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来到了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日，重庆，徐氏实业总部。
窗外，长江上弥漫着冬日的薄雾，一如四川眼下这混乱不堪的政局。徐渊放下手中汇集了各方情报的卷宗，揉了揉眉心，嘴角噙着一丝冰冷的嘲讽。卷宗里详实记录着自去年壬申（1932年）秋至今，那场席卷四川、耗尽了民脂民膏的“二刘大战”的进程。他对大邑安仁镇刘氏家族的发迹史、刘湘与刘文辉这对叔侄从携手崛起至反目成仇的渊源，早已了然于胸。
在民国前期一次次的四川军阀混战中，成都大邑安仁镇刘氏家族逐步脱颖而出，尤以刘湘和刘文辉为翘楚。刘文辉和刘湘为叔侄，作为叔叔的刘文辉却小侄子刘湘5岁。
刘湘生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光绪三十年(1904年)考入大邑县立高等小学堂，后转入四川武备学堂，再升读陆军速成学校。毕业后加入新军。年轻的刘湘入伍后正赶上风云际会的保路运动与辛亥革命，他凭借着骁勇善战，逐渐脱颖而出，“二次革命”后，即升任川军第1师第3团团长，驻守重庆，成为镇守一方的实力人物。
此时，刘文辉才从保定陆军学校第二期毕业归川，经刘湘推荐，在川军第8师陈洪范部任上尉参谋，后升任营长、团长。此后，二刘互相扶持，势力不断扩大。1921年，刘湘出任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长，即委任刘文辉为第1混成旅旅长，直属总司令部。次年刘湘被迫下野，刘文辉四处张罗，极力扶助刘湘二次上台，并联手打掉了四川境内以杨森为主的其他军阀，而刘湘也帮助刘文辉扩大防区，提升权位，刘氏家族在此后有更多的人参与到四川军政界。
刘文辉和刘湘叔侄之间并非铁板一块，特别是随着刘文辉势力不断扩大，先后从旅长升至师长、军长，羽翼逐渐丰满，对时人称为“四川王”的刘湘构成一定威胁，分别以刘湘和刘文辉为中心的两大军阀派系之间的矛盾也日益突显。1927年，蒋介石任命刘湘为国民革命军21军军长，刘文辉为24军军长。
1927年以后，刘湘雄踞川东，控制川江入口，勾结蒋帮引为外援，企图统一全川，群雄拱手听命。当时他垄断了对蒋的关系，号为拥蒋统川。“四一二”之先，刘湘先在川发动“三三一”反革命事变从此更与蒋帮密切。另一方面，刘文辉实力发展得很快，不到三年，军队扩张到十几万人；内为刘湘一派所嫉视，外为蒋介石所深恶痛恨（刘文辉与唐生智等发出有名的鱼电反蒋）。于是内外夹攻，想尽千方百计制约他、扼杀他。刘文辉扩军所需的枪炮原料钢材，只能通过重庆入口；刘文辉用重资在外国购买的飞机大炮，被蒋政权和刘湘扣留没收；飞行人员、联络人员常被扣留；甚至交通电信器材也不许入口。这使刘文辉的实力发展受了很大的限制，他对此常常愤恨不已。
1931年夏，刘文辉见刘湘盘马弯弓，跃跃欲试，还想缓和或避免冲突，曾亲身到重庆一行，与刘湘面谈。刘湘油滑其词，不谈真的一套，刘文辉住渝三月，不得要领，快快失望而回，暗中也只好作抵抗准备：一加紧训练自己的军队，二下令全军凡与刘湘接壤之地作好“军防阵地”的永久工事。由此更引起刘湘的愤怒。
“叔侄相争，竟至如此地步……”徐渊低声自语。他想起了去年（1932年）九月，刘湘指使罗泽洲在顺庆李渡首先向刘文辉开火，点燃了这场大战的导火索。当时双方陈兵相对，尚无大战，更像是一种威慑。然而到了九月，刘文辉又与田颂尧在成都城内大打出手，上演了惨烈的“成都巷战”，邓锡侯暗中助田，激战月余，田败退。十月，刘湘军进攻永川、泸州，并成功诱降了刘文辉部的田贯五、杨尚周、邓国璋诸旅（时人讥为“小邓、田、杨”），此谓“泸永之战”。
徐渊闭上眼，仿佛能听到那些被战火蹂躏的城镇传来的哭喊。他最感痛心的是去年十一月的“荣威大战”。刘文辉军集结于荣县、威远、井研之间，刘湘军主力踵至，两军在此进行主力决战，时达一个半月，厮杀惨烈，尸横遍野。战事最酣时，刘文辉部将王元虎率三个旅曾一度打入荣县，几乎撼动刘湘根本。然而，恰在此时，邓锡侯、田颂尧军进攻刘文辉后方，刘文辉部将陈鸣谦旅又在威远受刘湘利诱倒戈，致使刘文辉功败垂成，被迫于十二月与刘湘言和，暂时停战。
“一将功成万骨枯，何况是这般毫无意义的内耗！”徐渊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不满与悲哀。这些军阀，为了一己私利，争夺地盘，将巴蜀大地变成了修罗场。他们可曾想过，那些在战火中流离失所的百姓？那些被强行拉去充作炮灰的壮丁？那些在反复拉锯中被摧毁的田园和城镇？这消耗的，不仅是四川的元气，更是未来抵御外侮的国力！
他冷眼旁观着今年（1933年）以来的局势发展。年初两刘媾和，但刘文辉丧失大片防地，心有不甘，整军经武，意图再起，反而加剧了内部保定系与军官系的矛盾。刘湘则利用所谓“神仙”刘从云，搞起了神道设教，统一内部和联军意志，于五月再次大举进攻。接下来的“毗河之役”、“岷江之战”，刘文辉虽凭险据守，但内部离心离德，粮饷匮乏，最终在上游守将被诱降后全线崩溃，败退至雅安一带，主力尽失，只剩残部一两万人，困守雅宁。
在这场漫长的混战中，徐渊始终保持着一个实业家的清醒与距离。无论是刘湘还是刘文辉，都曾多次或明或暗地向他示好，希望获得他掌握的工业能力和物资支持。刘湘需要更精良的武器和充足的军需来“统一”四川，刘文辉则更需要枪炮弹药乃至资金来维持抵抗。但徐渊对此极为谨慎。他深知，一旦深度卷入任何一方，不仅会使自己的产业成为军阀混战的工具，更可能引火烧身，成为另一方甚至南京中央政府打击的目标。
他的根基正在四川，他的工厂、矿山、农场需要相对稳定的环境。他宁愿将生产的物资，部分用于维护地方治安、赈济灾民，或者储备起来以应对未来更大的危机，也绝不轻易成为任何军阀的“后勤部长”。他资助83师，是为了保境安民，维系一条连接外界的通道，而非参与无义的内战。
如今，战事看似以刘湘的大获全胜而告一段落，刘文辉败退西康，刘湘俨然成了新的“四川王”。但徐渊知道，这种建立在军事征服基础上的“统一”是何等脆弱。军阀防区制或许会开始解体，但新的矛盾已然滋生。刘湘与南京中央之间，与其他大小军阀之间，乃至其内部，利益如何平衡？
他走到地图前，目光越过四川的层峦叠嶂，投向更广阔的东北方。那里的阴云，比四川军阀混战的硝烟更加浓重，威胁着整个民族的生存。相比之下，二刘的这场叔侄阋墙，显得何其短视与可悲。
“争来夺去，不过井底之蛙。”徐渊轻轻敲着地图上的四川盆地，语气中带着深深的无奈与一丝不易察觉的忧虑，“真正的风暴，还在海上。若不能止息内斗，齐心对外，这偌大的中国，只怕……”他没有再说下去，但眼神已然说明了一切。他必须加快步伐，在这混乱的缝隙中，为将来可能到来的巨变，积蓄更多的力量。四川，绝不能仅仅成为内战的战场。
雾色渐浓，已将江面上的帆影晕染成模糊的墨点，徐渊的目光从地图上收回，落在案头那封刚拆阅的电报上。电文是重庆厘金局的“暗子”（商业情报员）所发，寥寥数语道尽民生凋敝：荣昌一带粮价三月间已涨至每石八万七千文，较十年前翻了近三十倍，乡野间田契贴门、弃田逃亡者屡见不鲜。他指尖划过纸面，耳畔仿佛响起工厂里机修工老李的叹息——上月老李家乡遭溃兵劫掠，祖宅被焚，老母只能靠挖野菜度日。
“徐先生，华西兴业的胡先生派人送来了图纸。”秘书轻叩房门，将一卷蓝图置于案上。徐渊展开一看，是新式冶铁炉的设计图，边角处还留着胡子昂的批注：“川中煤铁资源丰饶，然军阀混战致设备匮乏，若能合办新厂，或可救实业于水火。”他想起这位同为实业救国的同道，因力劝二刘罢战无果，愤而辞官投身工商，如今为延聘技术人才，不惜开出双倍薪金，只为在乱世中为民族工业争一线生机。可这满腔热忱，在苛捐杂税与兵燹战乱面前，又能支撑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