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西格致译名审定总目（初编）》的颁布，如同在看似平静的学术湖面投下巨石。统一的术语暂时压制了表面的混乱，却也使得潜藏在水面之下的、关于文明根本方向的激流，终于无可避免地喷涌而出。争论的焦点，从“如何翻译”迅速升级为“为何要学”，乃至“中学与西学，孰为体？孰为用？”。
金陵，江南文脉鼎盛之地。一座由几位致仕高官与理学大家联合创办的“崇古书院”，举办了一场公开讲学。主讲者乃名满东南的大儒，程文瑞。他皓首穷经，德高望重，对近年来风行的“西学”素持审慎乃至批评态度。
讲学之日，书院内外人头攒动。程老夫子并未直接抨击新政，而是从《译名总目》中择取数例，娓娓道来。
“诸君请看，这‘氧’、‘氢’诸字，古籍无征，形声乖张，此等‘创造’，岂是堂堂华夏应有之气象？”他声音清朗，却字字如锥，“更有甚者，将‘力’之概念，以‘牛顿’（Newton）之夷名度量，编为算式，俨然奉为圭臬。试问，我华夏圣贤所言‘自强不息’之力，‘浩然之气’之力，岂是这等夷狄之人所能度量界定？”
他进而痛心疾首：“古人云，君子不器。今人却汲汲于‘器’，竟至为‘器’立法，为‘器’正名，甚至欲以‘器’测之尺度，衡度世道人心！此非舍本逐末，以夷变夏之渐乎？长此以往，恐我中华数千年礼乐文章、道德性命之学，将尽数淹没于这器物计算、奇技淫巧之洪流矣！”
此言一出，满场哗然。支持者击节赞叹，视为“卫道之正声”；质疑者则暗自皱眉，觉其言过其实。但无论如何，“体用之争”这头思想界的巨兽，被彻底从笼中释放了出来。
程老夫子的讲演内容，迅速传至京城。格物大学堂内，气氛凝重而激愤。年轻学子与教习们群情激昂。
“迂腐之见！不明物理，空谈性命，与晋人清谈何异？”一位物理学院的年轻教习拍案而起。
“他可知若无这‘牛顿’之力学，我大晟铁甲舰何以劈波斩浪？无这‘氧’‘氢’之明，新式火药何以精进？”化学院的学子愤然反驳。
然而，亦有少数资深教习面露忧色。他们学贯中西，深知程老夫子所言并非全无道理，至少触及了一个根本性问题：在吸收西学“器用”的同时，如何安放、乃至重新诠释自身文明的“道体”？
大学堂山长，一位由林凡延请的、德高望重且思想开明的退休阁老，召集了全体师生大会。
“诸君少安毋躁。”老山长声音平和，却压下了满堂喧哗，“程公所言，代表了许多士人之忧惧。此非恶意攻讦，实乃文明碰撞之必然。我辈若只知愤然，或只知嗤笑，便是落了下乘。”
他环视众人，缓缓道：“我辈研习西学，非是弃我根本，乃是以我为主，采撷英华，补我不足，强我根基。西学精于‘格物’，长于逻辑实证，此正可补我儒学‘格物’传统在具体方法论上之不足。然西学亦有局限，其重分析，有时失于整体；其崇理性，或略于人文。如何融会贯通，取长补短，创造出既承我华夏道统精髓、又具近代科学精神之新学，方是我辈真正的使命与挑战！”
朝堂之上，暗流涌动。都察院中，早有对“西学泛滥”不满的御史，趁机联名上奏，引述程文瑞之言，请求皇帝“申明正学，厘清体用，抑制西学僭越之端”。
这一次，连高拱也在私下表示了担忧：“林阁老，程文瑞虽言辞过激，然其忧心所在，不可不察。我中华立国，终以儒术为基。若西学之风过盛，动摇士林根本，恐非社稷之福。”
面对内外压力，林凡知道，不能再回避这个根本性的诘问。他需给这场争论一个明确的方向。
他并未立刻在朝堂上激烈辩驳，而是精心准备了一道奏疏，并请求在经筵讲学之时，向皇帝及文武重臣阐述自己的观点。
经筵之日，林凡从容不迫，他先从“黑水洋之败”讲起，痛陈闭关自守、固步自封之害。继而，他话锋一转：
“陛下，诸位大人。程公之忧，臣深理解。然其将‘器用’与‘道体’截然对立，臣以为不然。我华夏文明，自古便有‘道器不二’、‘体用一源’之智慧。《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然无器，道何以载？无道，器何以正？”
他列举历代先贤，从墨子之机关到张衡之地动仪，阐明“格物致知”本就是儒学传统的一部分。
“今之西学，其‘器’甚利，其‘法’甚密，正可为我‘格物’之助，补我‘致知’之方。我等学习、翻译、运用西学，非是‘以夷变夏’，实乃‘以夏化夷’——以我华夏博大包容、生生不息之文明主体，去消化、吸收、转化一切有益之外来养分，犹如江河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
他最后掷地有声：“故臣以为，当今之‘体’，乃是我华夏文明历久弥新、自强不息之精神本体；当今之‘用’，乃是为强此‘体’而博采众长、兼容并包之一切有效方法与知识，无论其来自往圣先贤，抑或泰西诸国。明此‘体’，方能善择其‘用’；达于‘用’，方能固我之‘体’。此即臣所主张之‘明体达用，守正创新’！”
林凡的奏对，情理兼备，格局宏大，既回应了守旧派的忧虑，又为自强事业奠定了更坚实的理论基石。皇帝听罢，沉吟良久，当廷表态：
“林爱卿所言，深得朕心。我大晟开国，本有胡汉融合、海纳百川之气度。今之自强，非弃我根本，实为固我根本。西学之器用之学，确有可取，当以我为主，择善而从。至于士子学人，更当秉持‘经世致用’之旨，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方不负圣贤教诲，不负国家厚望！”
皇帝的金口玉言，一锤定音。尽管争论不会就此消失，但“明体达用，守正创新”这八个字，从此成为了官方对“中西体用”之争的最高定调，为所有学习、研究、应用西学的人，撑起了一把保护伞，也划下了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一切“用”的探索，都不能损害“体”的尊严与核心。
经此一场高层级的思想交锋，风气为之一变。
格物大学堂的师生们，腰杆更直，底气更足。他们开始有意识地尝试，将传统的“格物致知”、“知行合一”思想，与近代科学方法论进行对话与融合，探索建立属于大晟自己的“新格物学”体系。
而像程文瑞这样的守旧派，虽未必心服，却也暂时偃旗息鼓，至少不能再公然以“以夷变夏”的大帽子进行打压。
更重要的是，一种更具主体性、更富建设性的学习心态，开始在士林中缓慢滋生。许多人开始思考：如何真正地“化西学为中学”，而非简单地“师夷长技”。
夜色深沉，林凡于书房中，审阅着格物大学堂根据“明体达用”精神，重新修订的《学堂宗旨与课程序论》。
顾莲舟为他换上新茶，轻声道：“今日经筵之上，夫君一番话，可谓定鼎之论。”
林凡放下文稿，揉了揉眉心，喟然一叹：“不过是将水面下的冰山，勉强描出个轮廓罢了。体用之争，关乎文明走向，岂是一席话能彻底定论的？日后之碰撞、融合、创新乃至反复，只会更多，不会更少。”
他望向窗外沉沉的夜色，目光却仿佛穿透黑暗：“然，有此一论，至少为这艘正在驶向未知海域的巨轮，校准了最基本的航向——知道我们从何处来，知晓我们要往何处去，明白我们凭借什么去闯荡那惊涛骇浪。这，便足够了。”
一场关于“名”的争议，最终引向了关于“道”的激辩。思想领域的“破冰”，其艰难与深远，丝毫不亚于政治与技术的变革。但正是这艰难的交锋与艰难的共识，才为一个文明真正的“自强”与“新生”，铺垫着最不可或缺的思想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