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六年，春。南京，作为新成立的国民政府首都，正试图以激进的姿态扫除一切被视为“封建残余”的旧物，塑造一个全新的“现代”国家形象。在这股强劲的“破旧立新”风潮中，一场针对中医存废的轩然大波，骤然掀起。
由部分留学日德归国、占据卫生部门要职的官员和学者主导，一份名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的提案，被正式提交至国民政府内部审议。提案中，将中医斥为“非科学”、“阻碍进步”、“有损国体”的“旧医”，列举其“理论荒诞”、“药物不明”、“贻误病机”等数宗“罪状”，核心诉求是：停止中医登记，禁止中医办学，取缔中医报刊，最终让中医自然消亡。
消息如同一声惊雷，首先在沪上报纸的角落里炸响，随即迅速传遍大江南北，在整个中医界乃至关心国故的文化界引发了巨大的恐慌与愤慨。千年医脉，竟面临被连根拔起的绝境！
上海，“博济医学堂”内，气氛凝重得如同暴风雨前的死寂。陈明远将载有消息的报纸重重放在林怀仁的书桌上，脸色铁青：“老师！他们……他们这是要斩尽杀绝！”
林怀仁拿起报纸，目光扫过那些冰冷而充满偏见的字句，手指因用力而微微发白。他沉默着，窗外的春光似乎也失去了颜色。这一刻，他仿佛又回到了北大讲堂被质疑、诊所被砸毁的那些艰难时刻，但这一次，威胁来自最高权力层面，是系统性的、毁灭性的。
然而，他眼中短暂的波澜很快平息，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历经风雨后的沉静与决绝。他放下报纸，对陈明远，也是对闻讯赶来的李毓珍等几位老医师沉声道：“慌什么？他们可以在议堂里提案，我们就要在舆论场、在事实面前，与他们论战！博济数年耕耘，不正是为了应对今日之局面吗？”
他立刻行动起来，以南下名医、博济学堂创始人的身份，开始了广泛的联络与呼吁。他不再仅仅是一名医者，更是一位为文明存续而战的士人。
他伏案疾书，一篇题为《为“旧医”辩——兼论中国医学之出路》的长文，接连在上海《申报》、《新闻报》等最具影响力的大报上连载。文章没有情绪化的呐喊，而是以缜密的逻辑和博济学堂积累的鲜活案例，进行理性反击：
“夫‘旧医’之名，实为偏颇。中医乃我民族数千年生活经验与生命智慧之结晶，其‘旧’在形式，其‘新’在核心精神——整体观念、辨证论治、预防为主，此与当今世界医学逐渐重视之‘系统医学’、‘个体化医疗’、‘预防医学’理念，何其契合？”
他详细列举了博济学堂的教学模式：“于博济，学生既学《内经》之奥义，亦习解剖生理之新知；既用望闻问切探察病机，亦借x光显微镜佐助诊断。以此培养之学生，眼界开阔，思路灵活，岂是‘旧’字所能概括？”
他更以周世昌（洋行买办）、肋骨伤者、肾炎水肿患者等成功治愈的病例为依据，力证中西医结合之实效：“疗效是检验医学之唯一标准。若能解除病痛，挽救生命，其理论体系暂时未能尽释于微观，岂能成为废止之理由？此非求真，实为武断！”
除了撰文，林怀仁更凭借救治周买办等积累的人脉，积极走访沪上华商领袖、文化名流、乃至部分开明的外国友人。在客厅、在商会、在沙龙，他慷慨陈词，阐述中医的价值与“废医案”的荒谬。他带来的不是空洞的理论，而是博济学堂学生记录的详实病案、结合诊疗的图片，甚至邀请他们参观学堂，亲眼目睹那新旧交融的教学场景。他的理性、诚恳与扎实的实践成果，打动了许多中间派，甚至争取到了一些原本对中医持怀疑态度者的同情与支持。
与此同时，北平。
沈墨轩在北大校园里，也第一时间感受到了这股来自南方的寒流。医学院内，那些主张废医的教授们气焰更为嚣张，仿佛胜利在望。然而，与数年前相比，沈墨轩已非孤身一人。
他立刻联络了那位曾在《自然科学丛刊》为他发表文章的、较为开明的编辑，以及几位在哲学、史学领域对传统文化有深刻理解、且对科学主义保持反思的教授。他们在北大内部组织了一场小范围的研讨会，主题便是“如何理性看待传统医学与现代性”。
在会上，沈墨轩没有重复林怀仁在舆论层面的论述，而是专注于学术角度的狙击。他带来了自己那份关于“足三里”穴与胃蠕动关系的实验报告副本，以及他收集整理的、其他一些初步显示中药方剂有效性的实验室数据。
“诸位先生，”沈墨轩语气冷静，指向图表和数据，“这些，或许粗浅，但它们是试图用科学界认可的方法，去探索中医现象的第一步。‘废医案’主张者，动辄以‘不科学’为名行废止之实，然其自身，可曾以真正的科学精神——即胡适之先生所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去认真研究过中医？他们所做的，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迷信’——对西方科学的迷信，对自身文化传统的虚无！”
一位哲学系的教授随后发言，从文化主体性的角度痛斥“废医案”：“一个民族，若连其守护了数千年的生命知识与实践都要彻底抛弃，其文化自信何在？精神根基何存？现代化，绝非全盘西化！医学的发展，更应走融合创新之路，而非简单粗暴地废除替代！”
这场研讨会的内容和沈墨轩提供的实验资料，被迅速整理成文，通过北大的渠道，散发至北平各高校及学术团体，并寄往南京相关部门的熟人手中。这为林怀仁在南方的舆论造势，提供了来自最高学府的、坚实的学术声援。
南北呼应，形成了夹击之势。
林怀仁在上海的舆论高地，以博济的实践成果和广泛的社会联络，展现了中医的现实生命力与融合潜力；沈墨轩在北平的学术堡垒，则以严谨的实验数据和深刻的学理分析，瓦解着“废医”主张的“科学”外衣，揭示其背后的文化虚无主义本质。
报纸上的连篇论战，学界内部的激烈争论，民间中医界的联名请愿，以及部分政界人士收到的来自商界、文化界的关切……所有这些力量，在林怀仁、沈墨轩等人有意无意的引导和推动下，逐渐汇聚成一股强大的阻力。
南京政府内部，对于这份过于激进的“废医案”也产生了分歧。一些较为务实的官员认为，在广大农村和许多城市，中医仍是民众依赖的主要医疗力量，骤然废止恐引发社会动荡；且林怀仁等人提出的“中西医结合”、“科学化研究”路径，似乎更具建设性。
最终，在强大的舆论压力和现实考量下，那份意图将中医彻底废除的提案，未能获得通过，而是被修改为一项要求“加强对中医的管理与改良”的折中方案。
消息传来，“博济医学堂”内一片欢腾。李毓珍老泪纵横，喃喃道：“守住了……总算守住了……”
林怀仁站在窗前，望着黄浦江上往来的轮船，心中却没有多少胜利的喜悦，只有更深的思索。他知道，这只是一次阻击的胜利，偏见与误解依然根深蒂固，真正的融合与创新之路，依然漫长。但经此一役，他更加坚信，只要坚持理性、立足实践、勇于发声，星星之火，终可燎原。
他研墨铺纸，准备给北平的沈墨轩写信。这一次，他要与弟子商讨的，是如何利用这次危机带来的转机，将“衷中参西”的理念，推向更深入、更系统的研究与实践阶段。战斗，从未停止，只是换了一种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