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雾气还没散透，沈逸风就跟着阿福钻进了云南南路的小笼包摊。竹篾蒸笼叠成小山，白汽裹着肉香往上蹿，模糊了沈逸风的玳瑁眼镜。他摘下眼镜擦了擦，再戴上时，正撞见阿福咬开包子，汤汁顺着指缝往下淌：“好家伙！这蟹粉馅儿，比上个月的鲜多了！”
“慢点儿吃。”沈逸风掏出手帕递过去，“小心烫着。”
阿福抹了把嘴，眼睛亮晶晶的：“我跟你说个事儿——昨儿我去外滩送货，听见几个穿西装的日本人在码头边晃悠。其中一个留小胡子的，跟苦力头儿打听：‘这儿收银元不？价钱好说。’”
蒸笼又“噗”地冒起热气，沈逸风的镜片再次蒙上白雾。他望着窗外飘着雨丝的外滩，汇丰银行的铜狮在雾里若隐若现，金睛怒睁，像头盯紧猎物的野兽。
“收银元？”沈逸风重复了一遍，“给什么价？”
“比市价高两毛！”阿福压低声音，“苦力头儿没敢应，说怕惹麻烦。但我听那日本人说……”他咽了咽口水，“说收够了就运到日本，铸新银元。”
旁边桌的老食客突然插话：“我也听说了！前儿个在四马路，看见个日本女人拿皮夹子收银元，说要‘带回国做纪念’。我家那口子还说，许是要熔了打个首饰——可哪用得着这么多？”
“纪念个屁！”另一个穿短打的汉子啐了口，“我在杨树浦码头当差，见过日本人收铜料、收废铁，哪回不是运回去造炮弹？收银元……怕是要铸假钱！”
小笼包摊的热气里，议论声像煮沸的水。沈逸风捏着半凉的包子，突然想起上周码头截获的日本龙洋——龙鳞少两片，铅味呛人。原来高桥的算盘，打得比他想得更响：先在市面上收真银元，再运到日本铸假币，最后用假币挤垮上海的钱庄。
“阿福。”他擦了擦眼镜，“去把李先生找来，就说我有事问他。”
“哎。”阿福应着，抹了把嘴往钱庄跑，“我这就去！”
沈逸风留在摊前，望着外滩的雨雾。卖花担子从身边经过，白兰花混着小笼包的香气钻进鼻子。他摸了摸怀里的《伪币识别手册》，想起周掌柜说的“辨伪要用心”——原来这“心”，不仅要辨银元的真假，更要辨透那些藏在市井传闻里的阴谋。
李先生来得很快，腋下夹着账簿，眼镜片上沾着雨珠。
“小风，什么事？”他坐下，掰开小笼包，汤汁滴在账簿上，赶紧用帕子擦。
“李先生，”沈逸风压低声音，“日本人在外滩收银元，给价比市价高两毛，您听说了吗？”
李先生的手顿了顿，夹着包子的筷子悬在半空：“听见了。昨天汇丰的买办还跟我打听，说日本三井物产在找‘渠道’，收银元运往神户。”
“运往日本铸假币？”
“八九不离十。”李先生擦了擦眼镜，“日本铸币局最近在神户建了新厂，设备是从英国进口的。他们缺银料，就盯着上海的现洋——咱们这儿现洋多，又乱，正好下手。”
沈逸风想起周掌柜账房里那本“恒赉与三鑫月结三千”的账，想起码头货箱里的假银：“这么说，高桥收银元，跟恒赉的鸦片生意、三鑫的烟土运输，都是一伙的？”
“不止。”李先生嚼着包子，声音发沉，“我在公董局有朋友，说日本领事馆最近频繁接触上海道台，说要‘协助整顿金融秩序’——明着是帮忙，暗着是要把咱们的现洋全攥在手里。”
小笼包摊的老板过来添汤，热气腾腾的水汽里，沈逸风看见外滩的钟楼指向八点。他想起初到福源时，周掌柜教他“银元不会骗人”，可如今，连银元都被卷进了阴谋的漩涡。
“李先生，咱们怎么办？”
“先盯着。”李先生擦了擦嘴，“让账房多记几笔‘现洋外借’的账，把库里的银元分散存到几家小钱庄。日本人要收，就让咱们的人去卖——反正他们的价高，咱们赚了钱，还能搅他们的局。”他拍了拍沈逸风的肩，“记住，跟日本人斗，不能硬来，得用他们的法子，赚他们的钱，再捅他们的肺管子。”
阿福跑回来时，雨下大了。他浑身湿淋淋的，怀里揣着周掌柜的纸条：“周伯说，让咱们别露头，盯着就行。他去联系徐同布庄的张老板，让他帮着散点消息——就说日本人收银元是要铸假钱，让苦力们别贪小便宜。”
沈逸风望着窗外的雨幕，外滩的铜狮在雨里更显狰狞。他摸了摸怀里的《伪币识别手册》，想起昨夜在墨房抚摸真币的感觉——那些凹凸的纹路，那些带着温度的金属，不仅是钱，更是上海的命。
“阿福，”他说，“去买两笼小笼包，给账房的人送过去。就说我请的——让大家吃热乎的，守好钱庄的门。”
阿福应着跑了出去。沈逸风坐在摊前，望着蒸笼里重新腾起的热气，突然明白：这场金融战，不在高楼大厦里，不在账簿票据间，而在每一笼小笼包的热气里，在每一个市井小民的议论里，在每一双警惕的眼睛里。
他咬开包子，蟹粉的鲜香混着热气涌进嘴里。这一次，他尝到的不是满足，是责任。
雨还在下，可他知道，有些东西，比雨水更烫——比如人心，比如信念，比如福源钱庄的招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