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北平街头，晨雾还未散尽，陈幽已揣着两个硬邦邦的窝头走出了北大校门。
教授们在课堂上讲的“既要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还在耳边回响，火炉边的暖意仿佛残留在指尖，可一踏进街头的寒风里，他才真正懂了“行万里路”这四个字，不是游山玩水，而是要踩着泥土、贴着人心去看真实的中国。
他没往繁华的王府井走，反倒拐进了西四牌楼附近的胡同。
这里是黄包车夫聚集的地方，天刚蒙蒙亮，十几辆漆皮剥落的黄包车就歪歪斜斜地停在墙根下，车夫们裹着打了补丁的短袄，蹲在地上就着寒风啃窝头，嘴里呵出的白气，像断了线的棉絮，飘一会儿就散了。
陈幽刚走近，就有个颧骨高耸的车夫直起身子，搓着手问：“先生，要车不？去东单？西直门？俺拉得稳！”他声音沙哑，袖口磨得露出了棉絮，手上的裂口纵横交错，沾着黑黢黢的泥垢，一看就是常年握车把磨出来的。
“师傅，我不坐车。”陈幽弯下腰，把怀里的窝头递过去一个，“想跟您聊聊。”
车夫愣了愣，接过窝头的手顿了顿，随即嘿嘿笑了，露出两颗缺了的牙：“俺当啥事儿，聊呗！俺叫王老三，在这儿拉车快十年了。”
他往墙根挪了挪，给陈幽让了个位置，自己先咬了一大口窝头，嚼得满脸通红，“先生是北大的学生吧？看您这穿着，白净的，跟俺们不一样。”
陈幽点点头，指着他脚边的车：“王师傅，您这车是自己的？一天能拉多少钱？”
“自己的？哪能啊！”
王老三苦笑一声，咽下嘴里的饭，“这车是租的，东家的，一天得先交两吊钱租子，剩下的才是自己的。要是遇上刮风下雨，路滑难走，拉不着活，租子也得交，少一个子儿都不行。”
他说着，指了指自己的腿，“去年冬天，雪下得齐膝盖深，俺为了赶活，摔了一跤，腿肿得跟馒头似的，也不敢歇，歇了就没饭吃，还得欠东家的租子。”
陈幽心里一沉，又问：“那一天下来，能剩多少？”
“剩？”王老三叹了口气，伸手比划，“好的时候，能剩一吊多，够买两斤棒子面，养活老婆孩子；要是不好，比如遇上兵痞子坐车不给钱，还得挨顿揍，那一天就白干了。”
他说着，突然压低声音，“前儿个，张老四拉了个穿军装的，到了地方不仅不给钱，还说他车把碰着自己了，把张老四的车座都给拆了，人也揍得鼻青脸肿，现在还躺家里起不来呢！”
正说着，街口传来一阵铃铛响，几个车夫慌忙站起来，王老三也拍了拍身上的土，拉起车就往街口跑：“先生，俺得去揽活了，晚了就被别人抢了！”他跑了两步，又回头喊，“您要是还想聊，晚上来俺家，就在胡同里头第三间破屋！”
陈幽看着他拉着车小跑的背影，车把在他手里微微晃动，寒风把他的短袄吹得鼓起来，像一面破旧的旗子。
他站在原地，手里的窝头还带着余温，可心里却凉飕飕的——原来课本里说的“苛捐杂税”“剥削”，不是轻飘飘的四个字，是王老三手上的裂口，是张老四脸上的淤青，是一家人等着棒子面下锅的期盼。
中午的太阳升得老高，陈幽揣着剩下的半个窝头，往城南的纺织厂走。
那是北平最大的一家纺织厂，烟囱里冒着黑黢黢的烟，离老远就能听见机器“轰隆轰隆”的响声，震得人耳朵发疼。
厂门口围着几个穿蓝布褂子的女工，年纪看着都不大，最小的估摸着有十三四岁，头发用红头绳扎着，脸上还带着稚气，可眼神却没了同龄人的清亮，只剩下疲惫。
陈幽刚要上前，就被一个看门的壮汉拦住了：“干啥的？厂子里不让进！”
“我找个人。”陈幽灵机一动，想起王老三说的“找活干”的由头，“想找份工，问问这儿还招人不？”
壮汉上下打量他一番，撇撇嘴：“就你这细皮嫩肉的，能干啥？厂子里的活，可不是你们学生娃能扛的。”
话虽这么说，还是往旁边让了让，“进去吧，别乱逛，女工在东车间，男工在西车间。”
陈幽道了谢，刚走进厂房，一股混杂着棉絮、机油和汗水的味道就扑面而来，呛得他直咳嗽。
车间里光线昏暗，只有头顶几盏昏黄的灯泡亮着，几十台织布机并排摆着，“哐当哐当”地响个不停，震得地面都在颤。
女工们坐在机器前，手指飞快地穿梭在纱线之间，眼睛紧紧盯着布面，连头都不敢抬一下。
他走到一个年纪稍大的女工身边，她额头上渗着汗珠，鬓角的头发湿哒哒地贴在脸上，手上的动作却没停过。
“大姐，您这一天要干多久？”陈幽凑到她耳边，大声喊着，才能让她听见。
女工瞥了他一眼，嘴唇动了动，声音被机器声压得只剩下气音：“十二个时辰，从早到晚，中间就半个时辰吃饭。”
“十二个时辰？”陈幽愣住了，“就不能歇会儿？”
“歇？”女工苦笑一声，手里的动作更快了，“机器不能停，停了就扣钱。上个月，李丫头头晕，趴在机器上歇了会儿，就被工头骂了一顿，还扣了三天的工钱，哭得跟啥似的。”
她指了指自己的胳膊，“你看，这都是被机器蹭的，流血了也得接着干，不然一家子咋活？”
陈幽顺着她的手看去，她的胳膊上有好几道深浅不一的疤痕，有的已经结了痂，有的还泛着红。
他心里一阵发酸，刚要再说点什么，就听见远处传来工头的吼声：“新来的！干啥呢？不想干就滚蛋！”
女工赶紧推了他一把：“快走吧，别在这儿待着，工头凶得很！”
陈幽只好往外走，路过西车间时，看见几个男工扛着沉重的棉纱锭子，脚步踉跄地往前走，额头上的青筋爆了起来了。
有个男工脚下一滑，锭子“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棉纱撒了一地。工头立马冲过来，手里的鞭子“啪”地抽在他背上：“你瞎眼了？这点活都干不好！扣你这个月的工钱！”
男工咬着牙，没敢吭声，只是赶紧蹲下来捡棉纱，背上的鞭痕瞬间红了起来，渗出血印。
陈幽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嵌进掌心，却啥也做不了——他只是个旁听生，连正式学籍都没有，在这冰冷的机器和凶狠的工头面前，他的学问、他的笔记，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出了纺织厂，天色已经擦黑，陈幽揣着满腹的沉重，往郊区走。
北平的郊区不像城里有路灯，只能借着月光看清路，田埂上的草结了霜，踩上去“嘎吱嘎吱”响。
远远地，就看见一片菜地，一个老农正弯着腰，在地里拔菜，动作迟缓，像是耗尽了力气。
陈幽走过去，帮他把拔出的白菜抱起来，放在田埂边的竹筐里。“大爷，这么晚了还干活？”
老农直起腰，捶了捶后背，咳嗽了两声：“再不拔，明天就冻坏了。这些菜，得赶明儿一早挑去城里卖，晚了就占不着好位置了。”
他看了陈幽一眼，“小伙子，不是这村里的吧？来这儿干啥？”
“我来看看，想问问您这菜，能卖多少钱？”陈幽帮他把竹筐系好。
“多少钱？”
老农叹了口气，脸上的皱纹挤在一起，“好的时候，一斤能卖两个铜板；要是遇上粮商压价，一斤一个铜板都卖不出去。就这点菜，刨去种子钱、肥料钱，还有城里的苛捐杂税，一年下来，能剩个几吊钱就不错了。”
他指了指不远处的破屋，“俺家老婆子病了，常年吃药，就靠这点菜地养活一家子，要是遇上灾年，菜都死了，那就只能饿肚子了。”
陈幽想起家乡的田，想起父亲当年也是这样，面朝黄土背朝天，到头来却连饭都吃不饱。“大爷，就没别的法子吗？比如种点别的？”
“别的？”
老农苦笑，“地是租地主的，地主说种啥就得种啥，敢违逆？去年，俺想种点豆子，地主说豆子不值钱，非得让俺种麦子，结果麦子熟了，遇上连阴雨，全烂在地里了，地主还逼着俺交租子，俺没办法，只能把家里唯一的老母鸡卖了，才凑够租子。”
他说着，从怀里掏出一个干硬的红薯，咬了一口，“小伙子，你是读书人，懂的多，你说，俺们这农民，啥时候才能不受罪啊？”
陈幽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他想起马克思着作里说的“阶级压迫”，想起教授们说的“改造中国须结合国情”，可此刻，面对老农期盼的眼神，他那些刚学到的理论，突然说不出口了——理论是纸面上的字，可老农的苦难，是刻在脸上的皱纹，是手里的老茧，是肚子里的饥肠辘辘。
月亮升得老高，陈幽帮老农把菜筐挑到路边，才往城里走。
一路上，王老三的车把、纺织女工的疤痕、老农的红薯，像一幅幅画，在他脑子里转个不停。他突然明白，教授让他“行万里路”，不是让他去看北平的亭台楼阁，而是让他去看这些被遗忘在角落的人，去看他们的苦、他们的难、他们的盼。
回到北大时，图书馆的灯已经亮了。陈幽在校门口，遇到了同旅馆住旁听同学赵勇，向他说起今天的见闻：“赵兄，我今天进行了初步社会调查，见了黄包车夫，见了纺织厂的工人，见了郊区的农民，他们……他们太苦了。”
他把白天的见闻一五一十地说出来，声音带着哽咽，“我以前在书里读‘剥削’，总觉得是个抽象的词，可今天我才知道，那是他们一整天干12个小时还吃不饱饭，是他们被鞭子抽着还不敢吭声，是他们种了一辈子地还养不活自己！”
赵勇指着图书馆里的灯，“是的，我也有同感。我们在书里学的理论是光，可要是照不到老百姓的身上，那光就没用。”
陈幽点点头，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点燃了。
他想起王老三说的“先生，您是读书人，您懂的多”，想起老农问的“啥时候才能不受罪”，想起纺织女工疲惫却又带着期盼的眼神。
原来，“读万卷书”是为了武装自己的脑子，“行万里路”是为了看清脚下的路，而这一切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能当个体面的读书人，而是为了让那些受苦的人，能过上像样的日子。
晚上，陈幽没去图书馆，也没回宿舍，而是坐在未名湖边的石凳上，借着月光，把白天的见闻一笔一笔写在本子上。
风很冷，可他的心却滚烫，手里的笔仿佛有了力量，每一个字都写得格外用力——他知道，这只是开始，他要走的路还很长，要做的事还很多，但他不再迷茫了，因为他看清了方向，也握紧了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