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4月23日夜，重庆中兴路徐氏实业会馆外。
嘉陵江的雾比往常更稠，像揉碎的蜀锦浸了江水，沉沉压在中兴路的青石板上。夜色刚漫过戌时三刻，二楼会议室的灯次第熄灭，穿棉袍、着西装的人影陆续下楼——徐渊主持的“徐氏实业新布局”会议刚散，4月的重庆还带着春寒，江风卷着码头力夫的号子余音，在巷口打了个旋就散了。
另外一个视角下的徐氏实业经理团各位骨干们同样心思百转。
何茂才走在最前，手里攥着块揉得发皱的棉纱样品——那是今早刚从北碚新厂送来的，经纬间还带着蜀地潮湿的霉味。他今年五十四，原是上海徐家纺织厂的大掌柜，跟着老东家徐明远很长时间，继续为徐渊服务也超过了10年，花白的鬓角沾了雾珠，每走一步都要扶着墙根（重庆的坡路陡，他去年冬天摔过一跤，腿还不利索）。
“东家今儿个把‘继续转移设备、联络抗日武装’的调子定死了，”他压着嗓子开口，声音被雾裹得发闷，“北碚的纺织厂刚开了三台新织机，就要抽两台去改纺粗布——粗布利薄，还要垫钱买川南的煤，这不是把银子往水里扔？”
身侧的李恭俭推了推滑到鼻尖的玳瑁眼镜，指尖还在袖管里比画着算盘珠——他刚在会上核过账，徐氏实业明显上的银元储备，够撑三个月原料采购，若按徐渊的计划追加设备改造等等，月底就要向重庆票号拆借。“茂才兄，我更愁的是银元。”他往巷口望了眼，确认没有外人，才低声道，“上个月华北那边乱起来，上海的银元往重庆涌，市价跌了一成；东家还要拨钱给赵琛，让他去北平联络辅仁大学的教授——咱是做实业的，掺和这些‘读书人的事’，怕引火烧身啊。”
贺明搓着冻得发红的手背，后勤仓库的樟脑味还粘在袖口。他负责徐氏所有仓储，重庆的仓库多在江边，春天返潮，昨天刚发现两垛棉纱生了霉。“后勤这边顶不住。”他叹了口气，“东家要腾南岸的旧仓库存机器零件，可那仓库的木梁被白蚁蛀了，修要雇木匠，买木料得去綦江，路上要过军阀的卡子——每过一道，都要留‘买路钱’。”
闫涛扛着个油布包，里面是水路运输账册，裤脚沾了江边的泥——他下午刚从朝天门码头回来，从上海运的织机零件，在宜昌被当地帮会扣了，好说歹说才用两匹细布赎出来。“物流线是真的险。”他闷声道，“不是怕日本人——现在日本人还在华北闹——是怕川内的各路势力。上回运棉花，在泸州被川军一个团拦了，说要‘征军用’，最后赔了五箱洋布才放行。东家要把物流往川北扩，那边更乱，怕是要折本。”
四人走到路口的“老四川茶馆”外，里面传来评书先生讲“华北局势”的声音，字正腔圆。何茂才停下脚步，把棉纱样品塞进怀里，望着会馆方向的灯火，花白的眉毛拧成一团，却慢慢直了直腰：“咱跟着老东家在上海办厂时，就认‘东家定的事，砸锅卖铁也得办’。少东家比老东家心更野，可他去年在重庆把被烧的纱厂重建起来时，咱就知道他不糊涂。担忧归担忧，明儿一早，我亲自去北碚盯设备改造，绝不误了工期。”
李恭俭三人相视一眼，都重重点头。雾里，四个老伙计的身影挨得更近，脚步踩在湿滑的石板上，发出“咯吱”的轻响，沉却扎实。
与何茂才等人分道后，汉斯·穆勒沿着领事巷往住处走。他加穿一件深灰色羊毛大衣，是柏林带来的旧款，下摆扫过青石板时，带起细碎的水珠。金丝眼镜后的目光很沉，手里的公文包里，装着徐渊让他拟的“中德商社合作草案”——徐渊想通过他，从汉堡进口一批精密机床，避开国内的设备封锁。
1935年的重庆，领事巷还住着不少外籍商人，德侨尤其多——毕竟此时中德军事、商业合作正密，街头偶尔能看到穿德国军装的顾问走过。汉斯踢开路边一块松动的石子，用德语低声自语：“der Junge hat mehr Vision als sein Vater（这年轻人比他父亲更有远见）。”
十年前他初见徐渊，是在上海徐家的洋楼里，年轻人刚从美国回来参加他父母徐明远夫妇的葬礼，不久就拿着一份“实业西迁计划书”找他咨询法律风险，语气里带着学生气的谨慎；如今在重庆的会议室里，徐渊只用一支白粉笔，在黑板上画完“原料-生产-运输”的闭环图，就把“联络川内矿场、对接西北商路”的计划拍了板——没有丝毫犹豫，甚至没提“时局动荡”的借口，那份对实业脉络的掌控力，比他父亲徐明远当年在十里洋场“以棉换钢”时更甚。
汉斯不懂中国人“未雨绸缪”的执念，却看得懂徐渊的算计：1935年华北局势紧张，上海、南京的实业家还在观望，徐渊却已经在重庆布局——西迁设备是为了避开东部风险，联络川南矿场是为了掌握原料主动权，甚至找他对接德国商社，是为了储备先进技术。这不是“冒险”，是在乱世里为实业找一条活路。
走到住处楼下，他抬头望了眼二楼的窗口——那里亮着一盏煤油灯，是他雇的重庆女佣留的。汉斯推了推眼镜，把公文包攥得更紧：徐渊要他做的，不过是打通商路，核定法律风险，他按规矩办事、拿律师费就好。只是这个比父亲更“狠”的年轻人，未来能把徐氏实业带到哪一步，他倒有些好奇了。
徐氏实业招待所的小酒吧藏在二楼后巷，推开门就撞进满室暖意——铸铁暖炉里的炭火正旺，映得墙上的川绣屏风（绣的是三峡风光）泛着红光。木桌上摆着粗瓷茶杯、一碟炒花生，还有几页摊开的图纸，空气里混着茶叶的清香和淡淡的机油味（是石志坚带的机械零件样品）。
赵琛刚摘下沾着雾珠的围巾，围巾上还带着巷口“赖汤圆”的甜香——他散会后绕路买了两碗汤圆，给众人当宵夜。“今儿个这会，开得我心里亮堂！”他精通四国语言，平日说话总带着几分温文，此刻却难掩激动，手里的汤圆碗都在晃，“东家说‘乱世藏锋芒，实业要先立根’，太对了！老蒋在华北一味退让，还喊着‘攘外必先安内’，咱们要是再守着老路子，等日本人真打过来，实业就是人家的囊中之物！”
“可不是！”高康泰攥着手里的计划草案，指腹在“川北商路开拓”几个字上反复摩挲，“之前总觉得搞计划就是‘按部就班’，现在才明白，东家是要咱们‘抢时间’——把设备迁到北碚，是避开东部的乱局；对接西北商路，是为了打通原料通道，这每一步都踩在点子上！”
潘向民正低头擦眼镜，镜片上的雾被炭火烤得渐渐散了：“生产线上的弟兄们早等着了。之前老觉得‘做实业就是赚银元’，昨天听东家说‘华北的纱厂被日本人强占，工人都没饭吃’，才醒过神来——实业要是保不住，咱们这些搞生产的，迟早得失业。东家要把新织机改成‘多用途机型’，既能纺细布，也能纺粗布（粗布可做军布），这步棋走得远！”
角落的八仙桌上，石志坚、米复等几位专家正围着一张机械图纸低声讨论。石志坚手里拿着个小铁锤，轻轻敲着桌上的铸铁零件（是他刚从车间带回来的样品）：“只要能从德国买到合金钢，我们机械组能在两个月内改造出‘轻便型织机’——这种织机好拆卸、易运输，就算将来要往更西的地方迁，也不费事。日本人能垄断技术，咱们就能学、能改！”
“情报这边已经摸清楚了。”吴观正端着茶杯走过来，脸上带着几分凝重，却难掩振奋，“华北的日本商会正暗中联络上海的实业家，想低价收购纱厂；川内的军阀也在盯着咱们的北碚新厂，想‘征调’设备。东家让咱们提前和川南的袍哥搭线，就是为了避开这些坑——胡兄刚评估过，风险虽有，但只要咱们把商路掐在手里，就能化险为夷！”
胡鹏生放下手里的风险评估报告，指节敲了敲桌子：“1935年的局，越看越险。但险中才有机会——东家敢把家底投进去搞设备改造、商路开拓，咱们就敢把本事拿出来！比起将来做亡国奴，现在多吃点苦、多担点风险，值！”
黄振宇、杨焕等几位区域负责人也凑了过来。黄振宇是北部（川北）负责人，刚从广元回来，脸上还带着风尘：“川北的商路已经对接上了，那边的栈房老板是老东家的旧识，愿意帮咱们囤货。东家这招‘以实业连商路，以商路保实业’，既保住了咱们的根基，又能暗中帮着华北的进步力量（未明说，怕惹祸），这才是真本事！”
“说得好！”赵琛举起茶杯，杯沿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声响，“咱们这些读了洋书、学了技术的，不就是为了在国家危难时能顶上去吗？东家给了咱们这个机会，咱们就得把事办得漂亮——让那些守着‘老规矩’的人看看，年轻人不是只会纸上谈兵，更能在乱世里扛得起实业的担子！”
“对！扛得起！”众人齐声应和，声音撞在暖炉的炭火上，溅起细碎的火星。窗外的雾更浓了，把招待所的灯光裹成一团暖黄，而屋里的热血，却比炭火更烈——他们都懂，1935年的重庆，每一步都走得如履薄冰，但跟着徐渊，跟着这份“早做准备、不坐以待毙”的信念，就没有跨不过去的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