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局：东部隐患彻底消除
建兴三年（225）的十二月，蜀地的风裹挟着南中的气息，吹过诸葛亮凯旋的征途。
自南中大胜归来，回成都的路漫长而颠簸，可诸葛亮的思绪，早已越过蜀地的山峦，飘向了江东。
他坐在四轮车上，身影被夕阳拉得修长，眼神深邃，开始思索下一个关键布局——派谁前往江东，与东吴修订盟约，彻底稳固这至关重要的盟友关系。
时间回溯到建兴元年冬季，邓芝曾肩负使命出使江东。
彼时，他凭借着智慧与口才，好不容易达成了蜀吴双方重结盟好的目标，让两国关系从剑拔弩张走向了互通往来。
然而，好景不长，蜀汉很快得到消息，孙权竟暗中与曹魏进行和谈。这一消息如同一道惊雷，让刚刚缓和的蜀吴关系再次变得严峻起来。
于是，建兴二年（224），邓芝再次踏上了前往江东的路途，此次的目的是“重结盟好”，旨在进一步强化蜀吴之间的盟友关系。邓芝抵达江东后，便就东吴与曹魏密谈之事，与孙权展开交涉。
孙权面对邓芝的质问，打起了“太极”。他解释道，东吴境内山越人作乱，长江防线的军队大多被调去平叛，原本十分担心曹丕会趁机发难，可没想到曹丕却主动向东吴求和，所以东吴才暂且虚与委蛇。
最后，孙权还补充说，其实东吴也很担心与曹魏的接触会引起蜀汉的猜忌。
明眼人都看得出，孙权这套说辞不过是糊弄之语。但邓芝也只能顺着台阶下，毕竟，蜀吴两国从几年前那种不共戴天的仇恨，发展到如今互通来使、缔结盟好的局面，实在是来之不易。
在国与国的外交舞台上，从没有真正的谦谦君子，擅长权术的孙权更是如此。诸葛亮对此看得十分透彻，他清楚地知道，孙权手中对蜀汉最具威胁的一张底牌，便是南中。
孙权将刘阐任命为“益州刺史”，并安置在交、益交界处，其用心昭然若揭，就是想利用刘阐（刘璋之子）的影响力，来扩大南中地区的叛乱，以此牵制蜀汉。
诸葛亮明白，要打破这种局面，军事征伐是关键。于是，他亲自率军南征。在南征之战中，当初那个手持孙吴大印、在南中地区兴风作浪的“永昌太守”雍闿，在战役中丧命。
随着南中被彻底平定，刘阐也就失去了利用价值。孙权见状，便将刘阐召回建业，任命他为御史中丞。
到了这个时候，蜀汉在与东吴缔结盟好之事上，已然有了十足的底气，但仍需再次派人出使江东，去巩固这份盟约。
诸葛亮南征凯旋之时，有一位年轻人与他同乘一车，在众人之中格外醒目。这位青年，便是诸葛亮选定的，前往江东重申盟好的使者。
此人名叫费祎，字文伟，是江夏鄳县（今河南信阳罗山）人。在刘璋执掌益州之时，费祎跟随叔父来到蜀地游学。他才思敏捷，能言善辩，很快就在当地脱颖而出，成为青年才俊中的佼佼者。
建兴初年，费祎担任黄门侍郎，在刘禅身边担任侍从。诸葛亮选择费祎出使江东，不仅是看中他的能言善辩，更看重他德才兼备的品质。在费祎出使之前，蜀汉特意授予他一个极具意义的职衔——“昭信校尉”。
这个职衔在元、明、清时期较为常见，多作为武官职称。但“昭信校尉”之名，实则首创于蜀汉，且专门授予出使其他政权的使臣。“昭信”二字，寓意着将蜀吴双方同盟的信义昭告天下。
诸葛亮专门为费祎设置这个官衔，足见他对此次江东之行的重视程度。
费祎沿着三峡水路，进入吴境，最终抵达东吴的都城武昌，并受到了接见。然而，第一次面见孙权时，费祎就察觉到现场气氛颇为诡异。作陪的东吴大臣们，全都只顾着埋头吃喝，没有一个人正眼瞧他。
这显然是孙权的安排，生性爱开玩笑的孙权，总是能想出各种特别的方法来考察使臣。好在费祎双商极高，很快便明白其中缘由。他随即以开玩笑的方式，吟出一首诗：“凤凰来翔，麒麟吐哺。驴骡无知，伏食如故。”
费祎把自己比作凤凰，却将东吴群臣比作驴骡，这让在座的东吴大臣们顿时陷入尴尬境地。好在东吴也不乏人才，有一位青年立刻作诗反击：
“爱植梧桐，以待凤凰。有何燕雀，自称来翔。何不弹射，使还故乡。”
意思是说，东吴种植梧桐树，是为了等待真正的凤凰，不知从哪来的燕雀，竟敢自称凤凰飞来，不如用弹弓将其打回故乡。
这位反唇相讥的青年，不是别人，正是诸葛瑾的儿子、诸葛亮的侄儿诸葛恪。
在东吴，诸葛恪向来以才思敏捷、聪明机智闻名。他年幼时，孙权当着满朝文武拿他父亲诸葛瑾开玩笑，他都能轻松化解，是江东公认的神童。
费祎见诸葛恪应战，便向孙权要了纸笔，当场以盘中面饼的原料为题，作了一篇《麦赋》；诸葛恪也毫不示弱，当即作了一篇《磨赋》予以回应。
这次蜀吴青年才俊之间的交锋，可谓棋逢对手，精彩绝伦。经过这一番互动，双方之间的氛围也变得热闹熟络起来。
接下来，东吴群臣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对费祎表现出极度的热情。他们一轮又一轮地向费祎敬酒，非要把费祎灌得醉眼迷离才肯罢休。
这同样是孙权的指示，他想趁费祎酒醉之际，让群臣趁机挑动话题，试图让费祎“酒后吐真言”。
然而，费祎虽然醉了身体，脑子却依旧清醒。对于一些普通问题，他如实回答，但只要涉及到两国之间的重大、敏感问题，他便闭口不谈，绝不正面回应。一场盛宴结束，孙权也没能从费祎口中套取到任何关键信息。
让孙权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天，他就收到了费祎送来的文书。
原来，昨晚宴会上那些被提及的重大问题，费祎都一一记在了心里。
只是当时的场合不便口头作答，所以他回去后，便以书面形式，将这些问题详细地呈给了孙权。不在酒醉时随意作答，体现了费祎的谨慎；事后以书面形式详述，又彰显了他的真诚。
孙权看过费祎的文书后，对他敏锐的思维和惊人的记忆力赞叹不已。同时，从文书内容中，也切实感受到了蜀汉前来重申盟好的诚意。
最为关键的是，此时的蜀汉，在诸葛亮的治理下，早已不是几年前那个看似摇摇欲坠的政权。而且，东吴原本用以牵制蜀汉的南中这张牌，也被诸葛亮彻底打掉了。
孙权深知，要想最大限度地保住江东基业，唯有与蜀汉结盟，两国相互呼应，才能共同抵抗对江东虎视眈眈的曹魏。
正因如此，这次蜀吴两国重申盟好的过程进行得十分顺利。孙权甚至将自己的宝刀赠给了费祎。
把自己用来防身的宝刀送给蜀汉来使，这一行为清晰地表明了孙权的态度：东吴此后会与蜀汉坚定地站在一起，共同对抗曹魏。
随着费祎出使江东的使命圆满完成，蜀吴之间一波三折的关系终于稳定下来，蜀汉东部的隐患也被彻底消除。
内部平定了南中叛乱，外部与东吴缔结了稳固的盟约，蜀汉政权成功地从建兴初年的危机中破局。此时，正应了那句“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诸葛亮终于可以心无旁骛地集中精力，去筹备那伟大的北伐大业，为兴复汉室的理想，继续奋勇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