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回归的狂热庆典余温尚存，都灵的政治机器已冷静而高效地转向了下一个阶段：消化胜利果实，巩固权力，并布局未来。亚历山德罗·科斯塔，这位新晋的科斯塔伯爵，深知政治上的松懈一刻，就可能让战场和谈判桌上赢得的一切付诸东流。
他的第一步棋落在威尼斯。这座刚刚摆脱奥地利统治的城市，人心浮动，旧的行政体系崩溃，新的秩序亟待建立。“统一党”这支政治力量，迅速展现了其作为执政党的行动力。在亚历山德罗的指示下，党内精干的组织者和宣传人员，带着充足的资金和清晰的指令，浩浩荡荡开进威尼斯地区。他们组织集会，宣传王国政府的政策，安抚地方精英，吸纳有影响力的人物入党，并紧锣密鼓地为即将到来的地方选举和国会补选做准备。目标是明确的：确保这块新领土从行政到议会，都牢牢掌控在统一党手中，将其变为执政党的坚实票仓和新政的试验田。
第二步，是结束战时状态，回归常态政治。1866年10月中旬，亚历山德罗正式向议会和国王提出动议：解散战时内阁，结束全国战时状态，解除军事动员。 动议顺利通过。
解散战时内阁，复员与抚恤御前会议上，亚历山德罗正式向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国王提出：“陛下，战争已告终结，王国当回归常态。臣请解散战时内阁，解除全国战时状态及军事动员。”议会和国王欣然同意。命令迅速下达。庞大的战争机器开始逆向运转。前线部队分批撤离，返回原驻地。征召的数十万预备役和义务兵，在领取了微薄的津贴（抚恤金体系尚不完善，引发了一些不满，但被胜利情绪暂时掩盖）和一枚“威尼斯解放”纪念章后，脱下军装，复员回乡。铁路系统再次忙碌起来，但这次运送的不再是士兵和火炮，而是归心似箭的年轻人。内政部和地方政府设立了专门的机构，负责伤残军人的抚恤、阵亡将士家属的抚慰以及协助复员军人寻找工作。这项工作繁琐而艰巨，需要投入巨资和大量行政资源，但亚历山德罗深知其对于社会稳定和军队士气的重要性，亲自过问，要求务必落实，绝不能让英雄流血又流泪。
第三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权力洗牌与内阁重组。凭借收回威尼斯的巨大声望和统一党在议会中的绝对优势，亚历山德罗毫无悬念地高票连任首相。然而，他需要的不是一个只会欢呼的议会，而是一个更高效、更忠诚、更能执行他下一步战略意图的内阁。
重组过程如同一场精密的政治手术。他首先拿党内开刀，原不管部大臣、统一党内的资深政客卡洛·曼奇尼，此人善于钻营，常怀异心，在党内拉帮结派，对亚历山德罗的政策阳奉阴违，被视为党内最大的不稳定因素。亚历山德罗毫不犹豫地将其踢出内阁，安排了一个无关紧要的荣誉职位明升暗降。空出的关键职位，被赋予了更具实干精神、对亚历山德罗绝对忠诚、且精通殖民事务的官僚——前外交部高级顾问，曾深入研究北非和红海局势的贾科莫·列蒂，出任新设立的殖民事务大臣。
这一任命，向外界发出了一个明确无误的信号：首相的目光，已投向地中海彼岸的广阔天地。其他关键位置，如财政、内政、陆军、海军、公共工程等，留任了原班实干人马，但他们的权力得到进一步巩固，反对声音被清理出核心圈。保守派在战争胜利的事实面前哑口无言，激进派则因缺乏现实可行的替代方案而失势。一个更加团结、听命于亚历山德罗的内阁成型，为其下一步的国内外政策奠定了坚实的权力基础。
第四步，牢牢掌控威尼斯。内阁重组后，亚历山德罗立即任命了一批精明强干、且对他个人忠诚的官员，作为威尼斯地区的代理行政长官，负责过渡期的治理。他们迅速接管了各地的行政、警察和税务系统，在统一党地方组织的配合下，强力推行王国的法律和政策，同时严厉打击任何试图煽动分裂或恢复旧特权的势力。
紧接着，在王国政府的监督下，威尼斯地区举行了地方议会选举。凭借先发优势、组织力量和民众对中央政府的感激心理，统一党候选人大获全胜，牢牢控制了地方议会。随后进行的国会补选中，来自威尼斯地区的新议员大多是统一党成员，进一步增强了亚历山德罗在议会中的优势。
第五步，灵活务实的外交布局。战争胜利带来了新的外交资本。亚历山德罗指示外交大臣蒙特贝罗子爵：
紧密靠拢普鲁士：派遣军事代表团赴柏林深入学习总参谋部制度、义务兵役制和训练体系。加强经济合作，引进德国技术、资本，出口意大利农产品和原料。意普关系进入蜜月期，视其为对抗法国潜在威胁的最重要盟友。
暧昧周旋法国：对拿破仑三世维持表面上的尊重与与合作（争取贷款和贸易合作，尤其在罗马问题上避免过度刺激），感谢其“调停”，但在涉及实际利益（如突尼斯、关税）时寸步不让。利用法国对普鲁士崛起的担忧，偶尔透露一些无关紧要的“情报”以示友好，实则左右逢源。
逐步缓和奥地利：“经济”拥抱奥地利：尽管刚刚经历战争，但遵循《布拉格和约》后的私下默契，政府层面主动推动与奥匈帝国的关系正常化。低调恢复外交关系，鼓励双边贸易（利用获得的优惠条件），允许意大利商人进入奥匈市场，意图将奥地利从直接的军事威胁转化为一个疲弱但稳定的邻居和市场。这是一种务实的策略：一个稳定且与意大利有经济联系的奥地利，好过一个混乱或彻底倒向敌方的邻居。亚历山德罗甚至私下对心腹说：“让我们的商品去征服维也纳，比让我们的士兵去更划算。”
放眼全球：指示外交部增设非洲司、亚洲司和美洲司，向奥斯曼帝国、埃及、波斯、甚至远东的清国和日本派遣常驻使节或贸易代表，搜集情报，探寻商机，为未来的经济扩张和可能的殖民行动做准备。
这一系列外交动作，展现出亚历山德罗政府灵活务实的风格：利用战胜国地位，结交强援（普），周旋强者（法），缓和旧敌（奥），开拓新域（欧洲、亚洲、非洲），全方位为意大利的崛起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第六步，军队的暂时收缩与深度改革。战后财政捉襟见肘，大规模军备扩张难以为继。亚历山德罗下令陆海军大幅缩减常备军规模，减少新舰建造，压缩日常经费。但与此同时，训练强度和改革力度不减反增。陆海军汲取战争教训，尤其是深刻效仿普鲁士模式，引入普鲁士军事顾问，改革参谋作业、兵役制度、训练大纲和后勤体系。军队进入一个“苦练内功”的蛰伏期，为未来的冲突积蓄更高质量的力量。
所有这些举措——政治清洗、威尼斯整合、外交布局、军事改革——都服务于一个更宏大的目标：为第二个五年计划（1866-1871） 的启动扫清障碍，积累资源，营造环境。亚历山德罗的脑海中，一幅以威尼斯为跳板、以重工业为筋骨、以殖民扩张为羽翼的强国蓝图，已愈发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