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武信军节度使潘璧坚提出了自己的方案：
西退建立第二防线——“稳扎稳打”，纵深防御。不计一城一地得失，保核心。
他的理由：
1.稳妥可靠：利用地利，节节抵抗，为成都布防赢得最宝贵的时间。
2.保持建制：避免在攻坚中损耗最后的有生力量。
3.保卫核心：一切以保卫成都平原这个政治经济核心区为最终目的。
但他也指出这个方案的无奈之处：
1.彻底被动：将战争主动权完全交给钟鹏举。
2.士气打击：连续撤退会严重挫伤军队士气，有崩溃风险。
3.资源放弃：放弃川东镇江军节度使、武信军节度使和武泰军节度使管辖下的大片土地和资源，相当于自断臂膀。
两人说完自己的计划后就沉默不语，等待武泰军节度使王宗训的意见。但最终决定权在嘉王王宗寿手里，他是朝廷钦点的东线救援兵团的主帅，朝廷严令武泰军节度使的六万本部人马要接受嘉王王宗寿的整编，加入到救援兵团。
王宗寿和王宗训的法律和社会身份同是是（前）蜀皇子，与其他养子（如王宗弼、王宗翰等）和亲子（如王衍）在名分上是兄弟。
嘉王王宗寿原本是许州民家之子，因与王建同姓而被收养，幼从征伐。王建在世时，他被王建封为嘉王，曾担任镇江军节度使、太子太保、奉朝请、武信军节度使等职。
而武泰军节度使王宗训原本是刁子都虞候，在王建攻打彭州时因功被赐名宗训，他在永平年间开始担任武泰军节度使。从两人的经历来看，王宗寿早年就跟随王建征战，政治地位更高，资历更老，年龄更大一些，是兄长，而王宗训是在王建后期的军事行动中才崭露头角。
前蜀养子集团的关系绝非铁板一块，而是充满了猜忌、竞争和血腥内斗。
养子之间表面兄弟，实则派系林立，内斗激烈。为争夺权力和皇帝的宠信，养子们之间也互相倾轧。
养子王宗弼之所以能在皇二代王衍朝得势，正是因为他更善于迎合昏君和宦官。
这是（前）蜀最终迅速灭亡的根本原因之一。
前蜀的养子集团，是一个在打天下时凝聚、在坐天下时崩解的典型。“兄弟”之称背后，是冰冷的权力计算和你死我活的利益冲突。
嘉王王宗寿是新蜀帝王衍（王建幼子）的义兄。一方面有兄弟之名，另一方面又非血亲，在权力核心中既亲近又疏远，关系非常复杂。但他比纯外姓大将更忠于王氏家族，但又因血统问题受到猜忌。
嘉王王宗寿和武泰军王宗训之间，存在着代表皇帝王衍与外镇节帅的差距。王宗寿代表朝廷，极力维护王朝的根本利益，没有多少私心；而王宗训则需要权衡对朝廷的忠诚与自身的势力保全，待价而沽。
王宗寿和王宗训之间虽无根本的利益冲突，但耿直的以大局为重的王宗寿对企图割据一方、骄横不羁的王宗训颇有不满。
在先皇王建统治后期，王宗训恃恩贪暴，骄纵逾制，不奉诏，辄回成都，多所邀求，连义父王建对他也起了杀心。嘉王王宗寿从大局利益出发，对弟弟王宗训也多有压制和诟病。
王宗训的犹豫、保存实力，乃至可能的异心，都根源于此。而王宗寿的督战，也绝非简单的军事援助，更是一场深刻的政治博弈。
现在微妙的是嘉王王宗寿新败，战死了两万禁军精锐，而武泰军节度使王宗训还有六万人，似乎话语权更重一些。
这种复杂的内部矛盾，正是钟鹏举能够乘虚而入、各个击破的关键。
王宗训出于私心，自然不愿与钟鹏举硬碰硬，去攻打钟鹏举军所占领的忠州、万州和夔州白帝城等城池。毕竟，攻城方通常需投入相当于守城方三倍以上的兵力。让自家的六万人马去承受钟鹏举炮火的洗礼，无异于自取灭亡。更何况，他麾下的五千水陆援军正是这样在钟鹏举的炮火下被歼灭的。
然而，王宗训并未直言，而是反问道：“如今我们拥有十三万大军，为何不进攻近在咫尺的渝州？何况城内尚有数千守军依险固守。即便一时难以攻克，也应将其围困至绝境，待时机成熟，里应外合，一举夺城。
随后，再自西向东依次攻克万州、忠州、夔州（白帝城并非独立州府，实为夔州境内、长江瞿塘峡西口北岸白帝山上的军事要塞）、归州及峡州。”
嘉王王宗寿和武信军节度使都听出了武泰军节度使的弦外之音。王宗训显然不愿出战，意在保存实力。然而，要他们两军进攻渝州，即便城内尚有数千蜀军坚守，他们二人也缺乏这份勇气。钟鹏举的大炮已然架设在城头，这无疑是自寻死路。
潘璧坚沉声说道：“长期围困，久攻不下，十三万大军的粮草供应已成为沉重的负担。钟鹏举的水军来去自如，水路物资补给源源不断，如此根本无法困死渝州。一旦钟鹏举的援军抵达，必将凭借猛烈的炮火对我们的大营实施夹击，届时我们将重蹈覆辙。”
嘉王王宗寿直言不讳地表示：“我军禁军在深夜先是遭遇火攻和炮击，伤亡高达两万人；随后又被贼军诱至东水门火力地带，与城内友军发生误战，导致自相残杀和炮击，再伤亡近万人。
如今幸存的三万人中，重伤和轻伤者已达八千，部队已处于崩溃边缘。士气低落至极，他们绝无勇气再战于渝州城下。一旦听闻炮声，便会不战自溃！”
武泰军节度使王宗训闻言，面色顿时阴沉如水。面对在朝中屡屡压制他诸多要求的“兄长”王宗寿，他强压下心中想要挖苦的冲动。他那五千支援白帝城的水陆军，境遇何尝不是更为凄惨，一名心腹张超战死沙场，一名心腹张运华无奈投降，仅剩数十人侥幸逃回。
现在面对共同的劲敌钟鹏举，王宗训还是决定坐下来慢慢商讨。经过两三个时辰的讨论三人逐渐达成妥协和共识。
选项二（西退建立防线）是一个风险更可控、战略目标更明确的选择。它基于一个冷酷但正确的战略预判：蜀国的存亡，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成都能否守住，以及这支东线的战略机动兵团能否存活。
最终决策：西退建立第二防线，是更优且唯一可行的选择。
理由如下：
1.战略目标清晰：蜀国已失东部屏障，当务之急是保卫核心——成都。一切行动都应服务于这个目标。选项二（西退建立防线）直接服务于这个目标。
2.发挥己方优势：蜀军目前最大的优势是内线作战和对地形的熟悉。选择险要地点进行防御战，择险要之地设伏攻打行进中钟鹏举陆军，能最大化此优势。而选项一嘉王的“围魏救赵”攻城战，正是钟鹏举军火器优势的发挥之地，是以短击长。
3.风险可控：选项二（西退建立防线）最坏的结果是防线被突破，但主力尚存，可继续后退。选项一（嘉王的围攻万、忠或白帝城的“围魏救赵”方案）一旦失败，十三万大军再加上计划新招募的四万人马可能被回援的钟鹏举渝州军主力堵在川东，全军覆没，成都将不战而溃。
成都目前机动战略部队只有五万禁军，北方的另一支战略机动部队要支援剑门关，不能轻易调动。所以成都紧急动员募兵二十万的计划要紧急实施。
4.以静制动：选项二（西退建立防线）看似被动，实则迫使钟鹏举做出选择。他是分兵回援，导致前线兵力不足；还是冒着后方被袭的风险继续西进？这会将决策的压力和风险抛给钟鹏举。
具体执行计划：
武信军：在浮图关坚守，迟滞钟鹏举主力前进速度，但不必死战，可计划性地向第二防线撤退。
嘉王与武泰军：主力迅速西撤，不在渝州城外纠缠。选择沱江一线的内江、资中，或涪江一线的绵阳等险要之处，建立坚固的、有纵深的第二道防线。同时，派精锐骑兵骚扰钟鹏举的补给线。
在绝对的实力差距面前，侥幸的奇袭往往意味着更大的风险。嘉王提出乘钟鹏举后方万州、忠州和夔州兵力空虚，围攻万、忠或白帝城的“围魏救赵”方案需要强大的攻坚能力和时间窗口，这对于新败的蜀军来说过于奢侈。
而“稳守待变”虽然痛苦，却是保存最后生机、延续国祚的唯一希望。因此，西退建立第二防线是此刻唯一理智的抉择。
实际上，钟鹏举在长江上游沿岸的万州、忠州和夔州三州十八县部署的兵力确实极为薄弱，仅有一万一千名陆军，而主要州城的驻防兵力不过两千余人。若蜀军十七万大军压境，后果难料。
俗语云：蚁多溜死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