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北根据地的指挥部土屋里，煤油灯的光晕在粗糙的土墙上投下晃动的人影。空气中混合着烟草味、泥土味和一丝紧张的汗水气息。一场关于交通线方案的讨论会，已经持续了大半个晚上。
顾清翰站在那张铺在简陋木桌上的大地图前，手指沿着蓝色的长江水道和密如蛛网的江南河汊缓缓移动。他的声音不高，但清晰沉稳，带着一种经过深思熟虑后的笃定。
“直接走陆路，穿过层层封锁线，难度太大，风险极高。”他分析道，“敌人的碉堡、哨卡、巡逻队，密度非常大。我们的人员和物资目标明显，很容易暴露。”
他顿了顿，手指点向长江：“所以，我认为主力通道应该依托水路。长江是黄金水道，虽然日军舰艇巡逻严密，但江面宽阔，船只往来频繁，可以利用民船、货船做掩护，相对隐蔽。关键是选择合适的渡口和接应点。”
然后，他的手指又滑向长江南岸那片水网密布的区域：“进入江南后，不能走主干道。要充分利用这里错综复杂的天然河网和小型湖泊。很多地方只能通行小木船甚至乌篷船，敌人的机动部队难以展开，便于我们隐蔽转移。这一带，战前有很多依靠水运吃饭的船帮、渔帮，虽然现在被打散了，但肯定还有残余的力量和关系网，可以尝试接触和利用。”
一位负责军事的干部皱着眉头插话：“想法不错，但水路过关卡怎么办？日伪对船只检查也很严。”
“这正是关键，”顾清翰接过话，“我们需要在关键节点建立可靠的内应。比如，在某个码头有自己人，或者能买通伪军的水上稽查队员。这需要大量细致的情报工作和地下联络。”
另一位老成持重的领导沉吟道：“利用民间帮派关系，风险也不小。这些人鱼龙混杂，万一走漏风声……”
“所以要极其谨慎，”顾清翰承认，“必须进行严格的筛选和考验。优先选择那些有爱国心、受过鬼子欺压、信得过的老人。而且，不能把所有希望寄托在一条线上，要建立多条备用的、互不联系的支线。”
会议桌上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有人支持，认为方案巧妙，利用了地理和人文优势；也有人担忧，觉得环节太多，不确定性太大，一旦某个环节出问题，全线崩溃。
顾清翰耐心地听着各方意见，不时补充细节，解释自己的考量。他展现出的对江南地区的深入了解、清晰的逻辑和审慎的态度，逐渐赢得了更多人的认同。
最终，根据地的主要负责人杨同志做了总结，他敲了敲桌子：“顾清翰同志提出的这个以水路为主、利用河网和民间关系的方案，原则上是可行的，符合我们当前隐蔽精干、长期经营的方针。”
他话锋一转，表情变得异常严肃：“但是，上级指示非常明确，这条线关系到华东乃至全国敌后工作的大局，必须绝对稳妥，宁慢勿错！每一个环节，每一个人，都要反复审查，确保万无一失才能启动！尤其是——”
杨同志的目光锐利地看向顾清翰，手指重重地点在地图上那个代表着最终目的地的圆圈上：
“尤其是上海这个终点站的接应点！必须是铁板一块！要有能力接收、隐蔽和分发转运过来的人员和物资，要能经得起最严酷的考验！这个人选，是整条线的命门所在！”
会议结束，众人散去准备各自的工作。顾清翰独自留在桌前，望着地图上那个被反复圈点的“上海”，久久不语。煤油灯的光在他脸上跳跃，映出他微蹙的眉头和深思的眼神。
绝对可靠，能力超群，能在上海那种龙潭虎穴中站稳脚跟，并且愿意为此冒险的人……这样的人，放眼整个沦陷区，凤毛麟角。
几乎是不由自主地，一个名字，一个深深刻在他心底的身影，清晰地浮现在他的脑海中——陆震云。
只有他。无论是能力、经验，还是那份在绝境中永不低头的坚韧，以及……那份超越生死的信任。
但紧接着，巨大的担忧便汹涌而来。他还活着吗？即便活着，他现在处境如何？是否安全？自己又该如何才能找到他、联系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