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元三年的盛夏，在武昌城外的血与火中悄然流逝。柏凌云“划江而治，固本培元”的诏令已传遍三军，北伐的巨轮在撞上武昌这块礁石后，明智地调整了航向。新京与武昌之间的驿道上，信使往来不绝，不再是紧急军报，而是整编方案、新政条陈与人事调令。大军在江北构筑防线，清剿残敌，而帝国的文官体系则以前所未有的效率，深入湖南、湖北的城乡，推行“摊丁入亩”，选拔士人，重建秩序。
直到秋意渐浓，长江水势渐平，帝国的战争机器在充分的休整与准备后，终于再次发出了低沉的轰鸣。这一次，不再是孤注一掷的北渡，而是三路并举、稳扎稳打的全面经略。
西线主帅柏凌锐，年纪虽轻，却以其冷静果决和山地作战天赋，完美执行了柏凌云“稳中带攻”的指令。他并未急于深入四川盆地，而是将目标锁定在川东门户——夔门。
此地山势险峻，江水湍急，号称“夔门天下雄”。驻守此地的川军将领倚仗天险，疏于防备。柏凌锐亲率精兵，不走水路强攻，而是派出精锐小队，攀越常人难以想象的悬崖峭壁，绕至守军侧后奇袭。同时，水师数艘炮艇逆流而上，进行牵制性炮击。
守军猝不及防，背后遇袭，顿时大乱。帝国军里应外合，一举攻克夔门周边数个关键炮台和营垒，打开了进入四川的东大门。柏凌锐见好就收，并未冒进，而是在夺取的险要处加固工事，建立前进基地，摆出一副随时可能大举入川的姿态。此举极大震撼了成都的四川总督，迫使川军主力不敢东调，只能龟缩布防，将四川隔离开来，保证了帝国西翼的安全。
相较于西线的刀兵相见，东线的战事更显“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智慧。在沈富安强大的商业运作、何三锦衣卫的精准策反以及帝国大军陈兵边境的威慑下，浙江的战局呈现雪崩之势。
帝国大军并未大规模入境，但精锐小股部队在锦衣卫向导下，频频越境拔除顽固据点，精准打击仍效忠清廷的死硬分子。同时，沈富安动用经济手段，对两浙地区进行“商品倾销”和“原料收购”，短时间内造成其市场混乱，许多本土商贾为求自保和利润，转而暗中支持帝国。
最重要的，是柏凌云下达的“浙人治浙”的怀柔政策。宣布只要归顺，便由浙江士绅推举人选出任巡抚，帝国仅派员监督，并承诺率先在浙江推行“减赋税、废厘金”等新政。此策彻底瓦解了浙江官绅的抵抗意志。各地州县纷纷易帜，杭州城门自内而外被主张归顺的官绅打开。帝国军兵不血刃，入驻杭州，旋即分兵收取宁波、温州等要地。八旗驻防营稍作抵抗便被粉碎，东南财赋重地，就此落入帝国囊中。
长江防线，是帝国现阶段的生命线。水师提督邓安邦深感责任重大，日夜督促水师训练、舰艇维修与改造。他将缴获的清军较大型舰只编入序列，又通过沈富安从海外购入两艘最新的快速炮舰，不断强化水师实力。水师舰队日夜巡航于江面，与北岸清军零星炮台进行频繁的炮战，牢牢掌握着制江权。
与此同时，在柏凌岳的督导下，北岸的帝国陆军利用武昌战役后的休整期，疯狂加固沿江防御工事。挖掘了纵横交错的壕沟体系，修建了坚固的炮垒和机枪巢，埋设了大量地雷，将长江北岸打造成一条难以逾越的钢铁防线。清军数次试探性的渡江反扑，均被以逸待劳的帝国军凭借优势火力和坚固工事轻松击退，抛尸江中。
帝国的迅猛扩张和有效整合，终于引起了遥远西方真正的警惕。伦敦、巴黎、圣彼得堡和华盛顿的决策者们，不再将“中华帝国”视为一个昙花一现的地方叛乱政权。驻华的各国外交官、军官向国内发回了大量报告，详细描述了这个新帝国的组织度、军事实力和勃勃野心。
这一日，数份几乎同时送达的紧急密报被呈送至柏凌云的案头。
文履谦面色凝重地汇总道：“陛下，锦衣卫密报：英国远东舰队司令与法国东亚分舰队司令于香港举行秘密会晤，议题直指我国。俄国驻华公使频繁拜访清廷总理衙门，据传提及了‘共同维护北满秩序’。日本浪人和军官在辽东、山东沿海的活动陡然增加。美国公使则向我方非正式提出‘调停’建议，实则探听我方底线…”
柏凌云看着这些情报，冷笑一声：“豺狼终于闻到肉味了。他们怕了，怕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国，会打破他们在远东巧取豪夺建立起来的秩序。”
他站起身，目光锐利：“告诉沈富安，加大与德国、美国的商业往来，尤其是军火和机械采购，让英法俄知道，我们并非没有选择。告诉何三，严密监视所有列强在华军事调动，尤其是舰队和陆战队！告诉前线所有将领，江防绝不能有丝毫松懈，严防列强以‘护侨’等借口进行武装挑衅！”
“至于谈判…”柏凌云沉吟片刻，“可以谈。文相，由你牵头，组建一个外交团队，与各国接触。原则是：承认帝国对已控制区域的统治权，帝国保护各国合法商业利益，但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割地、赔款和不平等条约！至于清廷…那是中国的内政，不容任何外人干涉！态度要强硬，底线要清晰！”
“臣明白！”文履谦深知此事关乎国运。
帝国的南方疆域在军事和行政上日渐稳固，但外部的压力却骤然增大。柏凌云站在行辕地图前，深知真正的考验或许才刚刚开始。国内的战事或许可以暂告段落，但与国际列强的博弈，这场没有硝烟却更为凶险的战争，已经悄然拉开了序幕。
（第十章 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