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空矿泉水瓶躺在茶几上，像一只嘲讽的眼睛。阿哲一把抓过来，冰凉的塑料在他掌心发出刺耳的“噼啪”声。楼上那家人，仿佛在进行一场永无止境的室内马拉松，“咚咚咚”的脚步声夹杂着家具拖拽的锐响，精准地碾磨着他最后一点耐性。
就是这家缺德的人，昨天半夜，一个同样的空瓶子“咣当”一声砸在他家窗外的空调外机上，吓得他心脏骤停。
报复的念头像毒藤一样缠绕上来。他捏着瓶子，冷笑一声。好，你喜欢扔，我原样奉还。
他乘电梯上楼，将那空瘪的瓶子狠狠塞进那家紧闭的房门底缝，确保它卡在那里。做完这一切，他迅速闪进安全通道，心里升腾起一股扭曲的快意。就在他家的门在身后关上的瞬间，他似乎听到楼上传来电梯到达的“叮”声，以及一声微弱的、像是东西滚动的轻响。他没在意，戴上了降噪耳机。
世界的清静只持续了不到一小时。尖锐的警笛声撕裂了下午的沉闷。阿哲走到窗边，看到楼下旋转的红蓝灯光，人群聚集在单元门口。一种莫名的不安，像冰冷的水蛭，吸附上他的脊背。
第二天，消息在业主群里炸开。一段模糊的视频，配着文字：“昨晚维修工坠亡！听说是因为踩到了一个滚进电梯门缝的空矿泉水瓶，失足滑了下去……”
矿泉水瓶？
阿哲的心脏猛地一沉。他用力摇头，试图驱散那个可怕的联想。不可能，只是巧合。
维修工没救过来。群里发了他憨厚笑容的黑白照片。有人组织捐款，阿哲盯着链接，手指最终没有点下。
悲剧的涟漪并未因死亡而停止。一周后，一则本地新闻让人心惊：市医院发生重大医疗事故，一名护士在传递关键化验报告时出错，导致医生误诊，重症患者死亡。报道虽未点名，但知情人私下传言，出错的护士与日前坠亡的维修工妻子在同一科室，关系极好，或因好友家庭的惨剧心情沉重、精神不集中导致失误。
阿哲看着新闻，感到一阵眩晕。瓶子……维修工……他的同事……医疗事故……一条模糊却狰狞的链条，在他脑海中若隐若现，让他坐立难安。
悲愤的患者家属无法接受这个结果。他们聚集在医院门诊大厅，拉横幅，哭喊，推搡保安。场面迅速失控，恐慌像瘟疫般蔓延。
也就在这个下午，阿哲的妻子请了假，带着持续低烧的亮亮来医院儿科复查。 一切原本很顺利。看完医生，取完药，母子二人正准备离开。突然，大批情绪激动的医闹者涌入门诊大厅，瞬间堵死了主要出口和通道。骚乱毫无征兆地爆发，咒骂声、哭喊声、推搡声混作一团。
阿哲的妻子下意识地紧紧搂住亮亮，想逆着人流挤出去。但她们的位置靠近楼梯，被人流裹挟着，反而离大门越来越远。混乱中，亮亮被一个慌乱奔跑的人猛地撞倒在地上！
“亮亮！”
孩子吓坏了，加上本就身体不适，剧烈的咳嗽之后，竟然开始不受控制地呕吐，小脸瞬间憋得通红，呼吸也变得急促困难起来——极度的恐惧和撞击可能引发了剧烈的应激反应。
“亮亮！亮亮你怎么了？”母亲的声音带上了哭腔，她试图抱着孩子挤出去，但眼前是密不透风、情绪激昂的人群，根本寸步难行。
就在这时，一位穿着护士服的女士挤了过来，大概是儿科门诊的护士看到了这里的紧急情况。 她快速检查了一下亮亮的状态，急声道：“孩子情况不对！像是急性应激反应，不能再待在这里了！你必须立刻带他去急诊抢救室！从这里绕到后面，穿过那条内部走廊最快！”
这个指令是唯一合理的救命选择。然而，那条所谓的“内部走廊”入口狭窄，并且恰好横亘在混乱人群的边缘。
“我抱着孩子挤不过去！求求你帮帮我！” 母亲看着怀里呼吸急促、意识有些模糊的儿子，绝望地哀求。
“我得在这里稳住场面！你先把孩子抱到那边楼梯口的角落，那里人少一点！我马上叫个男护工过来帮你抱孩子过去！你坚持一下！” 护士指着几米外相对空旷的楼梯口区域喊道，随即转身又扎进人堆里去呼叫支援。
就是这短暂的、不到一分钟的分离。
母亲用尽全力，半抱半拖地将呼吸急促的亮亮转移到楼梯口的角落，让他靠着墙坐下。她心急如焚，一只手紧紧护着孩子，另一只手拨打着阿哲的电话，眼睛则死死盯着护士消失的方向，期盼着救援快点到来。
就在她回头张望、焦急寻找护工身影的那一两秒钟里。
医闹人群中，那个错误指认的声音歇斯底里地响起了：“看！那个就是他们科室主任家的孩子！我见过！就是他！”
几道被愤怒和悲伤灼烧的目光瞬间投射过来，落在了那个孤零零靠在墙角、痛苦喘息的小身影上。
“就是他家的孩子！”
“父债子还！让他也尝尝滋味！”
失控的人群像发现了目标的鬣狗，涌了过来。有人在一片混乱中用力推搡了一下……
当母亲听到异响猛地转回头时，看到的只有亮亮从楼梯边缘消失的衣角，和楼下传来的、让她血液凝固的沉闷撞击声。
抢救室的灯亮着，像一只惨白的、窥探命运的眼睛。阿哲和妻子守在门外，妻子的身体一直在抖，眼泪已经流干，嘴里不断喃喃：“我就回头看了一眼……就一眼……”时间仿佛凝固在浓重的消毒水气味里。
门终于开了。主治医生张医生走了出来，口罩上方露出的眼睛布满血丝，眼神复杂地扫过他们。他用一种刻意维持的平稳语调，快速说明了亮亮的危重情况：颅脑损伤，颅内出血，必须立刻进行开颅手术，但手术风险极高，成功率不容乐观。
“医生！求求你！救救他！他才八岁啊！做什么手术我们都做！求求你！”阿哲抓住医生的胳膊，像溺水者抓住最后一根浮木，声音嘶哑。
张医生的身体几不可察地僵硬了一下。他没有看阿哲的眼睛，目光下意识地落在自己自然下垂的双手上。就是这双手，在上周那场与他相关的、由报告错误引发的医疗事故调查中，被无形的压力和指责笼罩。患者的惨状、家属的怨恨、院方的质询，让他夜不能寐，对手术台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恐惧和自我怀疑。
此刻，这个孩子的手术，难度极大，风险极高。如果失败……在眼下这个风口浪尖，他会面临什么？他几乎能预见到手术失败后，眼前这对外表可怜的夫妻会如何变成索命的厉鬼。他的职业生涯，可能就到此为止了。风险和收益，在他心里瞬间完成了冷酷的计算。
他深吸一口气，用一种极其专业、甚至带着一丝疏离的口吻说：“情况就是这样。手术的风险，我刚才已经充分告知。作为医生，我必须提醒你们最坏的可能。当然，决定权在你们。如果你们坚持，我可以尝试联系我的主任，或者……你们也可以考虑联系上级医院，征询第二意见，虽然转运过程同样有很大风险。”
他的话像一盆冰水，浇灭了阿哲眼中最后一点希望的火星。这不是直接拒绝，却比直接的拒绝更令人绝望。这是用专业的术语砌起的一堵高墙，是权衡利弊后冰冷的自保，是系统压力与个人创伤共同作用下的“软性放弃”。
阿哲张着嘴，喉咙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他看着医生那双重压下异常“冷静”甚至“理智”的眼睛，又仿佛透过这双眼睛，看到了那个被他塞进门缝的、滚动的空瓶子，看到了维修工坠落时惊愕的表情，看到了护士因悲痛而递错报告单的手，看到了医闹人群狂怒的脸，看到了妻子回头张望时那绝望的一瞥，看到了亮亮从楼梯上滚落的身影……
所有散落的、狰狞的碎片，在这一刻，被一条由他亲手抛出的、名为“最初恶意”的丝线，死死地、绝望地串联起来，最终缠绕在他儿子奄奄一息的生命线上，打成了一个冰冷、窒息、无法解开的死结。
惨白的灯光下，他清晰地听到了，命运那彻骨而讽刺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