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登山的寒风与屈辱，如同附骨之蛆，深深刻入了刘邦的骨髓，也深深刺激着这个新生帝国的神经。御驾亲征的惨败，让他彻底认清现实——面对如日中天的匈奴，硬碰硬的战略决战，时机远未成熟。帝国需要时间，需要休养生息，需要将内部的裂痕一一焊牢。
回到长安的刘邦，将那份挫败与怒火，更多地转向了内部那些依然让他寝食难安的“隐患”。淮阴侯韩信虽已被削爵软禁，但其旧部遍布军中，其用兵之才犹如一柄悬顶之剑，令刘邦如芒在背。
长乐宫中，吕后的手段远比刘邦更为果决酷烈。她不再满足于仅仅软禁。当陈豨在代地反叛的消息传来（此事疑点重重，或为吕后构陷），她便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韩信与陈豨暗通曲款，欲里应外合，谋反作乱！”吕后召来丞相萧何，语气不容置疑。萧何心中凛然，他深知其中关窍，但在皇权与故交之间，他选择了前者。他亲自前往韩信府邸，谎称陛下平叛归来，群臣皆需入宫庆贺。
韩信不疑有他，踏入长乐宫钟室的那一刻，等待他的并非庆功宴席，而是早已埋伏的刀斧手。这位功高盖世、用兵如神的军事奇才，未死于沙场，却殒命于妇人之手与挚友的“邀请”之下，被夷三族。临死前那句“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的悲鸣，在钟室内久久回荡，诉说着无尽的悔恨与苍凉。
韩信的鲜血，彻底染红了汉初功臣命运的底色。紧接着，梁王彭越也被以“谋反”罪名逮捕，废为庶人，流放蜀地。吕后认为处置过轻，中途将其截回，剁成肉酱，分赐诸侯，其残忍酷烈，令人发指。
消息传到淮南，淮南王英布正在狩猎。看到使者送来的那罐“彭越醢”，他惊惧交加，如同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韩信、彭越皆功勋卓着，无罪被杀。下一个，必是本王了！”英布再无犹豫，立刻集结兵马，举兵反汉。
此时刘邦已年老多病，本想派太子刘盈出征，但吕后哭诉“诸将皆陛下故等夷，今使太子将之，此无异使羊将狼”，迫使刘邦不得不再次拖着病体亲征。
英布虽勇，却非刘邦对手。垓下之战后，刘邦早已洞悉英布战术。两军会于蕲西（今安徽宿州南），刘邦稳坐中军，指挥若定，大破英布军。英布败走，最终被长沙王（吴芮之子）诱杀。
至此，楚汉战争中最重要的几位异姓诸侯王——韩信、彭越、英布——皆被铲除。刘邦以近乎冷酷的铁腕，为刘氏江山扫清了最大的内部障碍。他大封同姓子弟为王，镇守四方，试图以血缘纽带维系帝国的统一。
然而，连年的征战与宫廷的倾轧，早已耗尽了他的心力。在平定英布叛乱的回师途中，刘邦被流矢所伤，病情加剧。
行至故乡沛县，他停留下来，召集故人父老子弟畅饮。酒酣耳热之际，这位垂暮的帝王击筑而歌，再次唱起了那首《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歌声苍凉而悲怆。猛士已被他亲手诛杀殆尽，而四方，依旧危机四伏。他环顾满座乡亲，不由潸然泪下：“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
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回到长安，刘邦的病情日益沉重。吕后延请名医，医者言病可治。刘邦却谩骂之：“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拒不收治。
他知道，帝国的未来，已非他所能完全掌控。他将太子刘盈（后为汉惠帝）托付给稳重可靠的周勃、陈平等人，并杀白马为盟，与群臣立下“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誓言。
公元前195年四月，汉高祖刘邦崩于长乐宫。这位出身微贱、提三尺剑取天下的布衣皇帝，以其非凡的权谋、坚韧的意志和必要时毫不留情的冷酷，结束了一个时代，又开启了一个时代。他留下了一个内部初步稳定、但外部强敌环伺、未来充满变数的庞大帝国。
刘邦死后，吕后独揽大权，开启了外戚专权的先河。她残忍迫害刘邦诸子，大封吕氏为王，几乎倾覆刘氏天下。直至她死后，周勃、陈平等老臣才发动政变，诛灭诸吕，迎立代王刘恒为帝，是为汉文帝。汉帝国在经过初期的动荡与阵痛后，终于迎来了被后世称为“文景之治”的长期稳定与发展时期，默默积蓄着力量。
而在南方，南越王赵佗在得知刘邦死讯、吕后乱政的消息后，更加坚定了独立发展的道路，甚至一度自称“南越武帝”，与汉朝分庭抗礼。直至汉文帝时期，才因汉朝的安抚政策而重新去帝号，称臣，但南越国实质上的独立地位，一直延续到汉武帝时期。
北方的匈奴，在冒顿的领导下，依旧强大，不断侵扰边郡，成为汉朝的心腹大患。白登之围的遗恨，以及和亲的屈辱，如同沉睡的火山，等待着将来某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去将其彻底点燃、爆发。
长乐未央，宫阙依旧。但帝国的故事，已然翻过了开国皇帝那充满传奇与血腥的一页。未来的荣光与曲折，将由他的子孙与时代共同书写。一个属于“汉”的漫长时代，在奠基者的葬礼之后，正式拉开了它那波澜壮阔而又曲折复杂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