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铄话锋一转，又提到了“物资”：“再说说市面上的物资。现在咱们华夏的物资种类其实不多，百姓的日常基本需求，无非是粮食、布匹、盐、铁、肉食等几样，只要这几样能保证供应，其他东西哪怕少点，也掀不起大浪。为啥？因为钱再多，你也不能天天买新衣服、天天买马车，主要还是吃饭穿衣。这几样够了，钱就算多些，也没太多地方可花，自然不容易出现‘钱不值钱’的情况。”
“要从根本上解决‘钱多货少’的隐患，最好的办法还是发展技术，多造新东西、好东西。”曹铄抬手指向会场外，语气里满是自信，“就像下邳工坊造的四轮和多轮马车，比朝廷的两轮马车强太多了——载重量是两轮的三到十倍，跑起来还稳，不会像两轮车那样容易翻车，商人们运货都愿意用，哪怕价格比两轮车贵一倍，也抢着买；还有白糖，以前只有有钱人才能迟到，现在咱们的工坊掌握了新的技术，能大量生产白糖，不仅成了有钱人的必需品，普通人家也能吃到，还能通过西域商人卖到西边国家，这不就是技术带来的新物资？”
他顿了顿，目光深邃了几分——有件事他没说，也没法明说，那是压在他心底、谋划了多年的后手：马均他们带着工匠们，用了整整十年时间，反复实验、改良配方，如今终于彻底掌握了玻璃烧制技术，更关键的是，他们成功制造出了“纯碱”。有了纯碱，玻璃烧制的温度从两千三百度以上降到了一千八百度，这个温度，用水煤气就能烧制出玻璃，解决了高温问题，就能造出更纯净、更透明的玻璃制品——从精致的酒杯、花瓶，到透光的窗玻璃、便携的镜子，这些从未有过的新鲜物件，一旦推向市场，必然会让有钱人疯狂追捧。
到那时，市面上流通的铜钱、黄金，会源源不断地流入工坊和银行，用来购买玻璃制品；政府再借着这个机会，逐步收紧铜钱的流通，推出便于携带、不易伪造的“新钞”，慢慢取代笨重的铜钱——既解决了“钱太多”的问题，又完成了货币体系的升级，一举两得。
曹铄压下心中的谋划，脸上重新露出从容的笑容：“技术发展得越快，新物资就越多，百姓手里的钱就有更多地方可花——有钱人买四轮马车、买白糖、买将来的新物件，钱就流到了工坊、流到了生产者手里；生产者赚了钱，又能扩大生产、雇佣更多人，更多人有了活干、有了收入，又能买更多东西，形成一个‘钱货循环’。这样一来，‘钱多’不再是隐患，反而成了推动发展的动力。”
百姓大会厅里静了片刻，随即响起一阵恍然大悟的议论声。曹操看着曹铄，眼神里满是认同——他虽不知道曹铄未说出口的“后手”，却明白“技术造新物”的道理；刘备也点了点头，想起下邳街头那些新奇的四轮马车，确实比朝廷好太多，有钱人愿意花钱买，自然能“消化”多余的铜钱。
观摩席上的百姓，虽未必完全懂“通货膨胀”的深意，却听懂了“粮食够、有新东西买，钱就不会不值钱”，紧绷的眉头渐渐舒展。阳光洒在曹铄身上，也洒在那本被曹操攥在手里的经济书上——这一刻，朝廷的货币困局，正在被新的理念与技术慢慢破解；华夏的经济之路，正朝着“钱货平衡、民生安乐”的方向，稳步前行。
百姓大会堂的质询已近尾声，阳光斜斜地掠过会厅穹顶，将空气中的紧张感渐渐冲淡。
回顾整场质询，曹操与刘备的提问虽直击要害，却始终带着几分克制与务实，没有刻意刁难，也没有尖锐对峙——这份“温和”，并非源于怯懦，而是源于这片土地刻在骨子里的“权威惯性”。
千百年来，从上到下的人早已习惯了“权威不可违”：面对权力更大的人，即便明知其错，也不敢反驳，只能俯首帖耳；面对资历更深的人，即便有不同意见，也只能隐忍不言，唯恐被斥为“不敬”。朝廷的朝堂上，官员见了皇帝要行礼，见了上级也要躬身行礼；街头的百姓见了差役，哪怕只是个小小的亭长，也得赶紧避让，大气不敢喘——这种“权威至上”的思想，早已像藤蔓般缠绕在每个人的心头，根深蒂固。
可今天，在百姓大会的质询台前，一切都在悄然改变。当曹操直言“财政预算未提交是工作失误”，当刘备和曹操追问“房价、人口买卖、银行通胀”，当曹铄坦然认错、承诺整改时，聪明人都清楚：那种“权力大就不能反驳、资历深就没法质疑”的旧俗，正在被一点一点打破。这正是曹铄心中“未来华夏”的模样——不凭权威压人，不凭资历唬人，只凭道理说话，只凭律法办事。
“人不该怕人。”曹铄曾在私下与诸葛亮谈及此事，语气里满是痛惜，“只要不犯法，百姓不该怕官员，下级不该怕上级，普通人不该怕所谓的‘权贵’。可朝廷的等级制度，偏要把‘人怕人’刻进骨子里——从思想上灌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从律法上规定‘庶民告官先打十大板’，刻意制造‘威权’，就是为了划分等级：让百姓见了官员膝盖不自觉弯曲，让下级见了上级不敢抬头，让所有人都乖乖听话，不敢有半分反抗。”
他曾指着街头那些见了官差就慌忙躲闪的百姓，叹道：“这其实是一种病，一种深入骨髓的大病——‘奴才病’。把自己的尊严踩在脚下，把他人的权威捧在头顶，以为这样就能换来安稳，却不知这种‘安稳’，是用失去人格换来的。”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本该是靠“共同的信念”凝聚，靠“公平的规则”运行，而非靠制造“人与人的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