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崇实
1941年秋，我考入国立三中六年一贯制实验班，1946年6月，学校以“抗战胜利”复员了。我于是年夏天赴省城贵阳，以同等学历考入贵州大学历史社会系。在国立三中，我度过了5年最宝贵的岁月。
50多年过去了。当时的学习生活情景，至今仍梦牵魂绕，令人眷恋。
一、面试比笔试还难
1941年夏天，我们松桃县一伙十二三岁的小学毕业生，相约到铜仁报考。第一天考语文，第二天考算术，第三天上午考常识，下午进行体验。第四天上午要进行面试，大家提心吊胆，忐忑不安。
口试在高中部左侧平房的一间教室进行。当叫到我的名字时，我立即走进去并向老师们敬了个礼，站在桌子面前。一位老师审视着我，问：“你家住哪里？叫什么名字？父亲是干什么的？”我一一作答，尚有几分沉着。戴墨镜的老师掀了掀他的眼镜，突然问我：“为什么要来投考国立三中？”我一下愣住了。这位老师又补充道：“想什么就说什么，不要紧。”我迟疑了一下，带着不安的心情说：“听说国立三中办得好，所以我来投考！”几位老师不约而同地笑着追问：“好到哪里呢？”我答不出来了，只好低下头。“你出去吧！”这一声，我分外听得清楚。走出教室，心里嘀咕，这下可糟了，口试卡了壳还有希望么？
我在铜仁城中南门的三益祥客栈里，焦急地等了两三天。发榜的那天，大伙约去看榜，我想去但不敢去，怕“名落孙山”出丑。待同学看榜回来才告诉我说是考取了六年一贯制实验班。当晚，我在凉床上翻滚了一夜。第二天天一亮，我就向三中校门口跑去，当看到榜上有自己的名字时，真是喜出望外，十分舒坦。在回家的路上，大家又谈论考试，都说面试比笔试还难。因为面试是看你的五官仪表，听你的口齿是否清楚，查你的思路是否敏捷等等，这些都是无法预习的。何况，对我们农村的孩子来说，口试的场面是首次碰到。
二、途遇樟老二（土匪）
1942年8月，我们几个男女同学从松桃出发，打算先到铜仁住上一宿，次日再赶到江口。（因为当时国立三中实验部设在江口。）第二天不等天亮，我们就出了城。其时烟雾弥漫，路滑难走。当我们走到五马破槽的山沟里时，忽然发现河畔的芦苇深处，窸窣作响。紧接着就窜上两个衣着青衫袴，头缠黑丝帕，身挎子弹袋，背着马枪的汉子。那个矮胖的汉子逼近了我们，眼睛闪着狡黠凶狠的光，首先咋呼：“小兔崽们！你们从铜仁来看到挑棉纱的人没有？”另一个稍高点的年轻汉子又走过来说：“你们这些崽，这么早赶路，遇上棒老二（即土匪）咋办？”我们说：“从铜仁城来，就只我们，没见到人！”“我们是学生，谁也不怕。”这时，那矮胖汉子吼道：“和这些崽崽磨什么牙，叫他们快滚！”高个点的说：“走吧！遇见人，不要说碰见我们在这里。记住！”我们惊慌地拔腿就跑。回头看时，人影全无，只有哗哗的河水声。
待到前头的一个小村店时，才听见卖粑粑的老大娘说，我们遇上的两个汉子，正是“关羊”的棒老二。据说他们的财喜，主要在挑棉纱的客人身上。
三、挖地开球场，垦荒种蔬菜
1941年冬，我们由江口迁回铜仁，校址在赤帝宫。此处廊宇阴森，院子里有一棵数百年的古柏，夏日蔽日，冬日挡风。我们实验初中部的主任是钱风绾老师，他常聚集我们在那儿讲述抗日战争的形势，对我们进行爱国仇敌的教育。学生有三三制两个初中班和六年一贯制两个实验班，共计二百多人。
那阵子，祖国风雨飘摇，人民颠沛流离。学校经费难以维持。为改善学生伙食，稳定教学，钱风绾部主任毅然发动我们开地开球场，垦荒种菜。
庙背后有一斜土坡，面积将近1000平方米，我们分批划片包干，按日计算土方。历时月余，终于平出了球场。在那段时间里，就是星期六下午，星期日上午和晚饭空闲时间基本上也用来挖运土方，平整地面，拣碎石瓦片，锤断砖片石。工地上热火朝天，熙熙攘攘，同学们手磨出了泡，肩压起了茧，却无人叫苦。在公告栏里，每天由“工程检查组”（由老师和同学组成）查看各班各队的进度和质量，好的记上红三角，差的打上黑三角。红黑三角可以对销。一周下来，红三角多的要受表扬，黑三角多的就会受批评，并要补上新的工程。一次轮到初二班挖土，不知是谁一锄下去，挖破了一个埋藏在土里多年的陶罐子，再一锄，白花花的元宝就带了出来。同学们一听说挖出了银子，就围了上去，你一锭，我一锭，几乎一抢而光。这消息不径而走，我们下了课也跟去看。这时钱风绾老师正集合队伍，向同学们讲述拾金不昧的道理，并提出要用这“天赐”的银子兑成现钱改善大家的伙食。同学们很听话，一一地从自己荷包里掏出了银宝锭（船形）银碎片（小正方块），放在地上一个塘瓷盆里。后来听说称得十九市斤。按钱风绾部主任的许诺，这些银子换成的钱，主要用在改善学生的伙食，也添制了一些教学用具，并公布了帐目。这些银两据说是过去赤帝宫老和尚埋下的。有同学编起了顺口溜：“老和尚有善心，埋下白银送我们。改善伙食更加劲，球场工程早完成。南无阿弥陀佛，我们大叫三声！”
我们的主要劳动是种菜。在后山开辟的荒地里，也是分班划畦大种蔬菜。每日早晚，满坡笑语、歌声。捉虫的，浇水的，施肥的，松土的，摘豆角的……，编织成一幅幅生动、美妙的劳动画面。
收割菜时，挑的挑，担的担，过好秤后，全部交食堂。节省的钱就用来星期天打牙祭。虽然生活艰苦，但大家的心头还是乐滋滋的。
四、学习紧张而富韵律
我们实验班的课程是按直线上升的原则安排的，强调要学好语、数、英三门主课。课本由学校借给同学，每上完一册后，即由学校收回，同时又借给下一个年级的同学使用。因此，上课必须用心听，并作必要的笔记，课后认真按时完成作业。所以课本十分宝贵，同学们也爱护备至。学期中，同学们要准备闯三关，即课堂里老师口头提问关；早读时，语文、英语抽背关；再就是月考和课间小测关。这三关迫使我们真正做到平时如战时。一有空，就是背书，读课文，默记定理、定义、法则或英语单词等。晚饭后，同学们常坐在校前的城墙垛口上聊天，也多是切磋学习中遇到的疑难问题。那时虽说是前方、后方，大江南北的同学聚在一起，语音各异，见地也不同，但都能和睦相处，相亲相爱，很少有吵架、斗殴的现象。
那时，同学们没钱买钢笔，就利用山竹自制。方法是：用小刀将小山竹削成侧锋，并在桐油灯上烤烤，紧靠锋尖后的竹管内塞上棉花。而后在街上买来一小包蓝墨水粉，泡水后注在竹管里的棉花上，写字时，墨水就从管里浸湿竹锋，这就成了。这样的竹尖笔，用秃了再削一下，方便得很。这种笔，伴随我们听讲，做作业，做笔记，立下了“汗马功劳”。在今天看来，它是有进博物馆的资格的。
星期天的下午，除了洗洗衣裳、被子之类的东西外，还有一项必须完成作业，那就是填写“周记”。周记内容有：一周内的国内外大事，校内重大事件，还有一周来的生活，学习纪要或心得体会。每个学生均要在学校统一制发的周记本上逐项填写，不能抄袭别人的。星期一由班长收交级任导师批阅。（一般在星期五以前再发还我们。）
钱风绾老师当时上我们班几何，每节课都有几分钟的小测验。对几何课，大家都很喜爱，我们常在课前作充分的准备。英语课是朱锡紫老师上，他严格按直接教学法进行，一节课非不得已，是一句汉语不讲的。所以上课前我们都要做必要的预习。每星期一早读是抽背的时间，逢到钱风绾老师来抽背，我们就格外紧张。因为他要你背诵的是一个学期里所教过的某节或某段，不易“对付”。考试、测验，打分是严格的，不轻易给分。如果获得85分，同学们都要向你投来敬羡的目光，如果获得90分，老师会当场嘉许一番的。学期考试仍是双人共桌，但作弊的现象很少发生。有一次一位同学偷看了同桌人的答题，立即被监考老师赶出教室，除该科记零分外，还受到记小过的处分。那时高中部还发生一件震惊学校和社会的惨剧，就是高中部有个同学叫史煜煌，因为学年总成绩只有59分，将被取消甲种贷金。（那时学校里的贷金分两种：战区来的学生给甲种，后方入学的享受乙种。取消贷金，前者要留级，后者还会被辞退。这不是处分，是不让你再学习了。）这位姓史的同学想不通，竟从楼上跳下，当即毙命……。
在教学过程中有三个环节是非常严格的。那就是上课严格，考试严格，评分严格。这三个严格，形成了三中的教风，并影响到校风；这三个严格，促进并调节了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
五、情趣横生的渔梁滩露营
在1943年秋高气爽的日子里，学校组织了为期五天的童子军野外露营活动。我们实验初中部两个初三班和女子部一个初三班都参加了，共150多人。地点选在离校较近、风景优美的渔梁滩。那儿是经过河水多年冲积而成的一个灌木、芦苇和杂草丛生的沙滩。草丛间有大小不一的水凼。大的水凼里有小鱼虾子游动，在石头底下还有螃蟹、角角丁（一种常寄附在水滩石头底下的小黄鱼，无鳞，煮汤吃，十分可口）。灌木丛里，不时飞起尾巴一翘一翘的点水雀。这些自然环境，增添了我们活动的内容和情趣。
露营的第一天，是各自整理营地。当时每个帐篷住十来人。我们搭好帐篷后，在它的周围沙地上挖掘好流水沟；又从沙滩上拾来大大小小的鹅卵石，砌成花坛，堆成假山；在一个距帐篷不远的灌木丛里，我们砍去了小树子，割尽了杂草，平整了沙土，按统一的要求，每隔丈余远就砌筑一个炊灶。每个帐篷为一个伙食小组，砌成一个灶。10多个灶依次排列，十分别致。女同学的灶还靠我们男同学帮着砌哩。当时的菜、油、盐和炊具是由学校统一供应的，柴火也主要是学校派人送去。但每个学生都必须轮流生火、做饭、洗菜、炒菜等，五人一组，依次轮值。我们都想露一手，把饭菜弄好点，以博得同学的好评，但总不能如愿。不是饭煮稀了，就是盐放重了。记得有一天中午，我们帐篷里的10来个同学正围在灶前石头上吃饭，营地指挥之一的张昌辉老师走来尝尝我们的菜，他夹了一点在口里，立即吐出来，笑问我们：“这是谁的‘手艺’？以盐取胜！”凑巧，宗石乔老师（当时是我们班的级任导师，教我们体育课。）也走过来问：“咋回事？”张昌辉老师说明情况后，他笑得更大声：“乡下人缺盐，是用线吊起一小块盐巴，做菜时只把它放在汤里滚一滚，有点盐味就行了。你们却这样大手大脚地乱用盐，真是不该！”他的笑声里带几分责备，我忍不住了，就站了起来，说是我放的盐。宗老师来了劲：“看！还是来自农村的娃娃，菜都不会做！”我低下了头，感到愧疚。这事，直到今天，我想起来还十分有趣。
最难忘的是在一次营火晚会上，百多同学围着噼啪作响的篝火，表演各种节目：吹口琴的，拉二胡的，唱歌的，说笑话的，打金钱板说道情的……真是五花八门，异彩纷呈。忽有人提出齐唱岳飞的《满江红》：“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歌声激荡，激起我们珍惜时光，抗敌雪耻，收复失地的情怀。夜深了，河滩上吹来的凉风，令我们感到几分寒意。可是我们的心却是热乎乎的，久久不能平静。如今，当我走过渔梁滩时，都要多情地看上几眼，虽然由于水电建设，锦江河水水位提高了数米，原来的河滩早淹藏在河底了，但五十多年前我们露营的种种活动，在记忆中是永远淹没不了的。
六、生物课吸引了我们
1944年秋，我们班结束了初中阶段的课程，升入高中部，继续完成了实验班四年级和五年级的学业。其间，有很多老师的教学风范，至今难忘。印象最深的是上我们四年级（等于高一）生物课的杨骏老师。
杨骏老师治学严谨，教学有方，衣着简朴，步履稳健，爱护学生，我们十分敬爱他。他的课系统性、趣味性都很强，时时博得同学们的笑声。特别是上解剖课时更为大家所喜爱。当时学校没钱购买活标本，杨老师也不管自己家庭的拮据，（从未见他喝过酒，吸过烟）就自己掏钱买兔、购鱼来给我们做解剖实验用。有次解剖青蛙，是他亲自到学校后山的池塘里捉的。记得这次的解剖课是在当时的阶梯教室里上的。杨老师正向我们讲解解剖青蛙应注意的有关知识和要求时，突然一只大青蛙从他口袋里蹦了出来，向同学们的座位下窜跳，这时教室一片叫声，秩序有点乱。杨老师敲了敲讲台桌，要大家静下来，他风趣地说：“它初次见到你们这些高中生，也是将来的大学生，有点害臊，想逃之夭夭。可我昨天在池塘里捉到它时，你们猜它是如何表态的？”这时，全教室都静了下来，十分关切而又好奇地听杨老师的“编造”：“它当时向我表态：‘杨老师，我本来就是任劳任怨给人们吃害虫的，可人们都不理解我，时时捕捉我去剥皮剖腹，白白地送了命，不值得！你捉我去是要做解剖用的，给同学们以知识，使他们成才，同样是剥皮、剖腹，我觉得值得，死得有意义！我乖乖地听候你处置。’”杨老师笑了笑，“可它今天都迫不及待地蹦出来，不是害臊是什么？”顿时逗得我们笑了起来。在笑声里，我们又领悟到“寓教于乐”的道理。
杨老师上课的板书，更令人钦羡。不仅字迹清楚，而且别具风格。特别是随意用粉笔在黑板上一勾描，一些动物、植物、矿物的简略形状就展现出来了。用简笔画鼠、画兔、画鸡的方法，我还暗暗地向他学习。他时常语重心长地向我们说：“同学们要注意听，仔细看，认真想，用心学！任何一门学问都来不得半点虚伪！”
杨老师的生物课，就在他轻松、和谐、趣味横生的讲授中，给我们以应学的知识和技能。他认真负责的教学精神也无时无刻不在激励着我们。
冉崇实，男，66岁，贵州松桃人。1941年入国立三中六年一贯制实验班，1946年考入贵州大学文理学院历史系。退休前任铜仁师范专科学校教务主任、副教授。通讯地址：贵州铜仁师范专科学校。邮政编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