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的走访排查工作持续了数日，各路人马反馈回来的信息如同雪片般汇集到专案组。然而，结果却并不理想。
排查了大量近期有交通纠纷或处罚记录的人员，其中确实有不少人当时情绪激动，满腹怨气，但经过深入接触和核实，其中大部分人都能找到确切的不在场证明（案发时在家中、在工作、或有其他证人），或者其怨气程度似乎还不足以驱动其进行如此频繁和恶劣的连环破坏。剩下几个嫌疑稍大的，经过暗中观察和调查，也陆续排除了作案可能。
运输公司那边反馈的情况也差不多。确实有几个司机近期因为各种原因（事故、被罚、与乘客冲突、收入下降）情绪低落，甚至有个别骂骂咧咧辞职的，但细查下去，要么是案发时不在本地，要么是经过评估，其性格和行事风格与侧写描述的“极度愤怒、失控”状态存在较大差距。
摸排工作似乎陷入了僵局。投入了大量警力，却像是拳头打在了棉花上，无处着力。一种焦躁和挫败的情绪开始在部分侦查员中蔓延。
“侧写是不是不准啊？”这天晚上开会汇总情况时，一个老刑警忍不住嘀咕了一句，“这范围是不是还是太大了？符合‘近期不顺’这个条件的司机，没有一千也有八百，这怎么查得过来？”
孙建军也有些挠头：“是啊，而且这孙子神出鬼没的，一点痕迹不留，也太难抓了。”
陆野沉默着，没有反驳。他知道心理侧写不是算命，它提供的是一种概率性的方向，而非确切的答案。侧写的结论是基于行为模式的分析，其准确性受限于输入信息的质量和数量。目前来看，侧写指出的“与车相关”、“近期重大挫折”这两个核心要素应该是正确的，但可能在“挫折”的具体程度和类型上，或者嫌疑人的身份细节上，需要进一步修正和聚焦。
“也许我们忽略了一点，”陆野沉吟着开口，“侧写提到‘自认为遭受了极不公正的待遇’。有些人可能遭遇的挫折在外人看来并不算特别巨大，但其本人却因性格偏执、钻牛角尖，将之无限放大，从而产生极端的愤怒。我们的排查，是否过于关注了那些‘重大’的挫折，而忽略了一些在当事人看来‘比天还大’的小事？”
他的话音刚落，会议室的门被推开，一个派出所的民警急匆匆地走进来，手里拿着一份刚整理好的笔录。
“周队，陆哥，我们这边走访到一个情况，有点奇怪，不知道有没有用。”民警说道，“我们按名单排查到一个叫李宏伟的货车司机，他半个月前因为闯禁区被交警罚了款还扣了分。我们去他家走访时，他老婆说的一个情况引起了我们注意。她说李宏伟被罚后那几天情绪极其糟糕，在家摔东西骂人，还念叨什么‘都欺负我’、‘没活路了’之类的话。但奇怪的是，就在大概一周前，他情绪突然好像好了很多，虽然还是不爱说话，但不再发火了，晚上也按时睡觉了。”
“情绪突然变好？”周队敏锐地抓住了这个点，“具体哪天开始变好的？”
“他老婆说记不太清，大概就是…就是咱们第一个镇开始发生砸车案那前后吧。”
这个时间点，太过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