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宗空怀中兴志，剑指藩镇，奈何权柄失。
颠沛流离皆为耻，一生拼搏终成纸。
哀宗幼年登帝椅，身似浮萍，性命不由己。
大唐江山终易主，血泪染尽残阳里。
文德元年（公元888年）三月，大明宫武德殿里一片哭声。二十七岁的唐僖宗刚咽气，大臣们就围着皇位犯了难——僖宗没儿子，谁来当皇帝成了头号难题。
这时候，宦官杨复恭站了出来，手里攥着一份“假遗诏”，大声说：“僖宗陛下遗命，立皇弟寿王李晔为帝！”
大臣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人敢反对。不是因为杨复恭多威风，而是这李晔，确实是当时最合适的人选。
李晔是僖宗的弟弟，这年二十二岁，跟僖宗的“玩主”性格完全相反。《旧唐书·昭宗纪》里说他“攻书好文，尤重儒术，神气雄俊，有会昌之遗风”——简单说就是爱读书、有骨气，还带着点唐武宗当年的英气。以前僖宗在宫里斗鸡赌鹅的时候，李晔就在王府里埋头读《史记》《汉书》，还常跟身边的人说：“大唐不能再这么乱下去了，总有一天要拨乱反正！”
现在机会来了，可这机会，更像个烫手山芋。
李晔登基那天，看着太极殿里稀稀拉拉的大臣，再想想宫外四分五裂的江山——李克用在河东拥兵自重，朱温在宣武虎视眈眈，李茂贞在凤翔说一不二，朝廷连长安城外的赋税都收不上来。他深吸一口气，对大臣们说：“朕定要重振大唐，不负列祖列宗！”
这话听着提气，可大臣们心里都犯嘀咕：僖宗当年也说过类似的话，最后还不是玩垮了？可李晔不一样，他是真的动了真格。
登基没几天，李晔就干了第一件“大事”——收拾宦官。僖宗在位时，宦官田令孜专权，把朝廷搞得乌烟瘴气。现在杨复恭又想走田令孜的老路，动不动就以“定策功臣”自居，连宰相都不放在眼里。李晔早就看他不顺眼，暗中联络了宰相韦昭度、杜让能，还有一些对宦官不满的将领，计划着把杨复恭拉下马。
大顺元年（公元890年），李晔抓住杨复恭私藏兵器、勾结藩镇的把柄，直接下旨罢免了他的官职。杨复恭不服气，带着养子杨守信起兵造反，结果没几天就被李晔派去的军队打败，最后在逃亡路上被斩杀。《资治通鉴》里记载：“复恭奔兴元，与其养子守信、守亮等举兵拒命，上遣诸将讨之，破其众，复恭为其下所杀。”
解决了杨复恭，李晔又把目光对准了藩镇——首当其冲的就是河东节度使李克用。
李克用是沙陀族人，手下的沙陀骑兵战斗力极强，当年镇压黄巢起义时立了大功，可也因此变得越来越嚣张，动不动就率军攻打周边藩镇，根本不把朝廷放在眼里。李晔觉得，要想重振朝廷权威，就得先拿李克用开刀。
大顺元年九月，李晔任命宰相张浚为帅，率领二十万大军讨伐李克用。可他忘了，这二十万大军大多是临时拼凑起来的，将领们各怀鬼胎，根本不是李克用的对手。结果，官军在阴地关被李克用打得大败，张浚带着残兵败将逃回长安，连自己的官印都丢了。
李克用打赢了仗，更嚣张了，直接给李晔写了一封信，语气傲慢得不行：“陛下要是信了奸臣的话，非要跟我作对，那我也没办法，只能率军去长安跟陛下‘理论理论’！”李晔看着信，气得浑身发抖，可又没辙——朝廷已经没兵可派了，只能派人去跟李克用道歉，还把张浚贬了官，这事才算不了了之。
第一次讨伐藩镇就栽了跟头，李晔却没灰心。他知道，要想跟藩镇抗衡，必须有自己的军队。于是，他开始在长安招募士兵，短短几个月就组建了一支十万人的“神策新军”。可问题来了——这支军队大多是长安城里的地痞流氓，平时欺负老百姓还行，打起仗来根本不行。而且，招募军队需要钱，朝廷没钱，李晔就只能下令搜刮长安的富商，结果把富商们逼得纷纷逃跑，长安的经济更萧条了。
大臣们劝李晔：“陛下，现在不是扩军的时候，先把朝政整顿好，把百姓安抚好，才有希望啊！”可李晔已经急了——他怕再等下去，大唐就真的没救了。
景福元年（公元892年），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又跳了出来。
李茂贞本来是僖宗提拔起来的，可后来见朝廷软弱，就开始拥兵自重，还多次干预朝政。这年，李茂贞因为朝廷没满足他的要求，直接率军进攻长安。李晔连忙派新组建的神策新军去抵抗，结果这支军队刚跟李茂贞的军队接触，就吓得四散逃跑。
李晔没办法，只能再次逃亡——这次逃到了华州，投靠了华州节度使韩建。
韩建表面上对李晔很恭敬，每天都给李晔送好吃的好喝的，可暗地里却把李晔软禁了起来。他怕李晔再搞出什么“扩军”“讨藩”的名堂，还以“减少开支”为由，把李晔身边的神策新军解散了，连李晔的几个皇子都被他杀了。《旧唐书·昭宗纪》里说：“韩建幽帝于华州，杀诸王十余人，尽散神策军，帝威益弱。”
李晔在华州被软禁了两年，每天除了读书，什么也干不了。有次，他登上华州的城楼，看着远处的长安方向，忍不住哭了起来，提笔写下：“何处是长安，深宫锁暮烟。山河非旧主，桃李是新年。”诗里满是委屈和无奈——他想回长安，想重振大唐，可现在连自己的自由都保不住。
直到乾宁三年（公元896年），李茂贞和李克用又因为争夺地盘打了起来，韩建怕自己被卷入其中，才把李晔送回了长安。
可李晔刚回长安没几天，麻烦又找上门了——这次是宣武节度使朱温。
朱温本来是黄巢起义军的将领，后来投降了唐朝，靠着镇压起义军步步高升，成了宣武节度使。他比李克用、李茂贞更有心计，一边扩充势力，一边假装对朝廷忠心耿耿，还多次派人给李晔送钱送物，赢得了李晔的信任。
可朱温的“忠心”都是装的。他想把李晔控制在自己手里，好“挟天子以令诸侯”。光化三年（公元900年），朱温指使宦官刘季述发动政变，把李晔软禁在少阳院，还逼着他禅位给太子李裕。
李晔被软禁的时候，日子过得比在华州还惨。刘季述每天只给李晔送一顿饭，还是馊掉的米饭和咸菜；李晔想喝水，只能用自己的衣服去换；有时候，刘季述还会带着人去少阳院“参观”，把李晔当成猴子一样戏耍。《新唐书·昭宗纪》里记载：“季述幽帝于少阳院，熔铁锢其门，自窦中传食，帝与后妃相泣，群臣莫敢省。”
还好，没过多久，宰相崔胤联合朱温的对手——护驾都头孙德昭，发动兵变，杀了刘季述，把李晔救了出来。李晔重登皇位那天，抱着崔胤哭着说：“朕能重见天日，全靠爱卿啊！”
可李晔不知道，他刚摆脱刘季述的控制，又掉进了朱温的陷阱。
朱温见刘季述没办成事，就亲自率军开进长安，表面上是“护驾”，实际上是想把李晔抢到手。崔胤看出了朱温的野心，想联合其他藩镇对抗朱温，结果被朱温发现，直接杀了崔胤和他的亲信。
天佑元年（公元904年），朱温觉得长安离自己的根据地宣武太远，不好控制，就逼着李晔迁都洛阳。迁都路上，朱温怕李晔身边的人碍事，把李晔的宫女、太监、乐工杀了个精光，还把长安的宫殿拆了，把木料运到洛阳——他就是要让李晔彻底断了回长安的念头。
李晔坐在迁都的马车上，看着窗外被拆得七零八落的长安，心里一片冰凉。他知道，自己这次去洛阳，恐怕再也回不来了。有次，他跟身边的嫔妃说：“朕这辈子，颠沛流离，处处受制于人，还不如当个老百姓，至少能活得自在些。”嫔妃们听了，都忍不住哭了起来。
天佑元年八月，李晔刚到洛阳没几天，就被朱温杀了。
朱温杀了李晔后，怕大臣们反对，就立李晔的第九子李柷为帝。这年李柷才十三岁，放在现在也就是个刚上初中的孩子，根本不懂什么叫朝政，更别说反抗朱温了——他从登基那天起，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傀儡皇帝。
李柷登基后，朱温给他改元“天佑”，还让他尊自己为“相国”，总揽朝政。可朱温根本不把李柷放在眼里，连朝都懒得去上，所有的政令都由他的亲信传达。李柷每天坐在龙椅上，看着下面那些朱温的亲信指手画脚，只能点头同意，连一句反对的话都不敢说。《旧唐书·哀帝纪》里说：“哀帝幼冲，政在朱氏，帝拱手而已，不能有所可否。”
朱温怕大臣们还有“复唐之心”，就开始大肆屠杀唐朝的宗室和大臣。天佑二年（公元905年），朱温把宰相裴枢、独孤损等三十多位大臣骗到白马驿，然后下令把他们全部杀死，还把他们的尸体扔进了黄河。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白马驿之祸”。《资治通鉴》里记载：“全忠（朱温后来被赐名朱全忠）聚枢等及朝士贬官者三十余人于白马驿，一夕尽杀之，投尸于河。”
杀了这些大臣后，朱温又把矛头对准了唐朝的宗室。他把李柷的几个兄弟——济阴王李柷（跟哀宗同名，史书记载为“李柷”，此处为宗室子弟，非哀宗本人）、威王李秘等全部杀死，还把他们的家属流放外地。李柷看着自己的亲人一个个被杀害，却什么也做不了，只能躲在后宫里偷偷哭。
有次，朱温想让李柷给他加“九锡”——这是古代大臣能得到的最高荣誉，通常加九锡的人，下一步就是篡位了。朱温的亲信拿着草拟好的圣旨给李柷看，李柷不敢不同意，只能颤抖着拿起笔，在圣旨上签了字。事后，李柷跟身边的太监说：“朕知道，大唐的江山，迟早要变成朱家的了。”
天佑四年（公元907年），朱温觉得时机成熟了，就逼着李柷禅位。他让亲信给李柷写了禅位诏书，还让李柷亲自去太庙祭祀，把皇位“正式”传给自己。
李柷禅位那天，穿着素色的衣服，站在太庙的台阶上，看着唐朝的列祖列宗的牌位，忍不住哭了起来。他哽咽着说：“列祖列宗，孙儿无能，没能守住大唐的江山，孙儿对不起你们……”祭祀结束后，李柷被朱温封为“济阴王”，迁往曹州居住。
可朱温并没有放过李柷。他怕李柷留在世上，会成为别人“复唐”的借口，就派亲信去曹州，给李柷送了一杯毒酒。李柷看着毒酒，知道自己活不成了，他对亲信说：“朕这辈子，从来没做过对不起大唐的事，也没做过对不起百姓的事，为什么要这样对朕？”亲信冷冷地说：“这是相国的意思，陛下还是喝了吧。”
天佑五年（公元908年）二月，李柷喝下毒酒，死在了曹州的囚所里，年仅十七岁。朱温为了掩人耳目，给李柷上了谥号“哀皇帝”，后人都称他为“唐哀宗”——这个“哀”字，道尽了他短暂而悲惨的一生。
唐昭宗李晔和唐哀宗李柷，这对父子皇帝，一个挣扎半生，一个屈辱而死，他们的命运，就是大唐王朝最后的悲歌。
先说说昭宗李晔。他这辈子，真的不算“昏君”。他有志向，想重振大唐；他有骨气，敢跟宦官、藩镇叫板；他甚至还努力过——收拾宦官、组建军队、讨伐藩镇，可最后还是落得个颠沛流离、被人杀害的下场。为什么？
不是因为他不够努力，而是因为他接手的江山，已经烂到了根。僖宗留下的烂摊子：经济崩溃、百姓流离、藩镇割据、宦官专权，这些问题积重难返，不是靠他一个人的努力就能解决的。就像一个医生面对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就算有再好的医术，也很难起死回生。
而且，李晔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一是急功近利。他刚登基没几年，就急于讨伐李克用、扩充军队，结果不仅没成功，还消耗了朝廷仅有的国力；二是识人不明。他信任朱温，以为朱温是“忠臣”，结果最后被朱温当成了棋子，连命都丢了。《新唐书·昭宗纪》里评价他：“昭宗为人明隽，初有志于兴复，而外患已成，内无贤佐，终致颠沛，非其罪也。”意思是昭宗聪明有志向，可外面的隐患已经形成，里面又没有贤能的大臣辅佐，最后落得个颠沛流离的下场，不是他的错。
再说说哀宗李柷。他这辈子，就是个悲剧。十三岁登基，当了三年傀儡皇帝，十七岁被毒杀，他甚至没来得及真正了解“皇帝”这两个字的含义，就成了大唐王朝的“末代皇帝”。他没有昭宗那样的志向，也没有昭宗那样的骨气，不是因为他懦弱，而是因为他太小了——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在朱温那样的“狠角色”面前，根本没有反抗的能力。他就像一片浮萍，在乱世的洪流里，只能随波逐流，最后被无情地吞没。
从安史之乱开始，大唐就走上了下坡路，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农民起义，这些问题就像一个个毒瘤，不断侵蚀着大唐的根基。僖宗的荒唐，让这些毒瘤彻底爆发；昭宗的挣扎，没能切除这些毒瘤；哀宗的屈辱，只是这些毒瘤最终的“产物”。
天佑四年（公元907年），朱温登基称帝，建立了“后梁”，历时二百八十九年的唐朝，正式灭亡。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五代十国的乱世——一个比唐朝末年更混乱、更黑暗的时代。
参考《旧唐书·昭宗纪》《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