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探七号”穿越阿拉伯海，抵达东非索马里的摩加迪沙港——根据《郑和航海图》记载，这里是郑和西洋航线的最南端，也是亚非海洋贸易的重要节点。程远站在摩加迪沙的古码头遗址前，手里捧着一件明代永乐官窑青花瓷残片，瓷片底部的“大明永乐年制”款识清晰可见，与《星槎胜览》中“郑和船队抵木骨都束（摩加迪沙），以瓷器易象牙”的记载相互印证。
“从南宋到明代，中国与东非的贸易从未中断，”林珊展开一张宋元明三代东非贸易路线图，图上用不同颜色标注出“泉州—古里—摩加迪沙”的航线，“周去非在《岭外代答》里提到‘层拔国（桑给巴尔）产象牙、生金’，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记载‘层摇罗国（桑给巴尔）贸易用瓷器、丝绸’，而郑和船队则将这种贸易推向顶峰，让东非正式纳入亚非海洋贸易圈。”
郑海峰的考古队在摩加迪沙港外的珊瑚礁区，发现了一艘明代沉船的残骸。沉船的船体虽已被珊瑚覆盖，但货舱里的瓷器残片依然保存完好——大量的青花瓷、青瓷和白瓷残片，与泉州“清和号”沉船出土的瓷器完全一致。“这些瓷器是永乐官窑产品，”郑海峰激动地说，“碳十四检测显示，沉船的年代是1415±3年，正好是郑和第四次下西洋期间，证明这艘船就是当年往返于古里与摩加迪沙的贸易船！”
欧阳宗明和方美怿潜入水下，在沉船的船长室里发现了一本用防水油布包裹的《西洋航海日志》。日志里详细记录了船队的贸易过程：“永乐十三年，从占里（古里）出发，用辛西针三十更抵木骨都束，以瓷百件易象牙五十根、犀角十枚，拟返朝献于天子。”“这是郑和船队与东非贸易的直接证据！”方美怿兴奋地说，“日志里提到的‘辛西针三十更’，与《郑和航海图》中‘古里—摩加迪沙’段的针路完全吻合，证明西洋航线已延伸至东非。”
欧阳宗明则在沉船的货舱里发现了大量的象牙残片和犀角，其中一根象牙上还残留着明代绳索的勒痕：“这些象牙和犀角的同位素分析显示，来自东非内陆的肯尼亚山一带，与《明成祖实录》记载的‘永乐十四年，木骨都束遣使献象牙二百斤、犀角十枚’完全一致，证明郑和船队的贸易推动了东非内陆与沿海的物资流通。”
在清理沉船时，考古队发现了一具船员的骸骨，骸骨蜷缩在货舱的瓷器堆中，手里还紧紧攥着一块刻有“郑”字的木牌。经过法医检测，骸骨的年龄约35岁，骨骼上有明显的劳损痕迹，牙齿里还残留着东非特有的高粱成分——这与当地居民的饮食习惯一致。
“这位船员很可能是郑和船队的水手，”林珊看着检测报告，感慨道，“他跟着船队跨越印度洋，抵达东非，却不幸在返程时遇难。他的故事，是无数郑和船员的缩影，他们用生命连接起亚非海洋，让贸易与友谊跨越山海。”
当地的索马里文化部门为这位无名船员修建了纪念碑，碑上刻着“来自东方的航海者”，程远亲自题字：“跨洋万里传友谊，深海千年证文明”。纪念碑落成当天，许多当地民众前来祭拜，一位索马里老人说：“我们的祖先一直流传着‘白色大船’的传说，现在终于知道，那些大船带来的不仅是瓷器，还有和平与希望。”
“海探七号”驶入红海，停靠在也门的亚丁港——根据《郑和航海图》记载，这里是“西洋—阿拉伯海—红海”航线的连接点，也是亚非欧贸易的重要枢纽。程远站在亚丁的古港遗址前，手里捧着一块刻有中文、阿拉伯文和希腊文的三语石碑，石碑上的中文部分写着“永乐十六年，大明船队抵阿丹（亚丁），通贸易，结友谊”，与《瀛涯胜览》的记载完全一致。
“亚丁是亚非欧贸易的十字路口，”林珊展开一张明代红海贸易地图，“从中国出发，经西洋航线至亚丁，再从亚丁进入红海，抵达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就能连接欧洲市场。马欢在《瀛涯胜览》里写‘阿丹国产乳香、没药，与西洋诸国贸易频繁’，证明这里早已是东西方贸易的枢纽，而郑和船队的到来，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连接。”
郑海峰的考古队在亚丁港的货栈区，发现了大量的中国瓷器残片、阿拉伯玻璃器和欧洲银币。其中一片青花瓷碗底刻着“永乐年制”款识，一枚银币上则有威尼斯的徽章——这是15世纪初欧洲与亚洲贸易的实物证据。“这些文物证明，亚丁港不仅是亚非贸易的枢纽，还是亚非欧贸易的交汇点，”郑海峰说，“中国瓷器通过这里运往欧洲，欧洲银币则通过这里流入亚洲，形成了完整的贸易链条。”
欧阳宗明和方美怿在货栈旁的古墓里，发现了一本用羊皮纸写的《红海贸易账簿》。账簿里用阿拉伯文记录着“1418年，从阿丹（亚丁）运中国瓷五十件、阿拉伯香料三十斤，至亚历山大港，换欧洲银币百枚”的交易记录，旁边还陪葬着一枚明代的“永乐通宝”和一枚威尼斯银币。“这是亚非欧贸易的直接文献证据！”方美怿激动地说，“账簿里的交易规模和商品种类，与我们在货栈发现的文物完全吻合，证明郑和船队的西洋航线，已经间接连接了欧洲市场。”
也门考古部门主动提出与中国考古队联合发掘亚丁港遗址，并计划建立“亚非欧贸易枢纽博物馆”。在联合发掘启动仪式上，也门文化部长说：“亚丁港的考古发现，证明早在六百年前，亚非欧就已经通过海洋实现了贸易往来。郑和船队的到来，为这种往来注入了新的活力，我们应该共同保护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程远在仪式上回应：“亚非欧贸易的历史，是人类文明交流的宝贵财富。我们希望通过共同发掘和研究，还原这份历史，让和平、合作、共赢的精神在亚非欧地区永远传承下去。”
考古队返回中国泉州，在泉州湾的后渚港遗址展开发掘——根据《岭外代答》《诸蕃志》记载，这里是南宋东洋贸易的重要起点，也是东西洋概念的雏形形成地。程远站在后渚港的古码头遗址前，手里捧着一件南宋的青瓷碗，碗底的“泉州窑”款识清晰可见，与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三佛齐国（室利佛逝）执诸番舟车往来之咽喉，东自婆国（爪哇），西自大食，无不由其境而入中国”的记载相互印证。
“南宋是东西洋概念的雏形期，”林珊展开一张南宋泉州贸易航线图，“当时的商人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东洋’‘西洋’的名称，但已经根据航线方向，将南海分为东西两部分——以东的爪哇、菲律宾等地为‘东洋’贸易区，以西的印度、阿拉伯等地为‘西洋’贸易区。后渚港就是当时连接这两个贸易区的核心港口。”
郑海峰的考古队在后渚港的泥沙中，发现了大量的南宋陶瓷残片，其中包括青瓷、白瓷和黑瓷，部分瓷片上还刻着“东洋”“西洋”的字样。“这些瓷片是南宋东西洋贸易的实物证据，”郑海峰说，“刻有‘东洋’字样的瓷片，与爪哇出土的南宋瓷器完全一致；刻有‘西洋’字样的瓷片，则与印度出土的南宋瓷器相同，证明当时泉州商人已经对东西洋贸易区有了明确的划分。”
欧阳宗明和方美怿在码头旁的一座南宋古墓里，发现了一本用绢布写的《泉州贸易记》。记中详细记录了南宋商人的贸易路线：“绍兴十年，从泉州出发，经占城（越南）至婆国（爪哇），易香料；复从婆国至三佛齐（室利佛逝），转至大食（阿拉伯），易乳香。”“这是南宋东西洋贸易的直接文献证据！”方美怿激动地说，“记中提到的‘婆国’‘三佛齐’‘大食’，正好对应后来的东洋、分界点和西洋，证明东西洋概念的雏形在南宋已经形成。”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将这些南宋陶瓷残片与《泉州贸易记》一同展出，命名为“南宋东西洋贸易的雏形”。展览期间，一位来自泉州的林姓老人带着一本祖传的《航海针经》来到博物馆，这本针经是南宋时期的，上面详细记录了泉州至爪哇、泉州至印度的针路，与《泉州贸易记》的航线完全一致。“我们家族世代从事航海贸易，”老人感慨道，“这本针经传了二十多代，今天终于能和考古发现相互印证，太激动了！”
程远握着老人的手，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世代传承的文献和文物，我们才能一步步还原东西洋概念的发展历程，让这段珍贵的历史不被遗忘。”
考古队在泉州的开元寺遗址，发现了一块元代的石碑——石碑上刻着“至正十年，泉州港为东洋、西洋贸易之要冲，以三佛齐（室利佛逝）为界，东为东洋，西为西洋”，与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的记载完全一致。程远站在石碑前，手里捧着《岛夷志略》的抄本，书中“爪哇为东洋诸番之甲，古里为西洋诸番之马头”的字样，与石碑内容相互印证。
“元代是东西洋概念的明确化期，”林珊解释道，“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明确指出，以三佛齐（室利佛逝）为界，以东的爪哇、菲律宾等地为东洋，以西的印度、阿拉伯等地为西洋。这块石碑的发现，直接实证了元代东西洋概念的明确划分，也证明泉州港是当时东西洋贸易的核心枢纽。”
郑海峰的考古队在泉州港的货栈区，发现了大量的元代陶瓷残片和外国货币。其中一部分陶瓷残片与爪哇出土的元代瓷器完全一致，属于东洋贸易品；另一部分则与印度、阿拉伯出土的元代瓷器相同，属于西洋贸易品；还有一枚来自三佛齐的铜币，证明这里是东西洋贸易的分界点。“这些文物证明，元代泉州港的东西洋贸易已经非常成熟，”郑海峰说，“东洋贸易品、西洋贸易品和分界点货币的同时发现，进一步印证了东西洋概念的明确化。”
欧阳宗明和方美怿在泉州的一座元代古墓里，发现了一位名叫汪大渊的商人的墓志铭。墓志铭上记载：“至正年间，汪公两附舶东、西洋，遍历数十国，着《岛夷志略》，记其风土物产。”“这是汪大渊亲自参与东西洋贸易的实物证据！”方美怿激动地说，“墓志铭的记载，与《岛夷志略》的内容完全一致，证明汪大渊的记载是基于亲身经历，具有极高的可信度。”
元代考古专家陈志强带着一本元代的《泉州港贸易账簿》来到考古队，这本账簿详细记录了元代泉州港的东西洋贸易规模：“至正十年，泉州港东洋贸易额达白银十万两，西洋贸易额达白银十五万两，三佛齐中转贸易额达白银五万两。”“这本账簿太珍贵了！”程远兴奋地说，“它用具体的数据，证明了元代东西洋贸易的繁荣，也印证了泉州港作为核心枢纽的地位。”
陈志强笑着说：“过去我们对元代东西洋贸易的认识只停留在文献记载，现在有了石碑、墓志铭和账簿，终于能完整还原这段历史了。这离不开我们之间的合作，也离不开对历史的敬畏。”
“亚非海洋认知的演变——从南宋到明代”国际特展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行。展厅内，南宋泉州的东洋贸易瓷、元代泉州的东西洋分界碑、苏门答腊韦岛的明代分界碑、东非摩加迪沙的西洋瓷、红海亚丁的三语石碑等文物一字排开，清晰地展现了中国人对亚非海洋认知从雏形到明确、从局部到整体的发展历程。
联合国秘书长在开幕式上致辞：“中国考古人用严谨的工作，还原了中国人对亚非海洋认知的演变历程，实证了亚非海洋贸易的悠久历史。这些文物不仅是中国的文化遗产，更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它们向世界展示了人类对海洋的探索精神，以及通过贸易实现和平交流的智慧。”
程远站在展厅的核心区域，向各国代表介绍：“从南宋的东西洋概念雏形，到元代的明确划分，再到明代郑和船队将航线延伸至亚非欧，中国人对亚非海洋的认知，每一步都离不开航海者的实践和学者的总结。南宋的周去非、赵汝适，元代的汪大渊，明代的郑和、马欢，一代代先辈用脚步和笔墨，为我们勾勒出亚非海洋的壮阔图景，也为世界海洋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展览期间，亚非欧各国联合发布了《亚非海洋认知传承共同宣言》，承诺将共同保护亚非海洋相关的文化遗产，加强学术交流，推动亚非欧海洋文明的研究与传播。“亚非海洋认知的传承，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更是对未来的期许，”埃及学者穆罕默德说，“我们希望通过共同努力，让亚非欧的海洋友谊永远传承下去，让和平、合作、共赢的精神照亮人类文明的航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