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状况往往是对管理者的“突击考验”：既需要当机立断的魄力，也不能失了章法尺度。益卦六三爻的“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为我们揭示了果断处置突发状况的几个重要原则。
原则一：“越权”只适用于突发的患难危急状况
益卦六三爻对应的基层官员，本应听从上级指令、不可擅自做主，但“患难危急”的突发状况是例外——唯有在百姓深陷灾难、时局濒临紧急的时刻，才允许随机应变、自主决策。
这背后的逻辑很明确：果断处置的“自主权限”，只适用于“救急”场景。突发状况下，若事事请示、等待批复，很可能错过最佳处置时机，让损失扩大；但这份“自主”绝不是“任意妄为”的借口，若在日常事务中也擅自做主，反而会破坏规则、引发混乱。
古代兵法中“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原则，正是这一爻理的生动体现。战国时期，赵奢率军攻打秦国阏与，出发前赵王叮嘱“务必速战速决”，但赵奢抵达边境后，发现秦军兵力雄厚、布防严密，若强行速攻必遭重创。他不顾“君命”，反而下令筑营坚守、佯装怯战，麻痹秦军；待秦军放松警惕，又率部轻装急行，突然出现在阏与战场，最终大败秦军。若赵奢死守“君命”，不根据战场突发局势调整策略，恐怕早已全军覆没。
现实生活中，有一些很不好的现象：有些官员面对突发状况，不敢负责，事事请示汇报，处处等待上级指令，结果贻误了处置的最佳时机，给群众带来了不该有的损失。比如疫情期间，封控小区要等上级通知，解禁也要等上级通知。疫情已经缓解，商场已经开放，附近的小区已经解封，可有个小区仍然封着，居民们意见很大，闹到了上面，上面这才意识到漏了给这个小区发“解禁”通知。不敢担当、怕追责，什么事都等上级通知，这是基层官员中较为普遍的一个问题。
当然，如果是在平时，听招呼、守规矩，是下级必须做到的。
原则二：“果断”要守持“正道”
突发状况下的自主决策，最忌“为了快而乱作为”。益卦六三爻强调，即便在急难中自主行事，也必须“有孚中行”——心怀诚信、合于中道。
“有孚”是指做事的初心要诚：所有决策都应围绕“利民”“解危”，而非为了个人功绩或私利；“中行”是指做事的方式要不偏不倚：不能为了快速解决问题，就采取违规、损害他人利益的手段。
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范纯仁赴庆州（今甘肃庆阳）出任知州。这位继承了父亲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精神的官员，刚到任便遭遇了陕甘地区罕见的大旱——田地龟裂，庄稼颗粒无收，城外饿殍渐增，城内灾民嗷嗷待哺，庆州全境陷入“满路皆饿死之人”的绝境。
摆在范纯仁面前的，是一道关乎数千人生死的艰难抉择。庆州官署中存有两类可解燃眉之急的粮仓：一类是常规的常平仓，储备粟麦本为调节粮价、应对灾荒，却有“非诏旨不得擅支”的铁律；另一类则是更为特殊的“封桩库”，库中不仅有粮食，还有铜钱、丝绸等物资，而这座仓库从创建之初就被朝廷明确定为“应军兴之备”，专供战事所用，动用流程严苛到需“宰执聚议同奏，降旨下库”，擅自开仓者以“违御笔论罪”，最高可判两年徒刑。
更棘手的是，前任知州楚建中交接时特意郑重告诫：“封桩库千万不可擅自打开，除非接到朝廷批文。灾情已上报，你且再等等！”下属官员也纷纷劝阻，直言“擅自支放官仓粮食，罪不赦”，恳请他按程序上奏待批。但范纯仁心里比谁都清楚：庆州距京城开封千里之遥，文书往返、朝廷议决至少需要半年时间，而“人七日不食则死”，灾民根本等不起这漫长的流程。
“朝廷把环庆一路的生灵托付给我，我怎能眼看着他们饿死而不管？”范纯仁断然拍板。面对下属的犹疑，他慨然承诺：“你们都不要参与此事，开仓赈济的罪责由我一人承担，我一人抵罪便是！”这番话既解了下属的后顾之忧，更彰显了他“以民为天”的担当。他当即下令同时开启常平仓与封桩库，按照灾民人口精准分发粮食与铜钱，甚至将库中丝绸麻布也折算成救济物资，确保老弱病残皆能得到接济。
在他的统筹下，庆州的赈灾秩序井然，原本濒临崩溃的局面迅速得到控制。待到秋收时节，灾情缓解，百姓们感念范纯仁的救命之恩，自发地将自家新收的粮食纷纷送回官仓。恰在此时，宋神宗派来的核查使者抵达庆州，入仓查验后竟回报：“粮仓里一粒粮食也不少。”神宗听闻真相后深受触动，赞叹道：“心系百姓的官员，应当升职。”范纯仁不仅未受追责，反而因救灾有功得到了朝廷的嘉奖。
范纯仁的这次赈灾之举，完美诠释了益卦六三爻“益之用凶事，无咎”的深意。他的“果断”并非鲁莽行事，而是基于“救民于凶灾”的初心；他的“担责”并非对抗规则，而是在急难时刻对“民生大于成规”的坚守。正如他日后所言：“有愧而生，不如无愧而死。”这份无愧于百姓、无愧于初心的担当，正是其传承父志、流芳后世的根本所在。
原则三：“自主”后要诚实“报备”
益卦六三爻的“告公用圭”，是突发处置的收尾关键：自主决策后，要像大夫持圭玉禀报那样，如实向上级说明情况。
基层管理者在突发状况下的“自主”，是临时的权宜之计，而非权力的扩张。及时报备，既是让上级了解事态、协调后续资源的需要，也是以“诚信”消解上级猜忌的方式——毕竟“下级自任”本易引发疑虑，唯有主动、如实的沟通，才能证明决策的正当性，也能让规则的“弹性”不变成“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