了一眼堂屋：祖母的牌位静立在昏暗的光线中，牌位前的陶碗空了，碗底还沾着几粒褐色的土。
父亲已经将网兜挂在车把上，自行车的前轮指向院门外那条土路。路的尽头是村口，村口有棵老槐树，槐树旁是等班车的水泥站牌。
王蓉最后摸了摸背包外侧的小兜。隔着帆布，她能摸到布袋隐约的轮廓，里面的土随着她的动作轻轻移位，发出极细微的沙沙声。
这声音，将和铁轨的轰鸣一起，陪伴她走过接下来的三百多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