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为真士夫，不为假道学”，此十字如金石掷地，其声清越，穿透历史的层叠帷幕，直指世道人心。真士夫者，躬行仁义而心怀坦荡；假道学者，口诵圣贤而腹藏机心。二者之辨，非止于言行表里，实关乎人格根柢与精神取向。于此喧嚣时代，重揭此义，非为复古，实为在价值迷途中寻回人之为人的本真坐标。
真正的士人，其“真”首先体现在知行合一上。他们的学问并不局限于对章句的研读，而是将其融入到生命的实践之中；他们的道德也并非仅仅是外表的装饰，而是源自内心深处的信仰。
昔日，顾炎武倡导“行己有耻”，他不仅博学通经史，更能奔走天下，考察民间疾苦，一生践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这种人格，就如同精金良玉一般，即使经历磨难，其光芒也不会削减。
真正的士人或许并不完美，或许存在一些瑕疵，但他们的灵魂质地是透明的，始终保持着内在的一致性。他们的生命本身，就是最有力的文章，无需过多的言辞去修饰，其真实的行为和品质已然足以说明一切。
反观那些假道学，他们的病根就在于一个“伪”字。这些人往往能言善道，善于言辞和表演，他们将道德作为一种冠冕堂皇的外衣，却在内心深处盘算着各种阴谋诡计。
在明清时期，有许多所谓的道学先生，他们满口都是天理人欲的大道理，但实际上却在竞相追逐权势，不择手段地谋取私利。他们的行为与他们所宣扬的主张形成了一种极其尖锐的反讽。
这些人并不是真正的无知，而是将知识当作一种工具，把圣贤们的言论变成了获取名声和利益的筹码。他们的这种做法，比起那些真正的小人还要更加恶劣。因为他们不仅违背了道德原则，还玷污了道德本身的神圣性，让人们对善良和正义产生了怀疑。
假道学的虚伪就如同炭火被覆盖在灰烬之下，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没有什么异样，但实际上却在悄悄地侵蚀着社会的信任根基。
真士夫与假道学之间的区别，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差异，更深入地看，这其实是两种价值系统之间的冲突。其中一种价值系统重视生命的实际感受，而另一种则更看重外部的评价；一种追求内在的完善，而另一种则倾向于通过表演来取悦他人。
孔子曾经说过：“古代的学者学习是为了自己，而现代的学者学习是为了他人。”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真士夫和假道学的本质区别。真士夫所秉持的正是“为己”之学，他们的修养目的在于自我的完成和成长。他们关注的是自身的内在世界，通过不断地反思和修炼，使自己的品德和智慧得到提升。
相比之下，假道学则陷入了“为人”的陷阱。他们的一切行为都以他人的目光为导向，过于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和评价。他们的行为往往是为了迎合他人，而不是出于内心的真实意愿。这种行为模式使得他们失去了自我，成为了他人期待的奴隶。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完全否定社会评价的重要性。社会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行为是否符合社会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但是，我们不能让社会评价成为我们行为的唯一准则，更不能让它掩盖了道德的主体性。
真正的善应该是发自内心的，是基于对他人的关爱和尊重，而不是迫于外界的压力或追求个人利益。只有当我们真正从内心深处去践行道德，才能实现真正的道德成长和自我完善。
在当代语境下，此辩更具紧迫意义。现代社会分工精细，人人皆戴“角色”之面具，假面与真我界限日益模糊。网络空间中，道德表演成为流量密码；学术体制内，不乏借“道学”装点门面而实则追名逐利之辈。当虚伪被习惯性接受，当真诚反被视为天真，社会道德的基础便在无声中瓦解。此时，“宁为真士夫”的抉择，实是一种勇敢的抵抗——抵抗异化，抵抗虚无，保卫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
然须明辨：倡“真”非鼓吹粗野无文。真士夫亦需学问滋养，否则其“真”易流于浅薄。顾炎武、王夫之等真儒，皆是一等一的学问家。其“真”，在于将学问化为生命的智慧与行动的勇气，而非炫博的资本。真正的士夫精神，是知识、德性与人格的统合，是“尊德性”与“道问学”的统一。
归根结底，“宁为真士夫，不为假道学”是一种存在方式的选择。它召唤人们在道德虚无与技术理性的双重夹击下，保持精神的自主与真诚。这不是要人人成为圣贤，而是期望每个人在各自的境遇中，活出生命的本来面目：不欺心，不饰伪，不苟且。如陶渊明“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其归隐非为清高，而是无法忍受“以心为形役”的自我背叛。
此种选择，小关乎个人安顿，大关乎世道清浊。每一个体选择真实，即是增添一分照亮世界的光芒。当足够多人“宁为真士夫”，社会便有望从表演的疲劳中解脱，重建基于真诚的信任与联结。这或许正是那句古训在今日最深远的回响——它不仅是品人的尺度，更是文明向何处去的隐秘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