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江血案：1991 年的那个五月
1991 年 5 月 21 日的牡丹江，天刚亮时还浸在春末的微凉里。东边天际线扯开一道金红的光带，把云层染成半透明的琥珀色，空气里飘着松花江上游带来的湿润水汽，混着城郊农田新翻的泥土味 —— 这是北方城市难得的舒爽清晨，街面上早起的自行车铃叮铃作响，早点摊的油条刚下锅，油星子溅在铁板上的滋滋声里，裹着摊主和熟客的笑骂。
没人料到，这样的好天气会在正午急转直下。太阳像被谁猛地推到了头顶，把光和热一股脑泼下来，柏油路很快晒得发软，墙根下的狗吐着舌头直喘气。到了中午十二点，温度计的红柱 “噌” 地窜到了二十七度，比往年同期足足高了七八度。阳明区公安分局的家属院里，副局长徐为范刚端起搪瓷饭碗，碗沿还沾着早上剩的小米粥印子。他夹了一筷子炒土豆丝，正要说 “这天热得邪乎”，客厅墙上的电话突然尖声叫起来，那声音在闷热的空气里像根针，扎得人心里发紧。
“徐局！前进派出所！六纬十八组，入室抢劫杀人！” 电话那头的声音劈了叉，带着喘不上气的急慌，“娘俩都倒地上了，血糊拉的，我们先送医院了，现场给你看住了！”
徐为范手里的筷子 “当啷” 掉在桌上，土豆丝滚了一地。他没顾上捡，拽起搭在椅背上的警服就往门外冲，妻子追出来问 “饭不吃了？”，他只丢下句 “有案子”，身影已经消失在楼道拐角。三分钟后，分局大院里的吉普车发动起来，轮胎碾过滚烫的地面，扬起一阵带着焦味的尘土。徐为范坐在副驾，手指无意识地敲着膝盖，脑子里飞速转着：六纬十八组在阳明区边缘，那片是老平房区，背后靠着造纸厂小学，前面是条坑坑洼洼的土路，平时除了住户，少有外人去。入室抢劫杀人 —— 这词在九十年代的牡丹江，像块冰投入滚油，炸开的都是让人揪心的响。
案发现场：血溅的平房
吉普车在土路尽头停下时，轮胎陷进了半干的泥里。徐为范跳下车，一眼就看见那排坐北朝南的砖瓦平房。灰扑扑的墙皮掉了大半，露出里面的黄土，几户人家的院门口堆着柴火垛，其中第三户的木门虚掩着，门轴 “吱呀” 响着，像是在喘最后一口气。
“徐局！” 前进派出所的所长迎上来，警帽被汗浸得发亮，“我们十点半接到报案，是隔壁魏老太太喊的，说听见老崔家有动静，过去一看…… 门没锁，院里都是血。” 他往旁边侧了侧身，让开通往院子的路。
徐为范跨过门槛时，脚底板踩在黏腻的东西上，低头一看，是已经半凝固的血。阳光从院顶斜照下来，把血滩映成黑红色，像块被打翻的劣质油漆。院子中央的青砖地上，一大片血迹向里屋延伸，拖痕歪歪扭扭，像是有人被拖拽时，胳膊在地上蹭过，留下断断续续的血印。
“被害人是赵英男，53 岁，街口‘老赵家饭馆’的服务员，” 技术员蹲在血滩边，用镊子夹起一小块白色的东西，放进证物袋，“这是脑浆，还有这块，颅骨碎片。初步看，凶器应该是钝器，斧子之类的。” 他指了指血滩边缘的几道深痕，“斧刃劈砍的角度很杂，像是乱砍的。”
里屋的门被撞破了一块，门框上挂着带血的布条。徐为范推开门，一股浓重的血腥味扑面而来，呛得他下意识捂住嘴。里间西南角的小炕上铺着花格子褥子，此刻已经被血浸透，变成深褐色。炕沿边的地上，散落着几根被砍断的头发，沾着血黏在青砖上。
“她女儿崔金荣，22 岁，毛毯厂的工人，” 所长在旁边低声说，“我们发现时，娘俩都还有气，赵英男在院里，崔金荣在炕上，赶紧叫了救护车。”
正说着，院子里传来脚步声。市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张毅带着刑侦大队长王强来了，俩人都是一脸凝重。“徐为范，” 张毅拍了拍他的肩膀，“现场保护得怎么样？有没有目击者？”
“派出所的人来得快，现场没被破坏。” 徐为范指着外间的后窗，“凶手应该是从这跑的，窗台上有血手印，外面棚子顶上还有带血的鞋印，顺着印子往南，到造纸厂小学的操场就没了，估计是混进了对面的贸易市场。”
王强蹲在后窗下，摸了摸窗台上的油毡纸，上面的血印还很清晰：“鞋印是胶底解放鞋，42 码左右，两个不同的脚印，应该是两个人。” 他抬头看向操场方向，“贸易市场人多眼杂，这下难追了。”
下午两点，医院的电话打到了现场：崔金荣抢救无效死亡。第二天凌晨三点，赵英男也没能挺过来。两个生命，在那个异常炎热的五月，永远停在了那间血溅的平房里。
线索：多情的姑娘与两个身影
徐为范在现场布置完勘察，立刻把刑警队的人叫到一起。“分三路，” 他指着地图，“一路查死者的亲属，看有没有仇家；二路访邻居，特别是前后院的；三路去她们单位，摸社会关系。”
副队长刘文波带着两个人去了毛毯厂。下午的车间里，机器轰鸣着，棉絮在空气中飘得像雪。崔金荣的工位还空着，旁边堆着半成的毛毯，上面印着红牡丹图案。工友们听说她出事了，都围了过来，七嘴八舌的话里，渐渐勾勒出一个模糊的形象。
“小金荣长得是真俊啊，” 一个中年女工叹着气，手里的活计慢了下来，“眼睛大大的，头发黑得发亮，穿衣服也时髦，昨天还穿了条碎花连衣裙，说是自己做的。”
“可不是嘛，” 另一个年轻女工接过话，“厂里好几个没对象的小伙子，有事没事就往她跟前凑。有次车间主任的侄子托人说媒，她笑着说‘谢谢叔，我还小’，也没翻脸。”
刘文波在本子上记着，忽然停笔：“你们说她…… 比较多情？”
车间里静了几秒，一个戴眼镜的女工撇了撇嘴：“那是有人瞎传。说她跟谁都约会，其实我看见过，有次二车间的小李约她看电影，她去了，但看完就各走各的，没拉拉扯扯。”
“话是这么说，” 旁边有人压低声音，“但一个姑娘家，跟那么多男的来往，难免让人说闲话。前阵子还有人说，看见她跟一个劳改释放的在街口说话呢……”
刘文波心里一动：“劳改释放的？叫什么名字？”
“那倒没听说，” 那人摇摇头，“就说是个高个子，看着挺凶的。”
另一边，刑警队队长孙玉成带着人在平房区走访。太阳偏西时，他们找到了邻居魏老太太。老太太坐在自家炕沿上，手里攥着个搪瓷缸，手指还在发抖。
“大概上午十点多吧，” 老太太的声音发颤，“我在屋里纳鞋底，听见外面有脚步声，噔噔噔的，挺急。我扒着门缝往外看，是俩年轻人，一高一矮，高的是小平头，矮的戴个蓝布小凉帽，顺着墙根就拐进老崔家院子了。”
“您看清脸了吗？” 孙玉成往前凑了凑。
“没太看清，” 老太太摇头，“就觉得高的挺壮实，矮的瘦猴似的。我正纳闷呢，就听见崔大婶在院里问‘谁呀？’，然后有个男的应了声‘是我，王’，崔大婶又说‘你怎么来了’，后面就听不清了…… 过了没十分钟，我听见老崔家院里有动静，像是东西倒了，再后来就没声了。我胆小，没敢出去看，直到中午做饭，看见老崔家门敞着，才敢喊人……”
“姓王？” 孙玉成心里咯噔一下，“高个子，小平头，壮实……” 他在脑子里飞速搜索着符合条件的人，忽然想起什么，转身对旁边的警员说：“去查崔家的社会关系，特别是姓王的年轻人，跟魏老太太说的特征对得上的。”
王世军：复仇的匕首与脱逃的犯人
崔金荣的父亲崔老汉和弟弟崔金明被接到派出所时，脸色都白得像纸。听说要找姓王的熟人，崔老汉想了半天，忽然拍了下大腿：“王世军！是不是他？那小子以前常来串门，跟金荣是一个厂的，后来听说犯事进去了……”
“王世军？” 孙玉成的瞳孔猛地收缩。这个名字像根针，扎破了他记忆里的一层薄膜 —— 三年前的一个盗窃案，嫌疑人被抓时，身上搜出一把黑铁匕首，刀柄正面刻着 “复仇的火焰”，背面是 “杀光” 两个字，歪歪扭扭的，透着股狠劲。当时他拿着匕首，在审讯室的灯光下看了半天，那铁腥味像是能钻进骨头缝里。他问过嫌疑人名字，旁边的警员说叫王世军，二十出头，毛毯厂的，因为偷厂里的毛线被抓。
“那小子特征呢？” 孙玉成追问。
“高，壮实，小平头，” 崔金明接过话，“比我姐高一个头，眼睛有点鼓，看人时直勾勾的。以前总来我家，说是找我姐问事，我妈还留他吃过饭……”
孙玉成的心跳开始加速。案发现场的狠戾，魏老太太说的 “姓王”，三年前那把刻着 “杀光” 的匕首 —— 这三者像拼图纸，渐渐凑出一个模糊的轮廓。他立刻让人查王世军的下落，得到的消息却让他凉了半截：王世军在尖子山劳改支队服刑，还有一年零八个月才刑满。
“不可能这么巧，” 孙玉成咬着牙，“去劳改支队看看。”
尖子山劳改支队的铁门在夕阳下泛着冷光。管教科的干事翻着档案，头也不抬地说：“王世军？在啊，不过今天没在监区，跟着大队去牡丹江制粉厂劳动了，摘豆角，说是厂里急着用。”
孙玉成心里的火 “腾” 地起来了：“现在人呢？”
干事愣了一下，拿起电话打给带队的管教，挂了电话后面色发白：“坏了…… 管教说，上午九点多，王世军和另一个犯人严修旺请假上厕所，去了二十多分钟没回来，进去一看，厕所后墙的铁丝网被扒了个洞，人跑了！”
“什么时候的事？”
“九点半发现的，现在正在组织人追呢！”
孙玉成转身就往外跑，吉普车的轮胎在支队门口的土路上划出两道深痕。他看了眼手表，下午四点 —— 从魏老太太目击到犯人脱逃，时间刚好对上。
逃亡：山林里的互相猜忌
严修旺冲进北山派出所时，浑身是泥，裤腿还在往下滴水。晚上七点二十分，派出所的木门被他撞得吱呀作响，所长刚从值班室探出头，就被他一把推开。
“我杀人了！我投案！” 严修旺的山东口音带着哭腔，胸前的衣服被树枝划破了好几道，沾着草叶和血渍。
所长反手从墙上摘下手铐，“咔哒” 一声铐住他的手腕，才把他拽进里屋。里屋墙上的小黑板上，刚用粉笔写了追捕通报：“王世军，男，25 岁，身高 1.8 米，小平头；严修旺，男，23 岁，身高 1.65 米，戴蓝布凉帽……”
严修旺盯着黑板，忽然瘫坐在地上：“我就是严修旺…… 那高个子是王世军……”
审讯室的灯光亮起来时，严修旺还在发抖。他断断续续地说着逃亡的经过，像倒豆子似的，把和王世军的预谋、行凶、逃窜全倒了出来 ——
“我们早就想跑了，” 严修旺的声音发飘，“王世军说他在外面有窝点，跑出去就能活。今天上午在制粉厂，他跟管教说我要上厕所，他跟着监视，管教答应了。到了厕所，他从墙根摸出把钳子，几下就把铁丝网剪开了，我们顺着墙根跑，他说先去崔家‘弄点钱’。”
“到崔家时，崔金荣正好在家，” 严修旺咽了口唾沫，“王世军跟她说自己出狱了，在干临时工，指着身上的脏衣服笑，说‘你看我造的’。崔金荣给我们打了盆洗脸水，就进里屋了。赵大婶站在院里，直打量我们，王世军突然说要去仓房找样东西，赵大婶问‘你进那干啥’，他就拎着把斧子出来了，笑着说‘干啥’，一斧子就劈下去了……”
“赵大婶用手挡，手指头被砍得稀烂，血喷了王世军一身，” 严修旺的脸白得像纸，“他把赵大婶拖进里屋，崔金荣从炕上跳下来，问‘你怎么砍我妈’，王世军红着眼扑上去，把她按在炕上，斧子一下下往头上砍……”
他们翻遍了屋里的箱子，找到 60 块钱和几件旧衣服，王世军把斧子别在后腰，套了件崔家的旧风衣，从后窗翻了出去。俩人在北山脚下的小卖部买了四个面包、一瓶二锅头，还有两袋榨菜，钻进了山林。
“他让我走前面，” 严修旺的声音带着恐惧，“我不敢，说你走前面，我跟着。他眼睛通红，说‘不行’，我就只能走在前面，后背直发凉，总觉得他要从后面给我一斧子。走几步就回头看，他老盯着我，跟狼似的。”
下午四点多，俩人在一片松树林里坐下，就着面包喝二锅头。王世军说晚上在山里躲着，明天进市区，“我有朋友在那”。严修旺不同意，说 “现在城里肯定到处抓咱们”，王世军愣了愣，说 “等我办完了事，就往远了跑”。
“他说‘办事’的时候，眼睛亮得吓人，” 严修旺缩了缩脖子，“我就觉得不对劲。后来他说渴，让我在原地等着，他去弄水。刚站起来，天上就轰隆隆响，是直升飞机！他喊了声‘不好’，撒腿就往山下跑，我吓得往山上钻…… 跑了没多远，看见个老头在水泡子边钓鱼，我说我杀人了，要自首，借他自行车用用，老头说‘山下就是派出所，车不借’，我就自己跑下来了……”
搜山：从酷暑到暴雨
徐为范接到严修旺自首的消息时，正在往北山赶的路上。挂了电话，他立刻掉头回分局，和市局领导碰了个头。
“王世军没跑远，” 张毅指着地图上的北山区域，“严修旺说他想进市区，肯定还在山里藏着。天亮前必须找到他，不然等他下山，指不定还要害人。”
晚上八点，两百多名干警被分成二十个小组，拿着强光手电，从山脚往山上包抄。刚开始搜时，山里还憋着白天的热气，干警们的警服很快被汗水浸透，贴在背上像块膏药。手电的光束在树林里扫来扫去，照得树叶上的露珠亮晶晶的，像撒了一地碎玻璃。
“注意脚下！” 一组的组长在前面喊，“别踩空了！”
话音刚落，就听见 “哎哟” 一声，一个年轻警员踩进了猎人挖的陷阱，脚踝崴了，疼得直咧嘴。旁边的老警员赶紧把他拉上来，用绷带简单缠了缠：“能走不？不行就下去。”
“没事！” 年轻警员咬着牙，“接着搜！”
夜里十点多，天气突然变了。先是风裹着沙粒打在脸上，像小刀子割似的，接着雷声从远处滚过来，“轰隆” 一声，把山林里的鸟惊得乱飞。豆大的雨点砸下来，瞬间连成了线，把干警们浇得透心凉。
温度断崖式下跌，白天穿单衣还嫌热，此刻却冻得人牙齿打颤。有个老干警从包里摸出个塑料袋，把证件和子弹裹起来，塞进怀里：“别让枪受潮了。”
徐为范站在一块岩石上，雨水顺着帽檐往下淌，在下巴上汇成水流。他举着望远镜，看向远处的山林，手电的光束像萤火虫似的，在黑暗里明明灭灭。
“都打起精神！” 他对着对讲机喊，“王世军手里有斧子，很可能藏在树洞或者岩石缝里，仔细查！”
雨越下越大，山林里的泥土变成了泥浆，走一步能陷进去半只脚。有个小组的手电没电了，几个人就借着闪电的光往前走，雷声炸响时，能看见彼此脸上的雨水和泥点。
“找到没有？”
“没有！”
“这边也没有！”
应答声在雨幕里飘散，带着疲惫，却没一点退缩的意思。直到天快亮时，雨才小了些，山雾漫上来，像块白毯子，把山林裹得严严实实。
再发血案：名单上的 65 人
凌晨五点多，对讲机里突然传来急促的声音：“张局！徐局！牡丹江纺织厂食堂附近，发现一具女尸，被斧子砍杀的！”
张毅和徐为范立刻带着法医往纺织厂赶。天刚蒙蒙亮，纺织厂的围墙外，一条小路上已经围了不少人。死者趴在地上，背上还背着个白色的布兜，里面装着食堂用的围裙和抹布。法医掀开白布，死者的头部有多处创口，颅骨都露出来了，和赵英男母女的伤口特征一致。
“死者王永芳，42 岁，纺织厂食堂的炊事员，” 旁边的民警汇报，“早上四点半从家出发，去食堂上班，五点左右被人发现…… 有个住在三楼的住户说，听见外面有喊声，还以为是夫妻吵架，没在意，后来听见有自行车倒地的声音，才开灯看了一眼，说看见个穿风衣的高个子，骑着自行车往东边跑了。”
“穿风衣？高个子？” 徐为范心里一沉，“是王世军！”
更让人头皮发麻的消息，在早上六点传到了指挥部。去尖子山劳改支队蹲守的孙玉成，带着王世军的三本日记和一份名单回来了。那名单是从王世军的床铺下搜出来的，用圆珠笔写在劳改队的信纸上，密密麻麻列了 65 个人名，后面还标着住址或单位。
“赵英男、崔金荣在上面，” 孙玉成指着名单，脸色凝重，“还有检察院的李科长、我们分局的老王、毛毯厂的厂长…… 甚至还有他以前的邻居，说‘小时候骂过我’。”
张毅拿起那本日记，翻开第一页，字迹歪歪扭扭的，带着股戾气：“今天被李管教骂了，等着，出去就劈了他…… 崔金荣看不起我，她也得死…… 所有笑过我的、欺负过我的，一个都跑不了……”
“必须立刻保护名单上的人！” 张毅把日记拍在桌上，“全市设卡，进出城的路口都要查！搜山的人撤回来，加上派出所的警力，分片逐户搜！”
会议开得很短，命令却像电流一样，瞬间传遍了牡丹江的每个角落。早上七点，市区的主要路口都架起了路障，干警们穿着雨衣，举着王世军的照片，对过往车辆逐一检查。名单上的人家里，都来了至少两名警员守着，有人还被接到了派出所暂住。
落网：桦林镇的搏斗
中午十一点，桦林派出所的四名干警执行完任务，开车往回走。刚进镇口，就看见对面有个高个子青年，推着辆 26 自行车，走得摇摇晃晃。那青年穿着件不合时宜的风衣，裤脚沾着泥，看见警车，脚步猛地顿住了，眼神躲闪着，像是在想往哪躲。
“停车！” 带队的老干警喊了一声，车刚停稳，他就推门下了车，“站住！”
青年没动，等干警们走近了，突然把自行车往旁边一推，从怀里掏出把斧子，劈头就往最前面的干警砍去。那干警反应快，往旁边一躲，斧子劈在地上，溅起一片泥。
“抓住他！”
后面的三名干警立刻冲上去。高个子青年转身想跑，被一个年轻干警从后面拦腰抱住，俩人抱着滚在地上，泥和水溅了一身。青年手里的斧子掉在地上，他又从怀里掏出把锈迹斑斑的剪子，反手就往身后捅。
“小心！”
老干警一脚踹在青年的胳膊上，剪子 “当啷” 掉在地上。四个人合力把他按住，反剪双手铐上时，才看清他的脸 —— 小平头，鼓眼睛，正是王世军。他的脚脖子上缠着块破布，渗着血，大概是昨天杀王永芳时被自己砍伤的。
动机：耳光与日记里的怨恨
审讯室的白炽灯亮得刺眼，王世军坐在铁椅子上，脸上没什么表情，像是早就料到了这一天。
“为什么杀赵英男和崔金荣？” 孙玉成坐在他对面，把那把刻着 “复仇的火焰” 的匕首放在桌上。
王世军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匕首，过了半天，才缓缓开口：“崔金荣看不起我。”
他说，以前在毛毯厂，他总找崔金荣说话，觉得她对自己笑就是有意思。有次在厂门口的槐树下，他鼓足勇气去牵她的手，想跟她处对象，结果被她一巴掌打在脸上。
“她说‘我们只是同事，你别想多了’，” 王世军的声音发闷，“还说‘我死也不会跟你，你死了这条心吧’…… 我那时候就想，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让你活。”
他在劳改队的三年，每天都在想这件事。他觉得所有人都看不起他 —— 小时候比他矮的孩子抢他的糖，他不敢吭声；厂里的师傅骂他笨，他只能低着头；就连劳改队的管教，也总说他 “一看就不是好东西”。这些怨恨像野草，在心里越长越疯，最后变成了那把斧子，和名单上的 65 个名字。
“我本来想杀完崔金荣，再去找名单上的人，” 王世军扯了扯嘴角，像是在笑，“没想到这么快就被抓了。”
后来，尸检报告出来了，上面写着：崔金荣系处女之身，未与任何人发生过性关系。那些关于她 “多情风流” 的传言，不过是好事者的捕风捉影。毛毯厂的工友们听说后，沉默了很久，那个曾经说她 “跟劳改释放犯来往” 的女工，红着眼圈，把自己的话咽了回去。
尾声：人言可畏
王世军被判刑的那天，牡丹江又下起了雨。魏老太太站在自家门口，看着警车从巷口开过，想起那个五月的上午，那两个匆匆走过的身影，叹了口气。
崔金荣的坟前，放着一束白菊，是她车间的女工们送来的。墓碑上的照片，是她进厂时拍的，穿着蓝色的工装，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
孙玉成把那把刻着 “复仇的火焰” 的匕首，锁进了物证室的柜子里。他偶尔会想起王世军日记里的话，想起那个被欺负到哭的孩子，怎么就长成了挥舞斧子的凶手。
而那些曾经议论崔金荣的人，渐渐不再提起她。只是偶尔在闷热的午后，有人会想起 1991 年的那个五月，想起那个穿碎花连衣裙的姑娘，想起那句老话 —— 人言可畏，有时候，比斧子更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