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渊指尖在南洋舆图的橡胶园区块上反复摩挲，目光从马来亚的锡矿标记移到荷属东印度的港口航线，沉吟半晌后，忽然抬眼看向陈济晟，语气里带着前所未有的坚定：“岳父，方才听您说完南洋的困境，我倒有个想法——与其被动等待风暴来临，不如暗中积蓄力量，为日后铺路。”
陈济晟眼底闪过一丝诧异，身体微微前倾：“你且说说看。”
“您在南洋既是侨领，又是橡胶行业的龙头，手里握着侨社的人脉与产业的资源，这便是我们能借的势。”徐渊伸手点了点舆图上的华文学校标记，“第一步，可从教育入手。南洋华文学校里，不乏家境优渥又心怀家国的子弟，我们可暗中筛选品行端正、体格强健的少年，以‘留学深造’的名义，分批送往内地的陆军军官学校，或是欧美那些注重实战的军事院校——学指挥、学战术、学军械知识。这些孩子既是华人血脉，又熟悉南洋的风土人情，将来若是真有变故，便是能领兵的骨干。”
陈济晟端着茶杯的手顿在半空，眉头微微蹙起：“送子弟去学军事？此事若是被殖民当局察觉，恐怕会引来大麻烦。”
“所以要‘暗’。”徐渊加重了语气，“不必大张旗鼓，可通过侨社的私密渠道推荐，学费由侨商匿名资助，学生档案也尽量简化，对外只说是去学‘实业管理’‘工程技术’。等他们学成归来，先安排在橡胶园、锡矿的管理层任职，不显山不露水，实则是为了日后能快速接管武装力量。”
他话锋一转，手指移到舆图上一片标注着“陈氏橡胶园”的区域：“第二步，便是借‘护园’之名练兵。南洋的橡胶园、锡矿常遭盗匪骚扰，您可联合其他侨商，以‘保障产业安全’为由，向殖民当局申请组建‘保安团’‘护园队’——名义上是看家护院，实则按军队的编制来训练：每日出操、练习射击、演练攻防战术。武器方面，先以猎枪、步枪为主，日后再想办法添置更精良的装备。这些人平日里是护园的工人，真到了危急时刻，便是能上阵的士兵。”
陈济晟沉默着点头，眼底的忧色渐渐被一丝振奋取代，他追问道：“那军火物资呢？南洋管制甚严，想大量囤积绝非易事。”
“这便需要‘隐蔽’与‘不计代价’。”徐渊的声音压得更低，“可在偏远的橡胶园深处，或是废弃的矿洞里，秘密修建仓库——对外只说是存放农具、肥料的地方，实则用来囤积枪支、弹药、粮食、药品。资金方面，我可从欧美金融市场抽调部分资金，通过侨商的秘密渠道，避开东南亚那边的势力，从国内的军火商手里采购物资；运输则用我们自己的船队，伪装成橡胶、锡矿的运输船，避开殖民当局的检查。此事风险极大，但若不做，将来真到了兵临城下的时刻，我们便是手无寸铁的羔羊。”
说到此处，徐渊望着陈济晟，目光里满是恳切：“岳父，这些办法看似冒险，却是眼下唯一能为南洋华人留条后路的法子。日本‘南进’是迟早的事，殖民者日后也未必会真心护着我们，唯有自己手里有兵、有枪、有物资，才能在乱世中保住千万同胞的性命。您是南洋侨领，唯有您出面，才能联合各方侨商，将这件事做成。”
陈济晟握着茶杯的手渐渐收紧，指节因用力而泛白。他望着舆图上密密麻麻的华人聚居地标记，又想起那些在橡胶园里劳作的同乡、华文学校里读书的孩童，眼底的犹豫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决绝。“你说得对，”他缓缓开口，声音里带着历经世事的沉重与果决，“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放手一搏。南洋华人的命，不能只系在别人的施舍上。这件事，我来牵头——侨社的人脉我去打通，产业的资源我来调配，只是……”
他看向徐渊，语气里多了几分托付的郑重：“国内的渠道，还有欧美那边的资金、物资运作，就得靠你多费心。我们翁婿二人，一个在南洋扎根，一个在国内布局，唯有同心协力，才能为海外同胞撑起一片遮风挡雨的天地。”
徐渊重重颔首，伸手越过茶台，与陈济晟的手紧紧握在一起——两只手，一只常年握着账本与侨社印章，一只习惯了操盘金融与布局产业，此刻却都带着同样的温度与决心。茶室里的茶香似乎也染上了几分凛冽的锋芒，窗外的江风依旧，可翁婿二人的眼中，已不再只有沉重与忧虑，更多了几分直面危机的坚定。他们知道，这条暗中积蓄力量的路必定布满荆棘，但为了南洋千万华人的未来，这一步，必须走下去。
……
在深入探讨了南洋华人的生存策略后，徐渊将话题引向了更核心的方向。他深知，海外华人的态度，尤其是精英阶层的情感与资本流向，在未来可能发生的全面战争中，将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徐渊为岳父重新斟满茶，语气平和但切中要害：“岳父，如今国内派系林立，局势未明。南京的蒋介石，在野还有些实力的共产党，还有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刘湘的川军，陈济棠的粤系……各方势力都在发声。不知南洋侨界，尤其是像您这样的领袖人物，对此如何看待？资金和同情的天平，更倾向于哪一边？”
陈济晟身体微微前倾，手指在茶杯边缘轻轻摩挲，沉吟片刻，才缓缓道来。他的分析，清晰地勾勒出1934年前后南洋华人精英复杂而务实的政治光谱。
“南京蒋介石政府，是我们名义上的正统。”陈济晟开门见山，“绝大多数侨领，在情感上和法统上是承认它的。毕竟，它代表着国家的统一形象，是我们与祖国联系的主要官方通道。早期北伐，我们出钱出力，期望甚高。”
但他话锋一转，流露出深深的失望：“然而，近年来，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着实伤了许多爱国侨胞的心。东北沦陷，不思全力收复，反而持续对江西用兵，内战不止，这让我们如何能安心将血汗钱尽数托付？况且，政府内部派系倾轧，官僚腐败盛行，效率低下，我们许多回国投资的项目，往往困难重重，令人心寒。”
“所以，目前的态度是，”陈济晟总结道，“支持其作为中央政府的框架，但对其具体政策和效率持保留态度。捐款和投资变得更有选择性，更倾向于指定用途，如修建铁路、飞机（航空救国），或直接赈灾，而非无条件地注入国库。”
提到江西的“红军”，陈济晟的表情变得极为复杂，甚至带有一丝讳莫如深。
“共产党？苏维埃？”他压低了声音，“在侨界主流，尤其是拥有大量产业和资本的阶层看来，这几乎是‘洪水猛兽’的同义词。他们的主张，均田废债，反对资本家……这直接冲击了我们安身立命的根基。报纸上宣传的‘赤祸’，让我们深感不安。”
然而，他也没有完全否定：“但不可否认的是，也有一部分年轻侨生、知识分子，受到他们抗日主张的吸引，觉得他们更有血性，敢于直接对日寇亮剑。但这部分人很少，且不敢公开表露。总体上，南洋侨界对红军是恐惧和排斥远大于同情，资助是绝对谈不上的，更多的是警惕他们坐大，会影响国内的商业环境和产权安全。”
对于桂系、粤系、川系等军阀，陈济晟则展现出了商人特有的务实。
“李宗仁、白崇禧在广西搞建设，名声不错；陈济棠在广东，与我们地缘最近，联系也最紧密。”他分析道，“对于这些地方实力派，我们的态度更灵活。如果他们主政的地方相对稳定，政策开明，愿意保护侨资，我们便乐于在那里投资，兴办实业，修筑公路。”
“这更像是一种纯粹的商业行为。”他直言不讳，“我们资助他们，有时是为了换取某个矿山的开采权，某条航线的垄断，或是一片土地的开发许可。与他们交往，利益纽带清晰，反而比与南京打交道更直接。当然，我们也清楚他们与中央的矛盾，因此会非常小心，避免过度卷入其政治纷争，以免得罪南京。”
最后，陈济晟概括了南洋精英的普遍心态：“总而言之，渊儿，目前的南洋侨界，尤其是掌握资源的上层，对国内各方势力普遍抱有一种深刻的观望态度。我们爱国，希望祖国强大，成为我们的后盾，但现实却让我们不得不更加谨慎。”
“因此，我们的策略是‘分散投资，多方下注’。既维持与南京的官方关系，也与有实力的地方派系保持良好互动。对于共产党……目前是敬而远之。我们期望看到一个能真正领导中国抵御外侮、实现统一和稳定的强大核心力量出现，但在那之前，我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判断，在夹缝中寻求对同胞、对自身最有利的选择。”
徐渊静静地听着，岳父的分析与他掌握的情报和自身观察相互印证。他明白了，南洋的力量并非铁板一块，也并非可以轻易动员的资源。要想赢得他们的全力支持，南京政府或者国内任何一方势力，都必须展现出足以令人信服的领导能力、廉洁高效的行政能力，以及坚决抗日的决心与行动。而他自己，或许也能在其中扮演一个独特的桥梁角色。这场谈话，或许能为他未来整合海内外力量对抗日的战略，提供至关重要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