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媛的父母看着李勇在饺子馆里忙前忙后的身影，心里越来越踏实。这小伙子是真能吃苦，天不亮就骑着三轮去市场挑最新鲜的菜和肉，回来也不闲着，不是帮着和面就是招呼客人。店里的老员工都爱跟他搭班，说他勤快又没脾气。更难得的是，他不忙的时候总会去陪爷爷奶奶坐坐，修好了奶奶那个吱吱呀呀的老收音机，还能陪爷爷杀上几盘棋，把老爷子乐得见牙不见眼。
老两口一合计，索性提前把饺子馆交给丁媛打理，他们好早点去广州抱小孙子，享天伦之乐。不过临走前有件大事得办——两个孩子的婚礼。
李勇便开始马不停蹄地筹备起婚礼的各项事宜来。然而，经过一番精打细算，他发现自己这两年打工所积攒下来的钱，与举办一场体面婚礼所需的费用相比，实在是杯水车薪。现实的窘迫让他不得不放下一些矜持，犹豫再三，他拨通了老家的电话。
电话那头，母亲的声音带着惯有的利落：“咋了，啥事？”
李勇清了清嗓子，有些难以启齿：“妈，就是……我和媛媛准备办婚礼了，但是钱……我这边还差一些。”
母亲立刻接话，语气里没有太多意外，反而有种“早该如此”的意味：“钱的事你不用操心，我跟你爸早就给你备下了一些。就这么一个儿子，结婚是大事，不能让人家姑娘家看轻了。你说吧，大概要多少？”
李勇心里一暖，刚松了口气，母亲的话锋却紧跟着一转，切入了更核心的问题：
“对了，这婚礼，你们打算定在哪儿办？日子看了没有？老家的规矩多，我得提前跟先生（风水师傅）约时间，还得提前找好厨子，事情很多的。”
李勇心里“咯噔”一下，知道最难的问题来了。他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轻松自然：“妈，我和媛媛商量了一下，觉得在古城办可能更方便些。我这边朋友同事都在古城，来回折腾也麻烦……”
“在古城办？”母亲的声音瞬间拔高，打断了他的话，带着明显的不敢置信和反对，“这叫什么话！结婚这么大的事，不在老家办，像什么样子？”
李勇试图解释：“妈，您听我说，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在工作的地方办……”
“别人是别人，咱们是咱们！”母亲再次打断，语速快而坚决，“李勇，我就你这么一个儿子，你爸我们俩在老家生活了几十年，亲戚朋友、村里人谁不知道你要结婚？你要是在外面办了，人家怎么说？还以为我们家里怎么了呢！还以为你是去给人家当了上门女婿呢！这话传出去，我跟你爸的脸往哪儿搁？”
“妈，这都什么年代了，哪有那么多上门女婿的说法……”李勇感到一阵无力。
“我不管什么年代！”母亲的态度异常强硬，“老家有老家的规矩！再说了，在老家办，亲戚朋友都能来，那才叫热闹，那才叫体面！在古城，人生地不熟的，能有什么气氛？这事儿你得听我的，必须回老家办！”
这时，电话背景音里传来父亲隐隐约约的劝解声：“孩子想在哪儿办就……”
但立刻被母亲更高声地压了下去：“你懂什么！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面子，是咱们老李家的脸面！”她重新对着话筒，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总结道：“钱的事，家里支持你。但地方，必须定在老家！这事儿没得商量。你好好跟丁媛说，她是个明事理的姑娘，会理解的。回头把具体日子定下来告诉我，这边一大堆事等着安排呢！”
听着电话里传来的忙音，李勇握着手机，久久没有说话。母亲的态度像一张无形的网，将他紧紧缠绕。经济上的援助让他失去了部分话语权，而母亲那套关乎“面子”和“规矩”的逻辑，在乡土人情的社会里，又显得如此根深蒂固，难以辩驳。他该如何向通情达理的丁媛开口，又该如何在两代人的观念冲突中，找到那个微妙的平衡点？这一切，似乎比攒钱办婚礼本身，更让他感到疲惫和棘手。
他深吸一口气，转身走向正在小厨房里的丁媛。橘色的灯光下，她忙碌的背影显得格外安宁。这安宁却让李勇心中的愧疚感更浓。
“媛媛，”他靠在门框上，声音有些沙哑，“我刚跟我妈通过电话。”
丁媛转过身，手上还沾着水珠，看到李勇紧锁的眉头，心里明白了几分。她擦擦手，走过来轻声问：“怎么了？钱的事情……不顺利？”
“钱，爸妈说没有问题。”李勇叹了口气，拉着丁媛坐下，将母亲关于必须在老家办婚礼的强硬态度，以及那些“体面”、“人言可畏”和“上门女婿”的担忧，原原本本地复述了一遍。“对不起，我妈她……态度很坚决，说这事没得商量。”
丁媛静静地听着，眉头微微蹙起。这一次，她的反应与之前单纯的“无所谓”有了细微差别。她沉默了片刻，语气依然温和，但带上了更现实的考量：
“我理解阿姨的想法。但是李勇，我爸妈他们……是希望能尽快看到我们结婚，这样他们才能安心去广州帮我哥带孩子。如果他们知道婚礼要完全按照老家的规矩，拖到半年甚至更久以后，他们肯定会很着急。而且，他们也希望仪式之后，我们能顺理成章地接手生意，照顾爷爷奶奶。”
李勇心里一沉，这确实是个新问题。他之前只考虑到自己和母亲的两难，却忽略了丁媛父母这边的迫切期望和家庭责任的交接。
丁媛看着他，继续说出自己的想法：“我的立场是，仪式可以从简，但时间最好能快一些，地点也要方便我爸妈参加和交接。如果拖得太久，或者非要折腾回你老家那么远，会打乱咱们所有的计划。这不仅仅是我们两个人的事了。”
李勇握紧了丁媛的手，感受到了她平静语气下的压力。他急切地表达自己的挣扎：
“我明白，我完全明白叔叔阿姨的苦心。可是媛媛，在我妈那里，时间可以加快，但‘在老家办’这个原则，她绝不会退让。对我来说，我也不想我们的婚礼完全变成一场陌生的社交。我希望我的朋友们能见证……这似乎成了一个死结。”
丁媛的父亲依旧开明，但话语中多了几分现实的考量：“小李，我们不是非要讲究排场的人。我们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趁我们老两口还没去广州，看着你们把婚事办了，了一桩心事。这样你们俩照顾好爷爷奶奶，我们在那头帮衬你哥嫂，两边都稳定。”
丁媛的母亲也补充道，语气温和但态度明确：“是啊，勇子。婚礼形式我们尊重你家的意见，但能不能跟你父母商量一下，尽量把时间安排得紧凑些？如果一定要在老家办，那我们也提前准备，只是希望别拖太久，毕竟广州那边，你哥嫂的孩子也等着人呢。”
丁媛父母这番通情达理却又带着明确时间表的话，让李勇更加意识到了问题的复杂性和紧迫性。这不再是简单的观念冲突，而是两个家庭在时空和责任交接上的现实碰撞。
压力之下，李勇的思维反而被逼得清晰起来。他不能再被动地接受任何一方的安排，必须拿出一个能平衡所有人核心诉求的方案。
他再次拿起电话，打给母亲，这一次，他的语气多了几分笃定和担当。
“妈，我和媛媛，还有她爸妈都深入谈过了。我理解您必须在老家办的想法，也明白您的顾虑。这样，我们办两场，您看行不行？”
他快速而清晰地阐述他的计划：
“第一场，赶在五一在古城先办一个小型的仪式。主要招待媛媛家在古城的亲戚朋友、还有我们俩最要好的朋友同事。”他顿了顿，然后继续说：“第二场，今年冬天按照老家的规矩和您的安排，在老家风风光光地大办！时间可以按您找先生算的好日子来定，该请的亲戚朋友一个不落，所有的流程都按老传统来。钱方面，古城这场小的，我们自己尽量多承担；老家那场大的，需要家里多支持。”
电话那头，母亲沉默了。她似乎在权衡。这个方案，虽然打破了她“唯一婚礼”的预期，但却完美地维护了她最在意的“体面”和“规矩”，甚至老家的婚礼可以准备得更充分，更风光。更重要的是，儿子展现出的这份周旋和担当，让她隐约感觉到，他真的长大了。
良久，母亲的声音传来，虽然依旧没什么温度，但那股不容置疑的强硬似乎松动了一丝：“……行吧，就按你说的办。我这就去联系先生，尽快把老家的日子定下来。古城那边，你们自己抓紧，别失了礼数。”
挂断电话，李勇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虽然未来一段时间会异常忙碌，但一条兼顾了亲情、爱情、责任与现实的路径，终于在他手中开辟了出来。这场婚礼，注定将是他作为儿子、丈夫和女婿，所上的最重要的一堂人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