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内，国徽在穹顶灯光的映照下熠熠生辉，鎏金的“法”字悬挂正中，散发着不容亵渎的威严。
庭内空气仿佛被凝固，旁听席座无虚席，连过道上都站满了人，其中不乏头发花白的红星厂老工人，他们攥着褪色的厂徽，眼神里满是期待与沉重。
被告人席上，沈国荣穿着一身灰蓝色囚服，往日精心打理的头发如今散乱地贴在头皮上，鬓角的白发格外刺眼。
他低垂着头，双手交握放在膝上，指关节因用力而泛白，全然没了昔日企业家的意气风发。与之相对的公诉人席前，厚厚的案卷码成整齐的方块，每一本都承载着二十年的等待与追寻。
旁听席第一排，陈江河年迈的父母并肩而坐。
陈父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背脊挺得笔直，浑浊的眼睛死死盯着被告席，眼角的皱纹里嵌着未干的泪痕；陈母则紧紧攥着丈夫的手，指节因用力而变形，单薄的肩膀不住地颤抖。
庭审已持续了三天，控辩双方的交锋激烈而胶着。
公诉人随后逐一出示证据链：水库底打捞的白骨经dNA比对确认是陈江河，铁盒中的工作证与旧照片成为身份铁证；
恢复的通话记录，清晰标注着1999年6月28日陈江河与沈国荣、孙老四的联系轨迹；
红色罐车的报废记录与行车路线推断，印证了抛尸过程；
孙老五的证词与孙老四被捕后的供述相互印证，完整还原了行凶经过；“陈疯子”的呓语笔录虽零散，却与物证形成了关键交叉。
以及陈江河的工作笔记本。
沈国荣的辩护律师在铁证面前，已无力否认核心事实，只能围绕“主观上无杀人故意”“仅参与后续掩盖行为”“部分证据因年代久远存在瑕疵”展开有限辩护。
沈国荣本人全程几乎保持沉默，只是在律师提及“企业家贡献”时，嘴角掠过一丝几不可察的苦笑。
直到最后陈述环节，他才缓缓抬起头，目光越过人群，落在陈江河父母身上，法警上前将他带离被告席，他转身时，眼角的余光扫过旁听席上红星厂老工人愤怒的眼神，最终无力地垂下了头。
休庭合议的四十分钟里，法庭内鸦雀无声。陈父轻轻拍着妻子的背，低声安慰：“快了，马上就有结果了。”当审判长身着法袍重新走入法庭，全场瞬间安静下来，连呼吸声都清晰可闻。
“经合议庭评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现作出如下判决——”审判长的声音庄严而洪亮，“被告人沈国荣，犯故意杀人罪（间接故意），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徇私枉法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犯妨害作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紧接着，审判长宣读了同案犯的判决：“被告人孙老四，犯故意杀人罪，犯罪情节极其恶劣，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刘华（孙老四同伙），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法槌“砰”地落下，震得人心头发颤。
陈母再也抑制不住，嚎啕一声瘫倒在身旁儿子（陈江河的弟弟）的怀中，二十年的冤屈、思念与煎熬，在这一刻彻底释放。旁听席上，红星厂的老工人们纷纷抹着眼泪，有人哽咽着说：“江河，你看见了吗？坏人被判刑了！”
法槌落下，案件尘埃落定，但它所激起的余波，却在社会各界持续扩散。
《昆北晚报》以整版篇幅刊发了题为《二十年沉冤昭雪：红星厂血案背后的正义坚守》的报道，详细还原了案件的侦破过程。
报道迅速被各大媒体转载，引发全国范围的深度讨论。网友们的评论刷屏了社交平台，有人聚焦“历史积案的追诉时效”，为司法机关不放弃旧案的态度点赞；
有人深挖国企改制背景下的资产流失问题，呼吁加强对改制过程的监管；也有人探讨“企业家原罪”与司法公正的边界，认为无论身份地位如何，违法必受惩处。
陈江河的悲剧，被许多评论者视为一个时代转型期的伤痕缩影——在效率优先的改革浪潮中，总有坚守原则者被暗流吞噬，而正义的迟到，更凸显了其不可缺席的价值。
罗飞的办公室里，夕阳透过窗户洒在案卷上，将“陈江河案”四个字镀上一层暖光。他没有如预想中那般喜悦，反而感到一种沉重的释然。
桌上放着陈江河父母送来的锦旗，“昭雪沉冤，为民做主”八个金字格外醒目。
他想起审讯沈国荣时对方说的“我只是想让厂子活下去”，也想起陈江河留在铁盒里的那句“设备有问题，不能让工人冒险”。
两种“初心”的背离，最终酿成悲剧。
罗飞拿出笔记本，写下这样一段话：“警察的职责，不仅是守护当下的安宁，更要直面历史的尘埃。正义有时沉重，因为它承载着逝者的期待与生者的伤痛。我们能做的，就是用法治的光芒，缝合时代的伤口，让每一份坚守都不被辜负。”
案件宣判一个月后，罗飞特意抽时间去了趟红星机械厂旧址。
这里已被政府规划为工业遗址公园，施工队正在对老旧厂房进行修缮，保留了锅炉、传送带等工业遗迹，墙体上还绘上了当年工人生产的壁画。
曾经齐腰深的荒草已被清理干净，几条石板路蜿蜒穿过园区，不少市民带着孩子来参观，听老工人讲述当年的故事。
在原新宿舍楼地基——也就是陈江河遗骸发现处附近，立起了一块半人高的汉白玉纪念碑，碑身简洁干净，正面刻着“铭记历史，珍视生命”八个隶书大字，背面则用小字镌刻着“纪念红星厂技术员陈江河（1972-1999）及所有坚守良知的劳动者”。
罗飞走到碑前时，正看到几位白发苍苍的老工人在献花，其中一位正是当初不愿多言的王主席。
“罗厅长，您也来了。”王主席看到他，主动走上前，语气比当初放松了许多，“现在心里踏实了，总算能给江河一个交代。”他指着纪念碑说，“这是我们几个老工人凑钱立的，让后人知道，当年有这么个认死理的技术员，为了厂子、为了工人，丢了性命。”
罗飞点点头，目光落在碑前的一束白菊上，花瓣上还带着露珠。
“这里以后会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他的故事，会被一直记住。”
与此同时，陈江河的父母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将儿子的骨灰从临时存放点迁回了老家的公墓。
迁葬那天，吕严和杨宇特意赶去送行。
陈父握着罗飞的手，老泪纵横却眼神明亮：“罗厅长，谢谢您，谢谢您。江河这孩子一辈子要强，现在终于能清清白白地回家了，我们老两口也能安心了。”陈母则将一包晒干的茉莉花茶塞给罗飞，“这是江河小时候最爱喝的茶，您带着，算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离开公墓时，吕严注意到，不少红星厂的老工人都来了，他们自发地站在路边，对着骨灰盒深深鞠躬。阳光穿过树梢，洒在每个人的身上，温暖而平静。
这片因悲剧而沉寂的社区，正在真相的照耀下，慢慢愈合伤口，重新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