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南川把《透明十条2.0》打印成了薄薄一册，白色胶装，封面只有四行黑字：到点签收、二次复核、失败回执、公开问答。他把册子放在会议桌中央，像摆下一只测温计。
“十点整，发布会。”他抬手看表，“我们不再只给社会一个‘看见’，还给每一个到场的普通人一个签收的手感。”
我把肩上的风衣搭在椅背，手机屏幕还停在凌晨的工单流——分钟化公示之后，城市像被人轻轻拨快了心跳。后台的计时器绕着秒针跑，红绿点像雨。邵旸在我身旁低声说：“弹幕已经开始问了，‘到点签收’到底是什么？”
“不是手写名字。”我说，“是把‘我看到问题—他承认责任—做了什么—什么时候做完’四步，打包成可以回看的动作片。签的不是字，签的是动作。”
会议室外传来走廊的回音，江阮推门进来，气息里还带着站牌油漆味。她把本子翻到第三页：“二次复核怎么落？”
纪南川把笔尖点在表格上：“第一签给责任单位，第二签给独立复核——律所、民间社群、媒体观察员三选一。同一件事不许自己给自己盖‘完成’章。”
“会挤破他们的脸面。”我笑了一下，“很好。”
十点整，发布会开始。我们的会场不在市中心大楼，而在城南安置点的活动棚——那是我昨晚巡站时做的决定。椅子是临时借来的，白布上还粘着泥点。可就是这泥点，让话不空。
“各位，‘透明十条2.0’今天上线。”江阮站在台前，声音干净，“最大的变化是两条——到点签收与二次复核。”
屏幕亮起第一张图，是一条从“首回执”到“终回执”的细颗粒度时间线，每个节点都能点开动图。台下有老人眯起眼睛看，年轻妈妈一边哄孩子一边举手机拍，几名公交司机显然被“拍站牌回执”的小图标吸引了注意力。
“我讲例子。”我接过话筒，调到‘样板区接驳线’那条线：“对象：样板区?三院接驳；编号：时序对齐—临时站入库—播报—拍站牌；期限：t＋1。今天上午十点二十，第一班靠站。十点四十五，第二班靠站。十点五十八，第一条二次复核发出：居民代表上传了‘播报缺失’的视频，系统二次提醒，司机回传补播，到点签收。”
“我还是不懂，”一位拄拐的老伯举手，“签收是谁签？”
“你们。”我把镜头拉近，“从今天起，凡涉及民生类工单，最后一格‘终回执’旁边，多一个‘居民签收’按钮。你们按下去，系统问三件事：做没做、做得怎么样、有没有要补的。你的三行字，会和责任单位的‘完成说明’一起上墙。如果两边对不上，就触发二次复核。”
老人点点头，嘴角的褶子松下来一点。另一边，一位穿深蓝制服的中层干部站起身，清清嗓子：“如果居民签收迟迟不按，会不会导致我们‘完工’卡在系统里？”
“所以我们加了**‘合理迟延’。”纪南川接住，“你们说清理由与证据，系统给你t＋3的等待窗**，同时把‘待签收’挂在公开看板上。公开的等待，不会成为黑箱。”
大厅外，风带起篷布的边，打得嗵嗵响。我看见安然从最后一排比了个oK：后台分钟化与“签收窗”已经并好。我回个手势，正准备落一个轻松的收尾，一道问题从媒体区弹了出来：
“请问，失败回执仍会‘丢脸’。尤其是有几家单位——他们的失败回执连着挂了两周。”
“失败不是耻辱。”我说，“重复失败才是。我们在2.0里给失败回执加了**‘动作复盘’——写明为什么失败，有没有‘假快’、有没有‘外包不足’，谁承担调整。你们可以骂，但我们更希望你们看‘第二次尝试’**是什么。”
“那你们的二次复核，会不会被操纵？”另一个记者问。
“让更多的人进来。”我翻到最后一页，“法律人、技术志愿者、公众观察——三方拼图。对每一份复核，系统都会随机抽取外部观察员，给复核的复核。”
会后，有个公交司机在棚口等我：“你是苏律师吧？今天那个‘拍站牌回执’，我们同事都说麻烦。但我觉得还行。”
“为什么？”
“我家老娘也等过四十分钟。”他的眼睛像两颗熄了火的煤，“她只要知道等多久。”
我点了一根笔，把“知道等多久”写在我随身的小卡片上。那卡片塞满了人的句子：别把‘问责’当爽文、回执只讲动作，不讲脸、不是要闹，是要到点……它们像城里的路标，提醒我别走回旧世界。
午后回到办公室，安然把2.0在前端的微调发我：签收窗旁边加了“温柔回执”的入口——可以选择“行动协助”“陪同办理”“电话慰问”。我盯着“温柔”两个字，忽然想起刚刚棚里那个孩子的哭声——是困了，也是饿了。
“晚上有时间吗？”江阮走进来，指了指屏幕，“‘程序冷漠论’开始回潮了。有人说我们是用流程躲责任。”
“那就把‘温柔回执’的第一单，我们亲自送到。”我合上电脑，“我来写编号，你来到点。”
她笑了一下：“行。”
窗外的天色慢慢沉下去，像被人换成了慢速滤镜。十条新的规则在城市里展开，就像在一张旧网底下铺了一层更细的线。抓住的，不只是问题，还有人心。
我把《透明十条2.0》的封四翻过来，在空白处写：
对象：每一张被冷风吹皱的脸
编号：到点签收—二次复核—温柔回执
期限：今晚，先从一户开始
写完，我把那张卡片插回口袋。规则要落在手上，才算真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