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叫李伟明,在香港开了十八年的夜班的士。同行里,他们都叫我“明哥”,一半是出于客气,一半是因为我跑夜班的资历老,见过的、听过的事情比别人多那么一点。我熟悉这座城市的夜晚,从兰桂坊的醉生梦死到庙街的烟火缭绕,从太平山巅的璀璨到鲤鱼门畔的寂静。我以为我对香港的夜无所畏惧,直到那个晚上,在东区海底隧道,我载了一位永远无法忘记的乘客。
那是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中的一个夜晚,天气已经转凉,尤其到了后半夜,海风裹挟着湿气,能钻进人的骨头缝里。天空飘着若有若无的毛毛细雨,使得霓虹灯招牌的光晕在车窗上模糊成一片。凌晨三点刚过,我在铜锣湾接完最后一个从酒吧出来的客人,正准备收工,鬼使神差地,又把“空车”的牌子按了下来,想着再接一单顺路的就回家。
车滑行到告士打道靠近维多利亚公园的路边,一个身影静静地站在路灯阴影下,仿佛已与黑暗融为一体。我缓缓停靠过去,才看清那是一个女人。
她拉开车门,无声地坐进了后座。一股淡淡的、像是陈年檀香混合着某种不知名草药的气味在车厢里弥漫开来。
“去柴湾坟场。”她的声音很轻,带着一种奇特的空洞感,仿佛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我心里“咯噔”一下。柴湾坟场那地方,这个时间点?但我还是点了点头,习惯性地说了句:“好,坐稳了。”干我们这行,不该问的别问。
车子平稳地驶向东隧入口。雨刷器在挡风玻璃上规律地划动着,发出单调的“咔哒……咔哒……”声。隧道口橘黄色的灯光像一只巨兽的独眼,将我们的车缓缓吞没。
一进入隧道,世界仿佛瞬间被隔绝。隧道内惨白的荧光灯一盏接一盏地从车顶掠过,在车内投下快速移动的光影。起初一切正常,只有轮胎压过路面的沉闷噪音和引擎的低吼。
然后,异样开始了。
先是收音机。原本播放着舒缓夜曲的商业电台,毫无征兆地爆发出一阵刺耳的、混杂着无数人嘶吼与哭泣的白噪音。我皱着眉,伸手想去调台,却发现无论转到哪个频率,都是同样令人心悸的杂音。我只好“啪”一声把它关掉。
寂静,死一般的寂静。只有车行的声音,却显得格外空洞。我下意识地瞥了一眼后视镜。
那个女人,坐得笔直,双手优雅地交叠放在膝盖上。她穿着一件藏青色的旧式旗袍,料子看起来是丝绸,泛着幽冷的光泽。她的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一丝不苟的发髻,脸色是一种不见血色的苍白。最让我感到不适的,是她的眼神。她正直勾勾地看着前方,或者说,是看着后视镜里的我。我们的目光在镜子里短暂交汇,她的瞳孔极黑、极深,像两口枯井,没有任何情绪波动。嘴角却挂着一丝极其僵硬、仿佛用尺子量出来的微笑。
我迅速移开视线,手心开始冒汗。
“师傅,”她的声音再次响起,打破了寂静,却让气氛更加诡谲,“开慢一些。箱子里装着给我丈夫的衣裳,不能颠簸。”
我这才注意到,她身边放着一个老式的藤编手提箱,颜色暗沉,边缘有些磨损,看起来有些年头了。箱体似乎比寻常的箱子更沉,压得真皮座椅微微下陷。
“好……好的。”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
隧道似乎变得无比漫长。灯光开始不稳定地闪烁,明灭的节奏让人心烦意乱。在一次次的光影交替中,车厢内的温度似乎在下降,那股檀香草药味里,隐隐混入了一丝若有若无的、像是泥土和铁锈混合的腥气。
在一次持续时间特别长的黑暗降临又复明之后,我忍不住再次看向后视镜。
就这一眼,我的血液几乎凝固。
镜中的女人,正拿着一块粉扑,轻轻地在脸上扑打着。动作优雅,如同旧时代的闺秀。然而,那粉扑过之处,她原本苍白的皮肤,竟然像是风干的墙皮一样,开始片片龟裂,露出底下暗红色的、如同被剥了皮的肌肉组织。她似乎完全没有察觉,依旧专注地“补妆”。
我的心脏狂跳起来,几乎要撞破胸腔。我死死握住方向盘,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发白。是错觉!一定是太累了产生的错觉!我强迫自己盯着前方的路,不敢再看后视镜。
“快到了吗?”她的声音再次传来,这次似乎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急切。
“快……快了,出了隧道就是。”我的声音有些发颤。
终于,前方出现了隧道出口的光亮,那代表着港岛东的人间烟火。我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加速冲了出去。也就在车子驶出隧道口,重新沐浴在潮湿夜风中的瞬间,车载收音机“啪”地一声自动恢复了,正在播报午夜快讯:
“……最新消息,本周于维港附近失踪的柴湾吉祥殡仪馆经理陈某的遗体已于今日傍晚打捞上岸。警方初步排除他杀可能,具体死因仍在调查中……”
这则新闻像一把冰锥,狠狠扎进我的耳朵。柴湾……殡仪馆……经理……
我透过后视镜,看到那女人的脸上,那僵硬的笑容似乎扩大了一些,显得更加诡异。
车内的气氛已经压抑到了极点。我几乎是凭着本能将车开到了柴湾坟场附近,在一个偏僻的路口,她轻声说:“就在这里停吧。”
我连忙踩下刹车。她递过来车费。是三张千元面额的港币。纸币入手冰凉,带着一种湿漉漉的触感,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我强忍着不适,借着车内灯清点,准备找零。就在这时,我惊恐地发现,这三张纸币上的水印图案,那些紫荆花和数字,似乎在缓缓地、像活物一样流动着,边缘还泛着一种不祥的幽绿色光泽。
“不……不用找了。”她说着,推门下车。
就在她弯腰准备离去时,一枚我刚才找给她的五十元硬币从她手中滑落,“叮当”一声滚落到副驾驶座的下方。她停顿了一下,然后以一种极其不自然的、像是关节生锈的姿势,缓缓弯下腰,低头去捡那枚硬币。在她低头的那一刻,我清晰地听到她颈骨发出“咔哒”一声脆响,如同折断的枯枝。
我屏住呼吸,一动不敢动。
她直起身,没有再看我,拎起那个沉重的藤箱,步履无声地走向坟场深处浓密的黑暗里,身影很快被吞噬。
我长长地、颤抖地舒了一口气,全身虚脱般地靠在椅背上。冷汗已经浸透了我的后背。结束了,终于结束了。
我发动车子,准备立刻离开这个鬼地方。目光无意间扫过副驾驶座,浑身的汗毛瞬间倒竖起来——那个藤箱!那个她片刻不离身的藤箱,此刻正端端正正地放在副驾驶座位上!
箱盖不知何时打开了一条细缝。借着车内昏暗的灯光,我看到几缕花白干燥的、像是头发的东西,正从那条缝隙里垂落出来。同时,一股更加浓烈的、混合着腐土和陈旧死亡的气息,从箱子里弥漫开来,瞬间充满了整个车厢。
“啊——!”
我再也控制不住,发出一声短促的尖叫,几乎是连滚爬地摔出了驾驶座,跌坐在冰冷潮湿的地面上。我惊恐万状地盯着那辆车,盯着那个副驾驶座上的藤箱,仿佛里面随时会爬出什么可怕的东西。
我挣扎着爬起来,疯了一般拦下后面路过的一辆的士,语无伦次地请求对方载我离开。回到市区后,我几乎是立刻报了警。
当我和两名军装警察回到原地时,我的车还静静地停在那里。我颤抖地指着副驾驶座,向他们说明情况。
一名警察疑惑地看了我一眼,上前拉开车门。他用手电筒照了照副驾驶座,又回头看我,眼神里带着怀疑和一丝怜悯。
“先生,你确定吗?”他问,“这里什么都没有。”
我扑到车门前一看——副驾驶座上空空如也。那个藤箱,消失了。座位上干干净净,连一丝灰尘都没有,更别提什么花白头发和腐朽气息。
另一个警察在车厢角落里捡起一样东西,递到我面前:“先生,你是不是太累了?你看,这种给死人用的东西,可不能随便放在车里,不吉利的。”
他手里捏着的,正是那三张千元“港币”。只是现在,它们已经彻底褪色,变成了给死人用的冥币,上面“天地银行”的字样和阎王的头像,在警用手电的光线下,显得格外刺眼。
警察做了简单的记录,安慰了我几句,认定我是疲劳驾驶产生了幻觉。我无法解释,只能失魂落魄地把车开回家。
那晚之后,我大病了一场。病好后,我再也无法开夜班的士,甚至白天经过东隧,都会感到一阵阵的心悸和呼吸困难。我卖掉了那辆的士,改行去做了一份仓库管理员的工作。
我以为事情会慢慢过去。直到几个月后的一个雨夜,我加完班坐巴士回家,旁边坐着一位相熟的的士司机老赵。闲聊中,他抱怨道:“老明,你说怪不怪?昨晚我拉了个穿旗袍的古怪女人,在东隧里面,收音机吵得要死,她还拿冥币付车钱!吓得我够呛!”
我猛地抓住他的手臂,声音嘶哑:“她……她是不是拿着一个藤箱?要去柴湾?”
老赵惊讶地看着我:“你怎么知道?”
我看着车窗外迷蒙的雨景,东隧的入口在远处若隐若现,像一个等待吞噬一切的巨口。一股寒意从我的脊椎一路蔓延到头顶。
我知道,它还在那里。那个穿着藏青旗袍的女人,那个装着“衣裳”的藤箱,以及那些冰冷的冥币……它们还在东隧的夜色中,寻找着下一个载客的司机。
而我的生活,再也回不到从前了。每一个雨夜,车窗上的倒影,都仿佛能看到她苍白的脸;每一次独自乘坐电梯,在门关上的瞬间,似乎都能闻到那股混合着檀香与腐朽的气味。
恐惧,已经像种子一样,在我心里生根发芽,枝繁叶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