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忱：明朝“江南经济救星”！减税、稳粮、补盐课，22年让百姓不遭额外摊派
周忱（谥号文襄）任江南巡抚时，苏州一地拖欠的赋税就达七百九十万石。他翻文书时特别惊讶，问当地老人才知道：吴中（江南一带）的富豪权贵不肯缴赋税附加的“耗损费”，把这部分负担全压给贫民。贫民扛不住，只能纷纷逃荒。
周忱立刻改革，推出“平米法”：不管是官府的田还是百姓的田，统一缴纳“耗损费”，不再只坑贫民。当时苏州赋税总额是二百九十万石，他又和苏州知府况钟反复核算，上疏朝廷减免了八十多万石。
按旧规矩，粮食税不能集中征收。周忱却让每个县在河边方便运粮的地方建“便民仓”，每个乡、每个图（古代基层单位）推选一个有财力的人当“粮长”，负责收本乡的夏秋两税，还规定“耗损费”最多不超过百分之十。
他还根据粮长的家产多少安排押运任务，按押运距离远近、辛苦程度定补贴：运到北京、通州粮仓的，每石粮食补三斗；运到临清、淮安、南京等粮仓的，按距离依次定补贴，覆盖造船、转运等费用。
粮食的征收、支出、结余每笔账都记清楚，结余的粮食存在县里的粮仓，叫“余米”。“余米”多了，就减少“耗损费”：第二年按百分之十六征收，第三年降到百分之十五，结余反而更多。
明正统初年，淮安、扬州遭灾，盐税收不上来。周忱去巡视后，上奏朝廷让苏州等府调出“余米”，每个县调一二万石运到扬州盐场，折算成这些县第二年的田租；同时允许盐户（煮盐百姓）交私盐换“余米”。当时米贵盐贱，官府囤了盐，百姓换了救命米，公私双方都渡过了难关。
周忱在江南任职二十二年，每次遇灾，都能用“余米”灵活救灾，除正常赋税外，从不再额外摊派。无论是朝廷要的贡品，还是官府办公房、学校、贤祠、古墓、桥梁、河道的修缮费用，全从“余米”里出，没让百姓多花一分钱。
冯梦龙点评：“余米”被收走后，江南赋税又乱了——对比才知周忱多靠谱
后来户部（管财政的部门）说“济农余米”缺乏监管，上奏派官员把所有“余米”收归官府。从此，各种苛捐杂税又多了起来，百姓拖欠的赋税也越来越多。
其实“余米”本是缓解百姓负担、应对紧急情况的储备，一旦全归官府，官府没多做实事，百姓却没了依靠。大家不妨想想：现在的粮食税，“耗损费”真的只收百分之十吗？征收比例真的只有百分之十五、十六吗？
过去为啥能低收税还有余粮？现在为啥加了各种摊派还不够用？江南百姓怎么能不永远怀念周忱，把他当恩人一样记着！
何良俊的评价：周忱的成功，藏在“接地气的调研”里
何良俊（明朝学者）说：“周忱巡抚江南十八年，常驾着小船，沿着村子、巷子到处走访。遇到淳朴的老农，就拉着人家一起睡在榻上，详细问地方上的事。当地的民情、风俗，没有他不知道的。”
正因为摸透了实际情况，周忱才能制定出“按粮食数量加耗损”的制度，还用金花银（折成银子的赋税）、粗细布、轻赍（轻便易运的物资）等，弥补高额赋税田地的负担，每处调整都兼顾公平和实际，做到了尽善尽美。
顾文僖（明朝官员）说“照着周忱的办法做，地方就安定；打乱他的办法，地方就混乱”，这话一点不假！后来欧石冈（官员）把制度改成“按田地面积加耗损”，不仅导致国家税收减少，还留下无穷后患。负责地方治理的人，怎么能不重视周忱的经验呢！
【管理智慧】
一、核心逻辑：对付“赋税不均、民生困难”，别硬压百姓，要找“平衡各方的缓冲点”
江南的问题，本质是“富豪逃负担、百姓扛重税”，还缺应对灾荒的“备用金”。周忱的破局点，是用“平米法”拉平负担，用“余米”做缓冲：
1.均负担：官田民田同缴耗损费，不让富豪逃税，贫民少受罪；
2.留缓冲：“余米”既当救灾储备，又覆盖公共开支，不用额外摊派百姓；
3.巧调配：用“余米”换盐解盐课危机，让官府、百姓、盐户都受益。
这就像现在社区要搞公共设施建设，直接向居民收费容易有意见，不如从社区公共收益里留出一部分当“备用金”，既办了事，又不让居民多掏钱——本质都是“找对缓冲点，平衡各方利益”。
二、核心启示：遇“民生与财政的两难”，别只盯着“收钱”，要建“可持续的缓冲机制”
周忱的思路放到现在也实用，比如这些场景：
- 社区治理：社区要搞环境改造，缺钱又不想向居民收费。可以像周忱那样，从社区停车费、广告位收益里留“改造基金”，既办了改造，又不增加居民负担；
- 乡村发展：村里要修灌溉设施，靠政府拨款不够，又不想摊派村民。可以牵头搞“集体产业”，比如种特色水果，用产业收益当“基建基金”，收益反哺基建，形成循环；
- 企业福利：公司想提高员工福利，又怕增加成本。可以从利润里留“福利储备金”，既给员工发福利，又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营，还能提升员工积极性。
简单说就是：“别总想着‘要么让百姓担、要么让财政扛’，建个‘缓冲机制’，用合理的储备和调配，就能化解民生与财政的两难。”
【原文】周忱
周文襄公巡抚江南，时苏州逋税七百九十万石。公阅牒大异，询父老，皆言吴中豪富有力者不出耗，并赋之贫民，贫民不能支，尽流徙。公创为平米，官田民田并加耗。苏税额二百九十余万石。公与知府况钟曲算，疏减八十余万。旧例不得团局收粮，公令县立便民仓水次，每乡图里推富有力一人，名粮长，收本乡图里夏秋两税，加耗不过十一。又于粮长中差力产厚薄为押运，视远近劳逸为上下，酌量支拨，京、通正米一石支三，临清、淮安、南京等仓以次定支，为舟樯剥转诸费。填出销入，支拨羡余，各存积县仓，号“余米”。米有余，减耗，次年十六征，又次年十五，更有羡。正统初，淮、扬灾，盐课亏，公巡视，奏令苏州等府拨剩余米，县拨一二万石，运贮扬州盐场，准为县明年田租，听灶户上私盐给米。时米贵盐贱，官得积盐，民得食米，公私大济。公在江南二十二年，每遇凶荒，辄便宜从事，补以余米，赋外更无科率。凡百上供，及廨舍、学校、贤祠、古墓、桥梁、河道修葺浚治，一切取给余米。
其后户部言济农余米，失于稽考，奏遣曹属，尽括余米归之于官。于是征需杂然，而逋负日多。夫余米备用，本以宽济，一归于官，官不益多而民遂无所恃矣。试思今日两税，耗果止十一乎？征收只十五、十六乎？昔何以薄征而有余？今何以加派而不足？江南百姓安得不尸祝公而追思不置也。
何良俊曰：“周文襄巡抚江南一十八年，常操一小舟，沿村逐巷，随处询访。遇一村朴老农，则携之与俱卧于榻下，咨以地方之事。民情土俗，无不周知。故定为论粮加耗之制，而以金花银、粗细布、轻赍等项，裨补重额之田，斟酌损益，尽善尽美。顾文僖谓‘循之则治，紊之则乱’，非虚语也！自欧石冈一变为论田加耗之法，遂亏损国课，遗祸无穷。有地方之责者，可无加意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