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的沈阳，空气里还残留着夏末的燥热，却混着一股说不出的慌乱劲儿。东塔机场的跑道上，尘土被风卷着打旋，一架苏联军用飞机的螺旋桨正“嗡嗡”地转着，声音刺耳得很。毓嶦被两个苏联士兵夹在中间，胳膊被攥得生疼，他下意识地想挣开，却瞥见不远处的溥仪——他那位曾经的“大清皇帝”，此刻正垂着头，灰布长衫上沾着泥点，往日里端着的架子早没了踪影，活像个被抽走了魂的木偶。
毓嶦心里“咯噔”一下，像有块石头沉了底。他是爱新觉罗·毓嶦，大清最后一位恭亲王，按辈分，得叫溥仪一声“堂哥”。三个月前，他还在伪满洲国的“皇宫”里，穿着笔挺的军装，以为跟着溥仪能给早已败落的家族挣回点脸面。可现在，日本天皇的投降诏书一宣读，伪满洲国就像纸糊的房子，一推就塌了。他们慌慌张张地收拾了几件行李，想从沈阳机场逃去日本，没成想刚到跑道，就撞上了苏联军队。
“走！”苏联士兵推了他一把，粗粝的手掌蹭过他的袖口。毓嶦踉跄了两步，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这双手生下来就没沾过土，小时候练书法时被师傅握着，后来拿过镶金的筷子，摸过紫檀木的砚台，就算在伪满洲国没了实权，也从没干过半点粗活。可现在，这双手被攥得发红，指缝里还沾了点机场的尘土，刺得他心里发慌。
他和溥仪，还有十几个伪满洲国的官员，被塞进了飞机的后舱。舱里没有座位，只能蹲在冰冷的铁皮上，飞机起飞时的颠簸让他胃里翻江倒海。他靠在舱壁上，看着窗外的云快速往后退，心里乱糟糟的：以前在恭亲王府，他住的是雕梁画栋的正房，院里种着海棠和玉兰，春天一到，满院都是花香；吃饭时，小太监端着十几道菜上来，他挑拣着吃两口，剩下的就赏给下人。那时候，他以为“恭亲王”这三个字就是天，就算大清亡了，皇族的身份总能让他衣食无忧。可现在才明白，这身份早成了累赘——没权没钱，连自己的命都攥在别人手里。
战俘营里的“王爷苦熬”
飞机降落在苏联的哈巴罗夫斯克时，一股寒气扑面而来。九月的苏联已经冷得刺骨，毓嶦身上那件单衣根本抵不住风，他缩着脖子，跟着人群被押进了战俘营。营区是用铁丝网围起来的，几排简陋的木屋歪歪扭扭地立在雪地里，烟囱里冒出的黑烟被风刮得七零八落。
接下来的五年，毓嶦就困在这冰天雪地里“苦熬”。每天早上天不亮，哨声就会准时响起，他们得排队去操场集合，然后被分到不同的地方干活——有的去劈柴，有的去修铁路，毓嶦因为身子骨弱，被安排去喂猪。猪圈里又脏又臭，猪食桶沉得他拎不动，只能拖着走，溅得裤腿上全是泔水。到了冬天，气温能降到零下三十度，他穿着战俘营发的薄棉衣，棉絮都露了出来，手和脚冻得又红又肿，晚上钻进铺着稻草的被窝，冻得半天睡不着觉。
最难受的是饿。每天两顿饭，早上是稀得能照见人影的土豆汤，晚上是黑面包，硬得像石头，咬一口能硌得牙酸。有一次，他实在饿极了，偷偷在喂猪时藏了半块冻土豆，晚上躲在被窝里啃，土豆冰得他牙龈疼，可他还是嚼得津津有味——那是他那几天里唯一能尝到的“荤腥”（土豆在当时的战俘营里，算是能填肚子的“硬货”）。
他常常坐在木屋门口，看着远处的雪山发呆。以前在恭亲王府，冬天围着火炉，丫鬟会端来滚烫的奶茶，撒上一把炒米，暖得人浑身舒服。现在，他只能拢着冻得发僵的手，哈出一口白气，看着那团雾气很快消散在风里。有一次，溥仪凑过来，声音沙哑地问他：“你说，咱们还能回去吗？”毓嶦摇了摇头，他不知道答案，只觉得眼前的日子像没有尽头的黑夜，连一点光都看不到。
1950年的冬天，他们被押上了回国的火车。火车一路向南，气温渐渐回升，可毓嶦的心却越来越沉——他听说，他们要被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那是专门改造战犯的地方。他不知道“改造”意味着什么，只觉得从一个牢笼，又要钻进另一个牢笼。
战犯管理所里的“身份清零”
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大门比苏联战俘营的铁丝网更让人心慌。门口的牌子上写着“劳动改造，重新做人”，几个字红得刺眼。毓嶦和溥仪被分在不同的房间，每个房间住六个人，上下铺，铺着薄薄的褥子。第一天早上，管理员就拿着作息表进来，宣布规矩：每天要学习，要劳动，要写思想汇报，没有“王爷”，没有“皇上”，在这里，所有人都是待改造的战犯。
刚开始，毓嶦根本受不了。他从小被人伺候惯了，现在要自己叠被子、扫地、刷碗，手里的碗滑溜溜的，一不留神就摔在地上，碎瓷片割破了手，血珠渗出来，他看着那点血，突然觉得委屈——他可是恭亲王啊，怎么能做这些“下等人”干的活？
有一次，他刷碗时故意磨蹭，被管理员看见了。管理员没骂他，只是把他拉到一边，指着院子里正在种菜的日本战犯说：“你看他们，以前是军官，现在不也在种菜？在这里，身份都是过去的事，能干活，能认错，才能有出路。”毓嶦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一个曾经在伪满洲国作威作福的日本少将，正蹲在菜地里拔草，裤腿卷到膝盖，腿上沾着泥，脸上全是汗，哪还有半点军官的样子。
那天晚上，毓嶦躺在铺位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起在苏联战俘营的日子，想起那双手从细嫩到冻裂，想起黑面包的硬和土豆汤的稀。他突然明白，所谓的“恭亲王”身份，早就随着大清的灭亡一起没了。以前他总想着靠这个身份过日子，可现在，这身份不仅帮不了他，还会拖累他。
从那以后，他开始学着放下架子。早上天不亮就起来叠被子，叠得方方正正；刷碗时仔细搓着碗沿，一点油污都不留；下午去菜园劳动，跟着其他人学浇水、施肥，刚开始分不清韭菜和麦苗，被人笑话，他也不生气，跟着人家学，慢慢也能认出不少菜苗。有一次，他种的西红柿结了果，红彤彤的挂在枝上，他摘了一个，擦了擦就咬了一口，酸甜的汁水在嘴里散开，他突然觉得，这比以前在王府里吃的山珍海味都香。
管理所里的人慢慢对他改观。以前总有人背后议论他“王爷架子没放下来”，后来大家见他干活实在，还会主动跟他搭话。有个以前做过木匠的战犯，见他手巧，还教他修木盆、钉板凳。毓嶦学得认真，没多久就能自己修修补补了。他看着自己修好的木盆，心里竟有了点成就感——原来不靠“王爷”的身份，靠自己的手，也能做出点事。
农场里的“铁锹人生”
1957年的夏天，毓嶦接到了特赦通知。当他拿着那张薄薄的纸走出管理所大门时，阳光晃得他睁不开眼。门口没有迎接的人，只有一个干部递给了他一个布包，里面是几件旧衣服，还有一张介绍信，让他去北京城外的一个农场报到，那里会安排他工作。
他攥着布包，站在路边，看着来来往往的自行车和行人，突然觉得有点茫然。自由是来了，可他该怎么活？他今年已经三十五岁了，除了在管理所学的那点农活和修修补补的手艺，啥正经本事都没有。以前在王府里，他连柴米油盐的价格都不知道，现在要自己挣钱吃饭，想想都觉得头疼。
农场在京郊的西山脚下，一进农场大门，就看见大片的田地，几个工人正扛着锄头在地里干活。场长是个皮肤黝黑的汉子，接过他的介绍信，上下打量了他一番，说：“你叫毓嶦是吧？先跟着老周学干活，主要是搬石头、筛沙子，还有翻地，先试试能不能干。”
老周是个五十多岁的工人，脸上刻着风霜，说话直来直去。他递给毓嶦一把铁锹：“拿着，先试试挖沟。”毓嶦接过铁锹，只觉得手腕一沉——这铁锹比他以前拿过的任何东西都沉，木柄磨得发亮，铁锹头锈迹斑斑。他学着老周的样子，把铁锹扎进土里，可使劲太猛，铁锹头歪了，差点崴了脚。老周笑了：“你这架势，一看就是没干过活的。来，我教你，脚踩着铁锹头，腰往下沉，借力把土翻起来。”
毓嶦跟着学，一开始动作笨拙，挖不了几下就气喘吁吁，手心磨得发红，后来慢慢找到了窍门，虽然还是慢，但总算能跟上进度了。中午在农场的食堂吃饭，窝头就着咸菜，他吃得狼吞虎咽——干了一上午活，早就饿坏了。老周坐在他对面，递给他一个搪瓷缸子：“喝点水，慢点吃，没人跟你抢。”
晚上，他住在农场的集体宿舍里，四张床挤在一间小屋里，墙上挂着农具。他躺在床上，浑身酸痛，可心里却踏实了——至少有地方住，有饭吃，还有活干。他想起白天挖沟时，泥土的味道沾在身上，虽然脏，却比战俘营的霉味、管理所的消毒水味都让人安心。
农场里的工人都知道他以前是“王爷”，刚开始有人好奇，总围着他问：“王爷，以前你是不是天天吃大鱼大肉？”“王府里是不是有好多丫鬟太监？”毓嶦不恼，笑着说：“以前是以前，现在我就是个工人，跟你们一样。”有一次，一个年轻工人故意逗他：“那你以前拿玉玺，现在拿铁锹，哪个沉？”毓嶦举起手里的铁锹，晃了晃：“玉玺轻，可它填不饱肚子；铁锹沉，却能让我每顿都吃上热乎饭。”
这话一出，大家都笑了，觉得这个“王爷”没架子，挺好相处。慢慢的，没人再提他的过去，都把他当作普通同事。老周还教他筛沙子，告诉他怎么把粗沙和细沙分开，怎么和水泥更结实。毓嶦学得认真，甚至自己琢磨出了一套办法——用铁丝网做了个小筛子，筛起沙子来又快又干净。场长见了，还在大会上表扬了他：“毓嶦同志肯动脑筋，大家都要向他学习。”
可日子还是难。他快四十岁了，体力不如年轻人，干起活来总比别人慢半拍，每个月的工资也比别人少一点。有一次，他感冒了，咳嗽得厉害，还是硬撑着去干活，结果挖沟时差点晕倒。老周把他扶到一边，骂他：“你不要命了？身体要紧！”说着，就去场长那里替他请假，还给他煮了碗姜汤。毓嶦喝着姜汤，心里暖暖的——他这辈子，以前被人伺候是因为身份，现在被人照顾，是因为他这个人。
他开始喜欢上农场的日子。春天，他跟着大家一起播种，看着绿油油的秧苗冒出来；夏天，在地里浇水，听着蝉鸣，风里带着庄稼的清香；秋天，收割庄稼，看着金黄的麦子堆成小山，心里满是欢喜。他甚至在宿舍门口种了几棵向日葵，每天浇水，看着它们慢慢长高，开花，花盘朝着太阳转，像一个个小太阳，照得他心里亮堂。
毛笔尖上的“人生归处”
农场的日子重复又平淡，可毓嶦没让自己的心里空着。晚上收工后，别人要么打牌，要么聊天，他却从箱子底翻出了一支毛笔——那是他从管理所带出来的，笔杆已经磨得光滑，笔头也有点秃了。他又找了几张糙纸，倒了点墨水，坐在灯下，开始练字。
小时候，他跟着家里的私塾先生学书法，先生握着他的手，教他写“人”字，说“一撇一捺，要站稳脚跟”。那时候他不懂，只觉得练字是规矩，是身份的象征。后来在伪满洲国，他偶尔也练字，却总心浮气躁，写出来的字飘得很。可现在，坐在农场的油灯下，他握着笔，心里竟出奇地平静。
笔尖蘸饱墨汁，落在糙纸上，先是顿住，再缓缓拖出一道墨痕。他写楷书，一笔一划，横平竖直，像他现在的日子，踏实安稳；写行书时，笔锋流转，带着点洒脱，像他放下身份后的轻松。有时候写得入了迷，直到油灯快烧尽了才发现，手心里全是汗，可心里却畅快得很——白天干活的累，生活的难，都顺着笔尖的墨汁，落在纸上，散在了空气里。
老周见他天天练字，凑过来看了看，说：“你这字写得真好看，比镇上老先生写的还强。”毓嶦笑着说：“瞎写的，解解闷。”可慢慢的，农场里的人都知道他字写得好。过年时，大家都来找他写春联，他乐呵呵地答应，裁纸、研墨、挥笔，不一会儿，一副副春联就写好了，红纸上的黑字透着喜庆，大家拿着春联，嘴里说着“谢谢老毓”，他心里比喝了蜜还甜。
1966年，文革开始了。毓嶦因为“旧皇族”的身份，又被送到了天津的一个农场劳动改造。那里的条件比北京的农场差多了，住的是土坯房，冬天漏风，夏天漏雨，干的活也更重——要去砖窑搬砖，一块块红砖烧得烫手，他的手被烫出了好几个水泡，挑破了，贴上胶布继续干。
可就算这样，他也没放下毛笔。晚上回到土坯房，他就着煤油灯的光，在捡来的旧报纸上练字。墨汁没了，他就用锅灰混着水代替；毛笔秃了，他就用剪刀修修笔头，接着用。有个一起改造的人劝他：“都这时候了，还练什么字？”毓嶦抬起头，眼睛在煤油灯的光下亮着：“只有写字的时候，我才觉得自己还是我。”
就这样，他练了一年又一年。直到七十年代末，日子慢慢平静下来，有人把他的书法作品推荐给了北京书法家协会。协会的人看了他的字，惊讶不已——那字里有楷书的沉稳，有行书的流畅，更有一股历经沧桑后的从容，没有半点浮躁之气。没过多久，他收到了北京书法家协会的入会通知。
那天，他拿着通知，手有点抖。他想起在苏联战俘营冻裂的手，想起农场里磨出茧子的手，想起在煤油灯下握着秃毛笔的手。这双手，从拿玉玺到拿铁锹，再到拿毛笔，终于找到了真正属于它的位置。
后来，他的书法作品渐渐出了名，有人来求字，甚至有外国的收藏家专门来找他。他还是像以前一样，坐在桌前，一笔一划地写，写“厚德载物”，写“宁静致远”，写他这一辈子悟出来的道理。有人问他：“您这一辈子，从王爷到工人，再到书法家，觉得苦吗？”毓嶦笑了，指着桌上的毛笔说：“苦是苦过，可苦里也能熬出甜。就像这毛笔，笔锋要经过千百次的磨，才能写出好字；人也一样，经过点磨难，才能站稳脚跟。”
晚年的毓嶦，住在北京的一个小四合院里，院子里种着一棵海棠树，春天开花时，满院飘香。他每天早上起来浇花，然后坐在桌前练字，下午喝喝茶，看看书，日子过得平静又安稳。他再也不是那个困在“恭亲王”身份里的年轻人了，他只是毓嶦，一个靠自己的手吃饭，靠毛笔养心的老人。
他的人生，就像一幅慢慢铺展开的书法作品，起笔时慌乱，行笔间磕磕绊绊，可到了最后，却写出了一份从容和淡定。那些曾经的荣耀与苦难，都成了笔下的墨痕，淡了，散了，只留下一份踏实——踏实做人，踏实做事，不管身处何种境遇，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