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范围]汉哀帝建平二年至四年（公元前5-3年）
汉哀帝建平二年（丙辰年，公元前5年）
春季，正月，彗星出现在牛宿附近。
丁氏、傅氏家族骄横奢侈，都嫉恨傅喜（傅太后堂弟）的恭敬节俭。此外，傅太后想要获取“太皇太后”的尊号，与汉成帝的母亲（太皇太后王政君）地位相同；傅喜与孔光、师丹共同坚持认为不可以。哀帝一方面难以违背大臣们公正的议论，另一方面又被傅太后逼迫，犹豫不决拖了一年多。傅太后大怒，哀帝不得已，先免去师丹的官职以触动傅喜。但傅喜始终不肯顺从。朱博与孔乡侯傅晏（傅太后堂侄）勾结，共同谋划促成傅太后称尊号的事，多次在哀帝闲暇时进见，呈递密封奏章，诽谤诋毁傅喜和孔光。四月丁丑日（四月二十五日），哀帝终于下诏书免去傅喜的官职，让他以侯爵身份返回封地。
御史大夫的官职被撤销后，议论的人大多认为古今制度不同，汉朝从天子称号到下级佐吏，都与古代不同，却单单改变三公制度，职责权限难以分明，对国家治乱没有益处。于是朱博上奏说：“按照旧例：选拔郡国守相中政绩考核优秀者担任中二千石（九卿级别），再从中二千石中选拔担任御史大夫，能胜任的就升为丞相；官位等级有序，是为了尊崇圣德，重视国相。如今中二千石不经御史大夫一职就直接升为丞相，权威太轻，不足以重视国家大政。臣愚见认为可以撤销大司空官职，恢复设置御史大夫，遵循奉行旧有制度。臣愿竭尽全力，以御史大夫的身份为百官表率！”哀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夏季，四月，戊午日（四月初六），重新任命朱博为御史大夫。又任命丁太后的哥哥阳安侯丁明为大司马、卫将军，设置官属；大司马的称号和冠冕规格依照旧例（即王莽担任大司马时的规格）。
傅太后又亲自下诏给丞相和御史大夫说：“高武侯傅喜依附臣下欺瞒君上，与前任大司空师丹同心背叛，放弃君命败坏宗族，不适合再参加朝会，应遣送回封国。”
丞相孔光，在汉成帝时讨论皇位继承人（指反对立哀帝为太子），就与哀帝有持不同意见的嫌隙，后来又严重违背傅太后的旨意。因此傅氏家族在位的官员与朱博里应外合，共同诽谤诬陷孔光。乙亥日（四月二十三日），哀帝下诏书免去孔光的官职，贬为平民。任命御史大夫朱博为丞相，封为阳乡侯；任命少府赵玄为御史大夫。当朱博登上大殿台阶准备接受任命诏书时，突然响起像钟鸣一样巨大的声音，殿中的郎官和吏员们都听到了。哀帝询问黄门侍郎蜀郡人扬雄和李寻。李寻回答说：“这是《洪范》里所说的‘鼓妖’。按照经师的说法，君主不明察，被众人迷惑，让徒有虚名的人得到晋升，就会出现有声无形的怪异现象，不知道从哪里发出的。《洪范传》说：‘年、月、日的中期，那么正卿（执政大臣）要承受其咎。’现在发生在四月（年中）的辰日、巳时（日中），这就是‘中’。正卿，指的就是执政大臣。应该罢免丞相和御史大夫，以应验天变。即使不罢免，不出一年，他们自己也会遭受灾祸。”扬雄也认为：“鼓妖，是君主听政有过失的象征。朱博为人刚强坚毅，善用权谋，适合做将领不适合做丞相，恐怕会有凶险急迫的灾祸。”哀帝不听。
朱博当上丞相后，哀帝就采用他的建议，下诏说：“定陶共皇这个称号，不应该再保留‘定陶’二字。尊奉共皇太后（傅太后）为帝太太后，称永信宫；共皇后（丁姬）为帝太后，称中安宫；在京师为共皇（刘康）建立寝庙，比照宣帝父亲悼皇考（刘进）的规格。”于是四位太后（太皇太后王政君、皇太太后傅氏、帝太后丁氏、皇太后赵飞燕）各自设置少府、太仆，官秩都是中二千石。傅太后取得尊号后，尤其骄横，和太皇太后说话时，甚至称她为“老太婆”。当时丁氏、傅氏家族在一两年间突然极其显贵兴盛，担任公卿列侯的人很多。然而哀帝并不太给他们实权，他们的权势不如王氏家族在成帝时代那样大。
丞相朱博、御史大夫赵玄上奏说：“先前高昌侯董宏，首先提出尊奉帝号的建议，却被关内侯师丹弹劾，免官为平民。当时天下正为先帝服丧，把政事委托给师丹，师丹不深思褒扬推崇尊号的重大意义，反而妄加非议，压制贬低尊号，损害了孝道，没有比这更大的不忠了！陛下仁德圣明，明确地确定了尊号，董宏因忠孝重新封为高昌侯；而师丹的罪恶逆逆行径暴露无遗，虽然蒙受赦免诏令，也不应该拥有爵位封邑，请求将他免为平民。”奏章被批准。他们又上奏说：“新都侯王莽从前担任大司马，不能弘扬尊崇尊号的大义，反而压制贬低尊号，损害孝道，理当公开处死。幸而蒙受赦免诏令，也不应该拥有爵位封地，请求将他免为平民。”哀帝说：“因为王莽与太皇太后有亲属关系，不予免职，只遣送回封国。”另外，平阿侯王仁（王莽堂兄弟）因窝藏赵昭仪（赵合德）的亲属，也被遣送回封国。
天下有很多人为王氏家族感到冤屈。谏大夫杨宣呈上密封奏章说：“孝成皇帝（汉成帝）深思宗庙社稷的重要，称赞陛下的至高品德以继承皇位，他的策略深远，恩德极为深厚。追念先帝的心意，难道不是想用陛下来代替自己，以便侍奉太皇太后（王政君）吗！太皇太后年已七十，屡经忧伤（成帝、哀帝父刘康皆早逝），敕令王氏亲属退避，让路给丁、傅家族（指王莽被遣就国），路上的行人都为之落泪，何况陛下呢！陛下登高远望时，难道不觉得在成帝的延陵前有愧吗！”哀帝深为他的话所感动，又封成都侯王商的次子王邑为成都侯。
朱博又上奏说：“汉朝旧制，设置部刺史，官秩低但奖赏丰厚，所以人人都努力立功，乐于进取。先前撤销刺史，改设州牧，官秩为真二千石，地位仅次于九卿；九卿职位空缺时，由政绩考核优秀者递补；其中才能中等的人则只求保全自己而已。恐怕这样下去，治理的功效会逐渐衰退，奸邪不法之事无法禁止。臣请求撤销州牧，依旧设置刺史。”哀帝听从了他的建议。六月，庚申日（六月初九），帝太后丁氏去世。哀帝下诏，将她的灵柩运回定陶安葬在共皇陵园，征发陈留、济阴两郡及附近封国五万人挖掘墓穴、填土筑坟。
当初，成帝时，齐人甘忠可假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说汉朝正逢天地的大终结，应当重新接受天命于天，并将此学说传授给渤海人夏贺良等。中垒校尉刘向（刘歆之父）上奏甘忠可假借鬼神，欺骗君主迷惑民众；甘忠可被关进监狱，审讯认罪；还未判决，就病死了。夏贺良等人仍私下互相传授。哀帝即位后，司隶校尉解光、骑都尉李寻举荐夏贺良等人，他们都在黄门（宫廷）等待皇帝召见。哀帝多次召见他们，夏贺良等人陈述说：“汉朝的国运已经中衰，应当重新接受天命。成帝不应天命，所以没有后嗣。如今陛下长期患病，灾异变异多次出现，这是上天在谴责警告人。应该赶紧更改年号和帝号，才能延年益寿，皇子降生，灾异平息。如果懂得这些道理却不实行，灾祸将无所不至，洪水将会涌出，火灾将要燃起，涤荡百姓。”哀帝久病不愈，希望这些做法能有效，于是听从了夏贺良等人的建议，下诏大赦天下，将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改为太初元年（元年号），自称“陈圣刘太平皇帝”，并将计时用的漏壶刻度由一百度改为一百二十度（象征新的开始）。
秋季，七月，哀帝将渭城（咸阳）西北原上的永陵亭地区定为自己的初陵（陵墓），不再迁徙郡国民众。
哀帝更改年号一个多月后，病情依然如故。夏贺良等人还想胡乱更改政事，大臣们争相反对，认为不能答应。夏贺良等人上奏说：“大臣们都不懂天命，应该罢免丞相、御史大夫，任用解光、李寻来辅佐朝政。”哀帝因为他们的预言没有应验，八月，下诏说：“待诏夏贺良等人建议更改年号帝号，增加漏刻，说是可以使国家永远安定。朕信道不够坚定，错误地听信了他们的话，希望能为百姓造福，但最终没有好的效验。有过错而不改正，这才是真正的过错！六月甲子日（六月初九）发布的诏书（指大赦改元等），除了大赦令外，其余措施全部废除。夏贺良等人违背正道，蛊惑民众，其奸邪行为应当彻底追究。”夏贺良等人都被关进监狱，处死。李寻和解光被减死罪一等，流放到敦煌郡。
哀帝因为久病不愈，把前代曾经兴建的祭祀各种神灵的祠庙共七百多所全部恢复，一年内进行三万七千次祭祀。
傅太后对傅喜怨恨不已，派孔乡侯傅晏暗示丞相朱博，让他上奏免除傅喜的侯爵。朱博与御史大夫赵玄商议此事，赵玄说：“事情以前已经裁决（指遣就国），现在再提，恐怕不合适吧？”朱博说：“我已经答应孔乡侯了。普通人之间的约定，尚且要拼死履行，何况是面对至尊（傅太后）！我朱博只有一死了！”赵玄随即同意。朱博不愿意单独弹劾傅喜一人，因为前大司空汜乡侯何武先前也因过失被免官遣回封国，情况与傅喜相似，就同时上奏：“傅喜、何武先前在位时，对治理国家都没有什么益处，虽然已被免职遣回封地，但保留爵位封地，也是不合适的。请求将他们一并免为平民。”哀帝知道傅太后一向怨恨傅喜，怀疑朱博、赵玄是秉承傅太后的旨意，立即召赵玄到尚书处询问情况，赵玄承认了。哀帝下诏：“左将军彭宣与朝中大臣一同审问此案”，彭宣等人上奏弹劾“朱博、赵玄、傅晏都犯了大逆不道、大不敬之罪，请求将他们召至廷尉诏狱（皇帝特设监狱）审问”。哀帝减轻赵玄死罪三等；削去傅晏封邑的四分之一；派谒者持节召丞相朱博到廷尉那里去，朱博自杀，封国被废除。
九月，任命光禄勋平当为御史大夫；冬季，十月，甲寅日（十月二十五日），升任平当为丞相；因为正值冬季（不宜封侯），暂且赐爵关内侯。任命京兆尹平陵人王喜为御史大夫。
哀帝想让丁氏、傅氏家族的人担任掌握兵权的要职。本年，下策书免去左将军淮阳人彭宣的官职，让他以关内侯身份回家，而任命光禄勋丁望（丁太后族人）接替左将军。
乌孙王国的卑爰疐侵犯劫掠匈奴西部边境，匈奴单于派兵反击，杀死数百人，掳掠千余人，赶走牛畜而归。卑爰疐恐惧，派儿子趋逯到匈奴作人质，单于接受了他，并将此事报告汉朝。汉朝派使者责备单于，命令他将卑爰疐的儿子送回。单于接受诏令，将人质送回。
汉哀帝建平三年（丁巳年，公元前4年）
春季，正月，立广德夷王（刘云客）的弟弟刘广汉为广平王。
癸卯日（正月二十二日），帝太太后（傅太后）居住的桂宫正殿发生火灾。
哀帝派使者召丞相平当，打算封他为侯。平当病重，没有应召。家里人有的对平当说：“难道不能勉强支撑着起来接受侯印，为子孙后代考虑吗？”平当说：“我身居丞相高位，已经背负了白吃饭的责备了。勉强起来接受侯印，回来卧床而死，死了也罪过更大。现在我之所以不起来，正是为了子孙后代啊！”于是上书请求退休，哀帝不准。三月，己酉日（三月二十九日），平当去世。
彗星出现在河鼓星（牛郎星）附近。
夏季，四月，丁酉日（四月十七日），任命王嘉为丞相，任命河南太守王崇为御史大夫。王崇是京兆尹王骏的儿子。王嘉认为当时的政治苛刻严峻，郡国守相频繁变动，于是上疏说：“臣听说圣王的功绩在于得到人才。孔子说：‘人才难得，难道不是这样吗！’所以后代设立诸侯，是效法前代的贤人。即使不能都贤明，天子也可以为他选择臣子、任命卿相来辅佐他。居住在这个封国里，世代受到尊重，然后当地士人百姓才会归附。因此教化得以推行，治国之功得以建立。现在的郡守，权力比古代的诸侯还重，过去朝廷尽心选拔贤才，但贤才难得，选拔提升可以任用的人，有的甚至起用于囚徒之中。从前魏尚犯罪被关押，文帝（汉文帝）被冯唐的话感动，派使者持符节赦免了他的罪，任命他为云中太守，匈奴因此忌惮。武帝（汉武帝）从刑徒中提拔韩安国，任命为梁国内史，使得梁孝王（武帝弟）兄弟得以和睦。张敞担任京兆尹，犯了罪应被免职，狡猾的官吏知道他将被免职，就故意冒犯他，张敞逮捕并处死了这个官吏，该官吏的家属申诉冤情，使者复审案件，弹劾张敞滥杀无辜，皇上下令逮捕，但未正式下达逮捕文书（意欲宽宥），正逢张敞被免职；张敞逃亡十几天，宣帝（汉宣帝）征召张敞任命为冀州刺史，最终获得他的效力。前代并非偏爱这三个人，而是看重他们的才能器识有益于国家啊。孝文帝时，官吏任职长的甚至子孙都长大了，有的以官名为姓氏，仓氏、库氏就是管理仓库官吏的后代；那些俸禄二千石的高级官员也安心官位乐于职守，然后上下互相勉励，没有苟且敷衍之心。后来逐渐改变，公卿以下官员互相督促催促（急功近利），又频繁更改政令，司隶校尉、部刺史检举弹劾苛刻琐碎，揭发隐私，有的官吏任职仅几个月就被罢免，送旧官迎新官的人，在道路上往来交错。中等才能的人苟且容身以求保全，下等才能的人心怀恐惧顾虑自身，一心营私的人越来越多。二千石的官员越来越被轻视和看不起，官吏百姓都怠慢轻视他们，有的抓住他们微小的过失，添油加醋构成罪状，向刺史、司隶告发，或者直接上书控告。百姓知道他们容易受伤害，稍不如意就有反叛之心。前些年山阳郡的亡命之徒苏令等人横行肆虐，官吏士兵面临危难，没有谁肯为节操道义而死，就是因为郡守、国相的威望和权力早就被剥夺殆尽了。孝成皇帝（汉成帝）对此感到后悔，下诏书，强调二千石官员（即使犯法）也不得故意纵容包庇（指严惩失职），并派遣使者赏赐黄金，慰问安抚，以示厚意，这确实是认识到国家有急难时，需要依靠二千石官员；只有二千石官员受到尊重、处境安稳，才能驱使下属。孝宣皇帝（汉宣帝）爱护那些善于治理百姓的官吏，对于弹劾他们的奏章，往往留在宫中不批复，遇赦令时就一并解除。旧例：尚书很少下发弹劾奏章（给被弹劾者），因为怕烦扰百姓，取证审讯，有的会死在狱中，所以奏章中必须有‘敢告之’（表示案情重大，必须追究）字样，尚书才下发查办。希望陛下留心选择贤能，记住他们的优点而忘掉他们的过失，容忍臣子的小错，不要求全责备。二千石官员、部刺史、三辅县令中有才能称职的，按人情不可能没有过失差错，应当宽大处理，使尽心尽力的人得到鼓励。这是当今的急务，是国家之利。从前苏令事件爆发，朝廷想派遣大夫去追查情况，当时发现大夫中没有合适的人选，就征召盩厔县令尹逢，任命为谏大夫派遣前去。现在诸位大夫中有才能的很少，应该预先培养可以造就的人才，那么士人就会为国赴难不惜生命。事到临头才仓促寻求，这不是显明朝廷的做法啊。”王嘉趁机推荐儒者公孙光、满昌以及能干的官吏萧咸、薛修等人，都是过去担任过二千石官而有声誉的人，哀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并任用了他们。
六月，封鲁顷王（刘封）的儿子郚乡侯刘闵为鲁王。
哀帝因为久病不愈，冬季，十一月，壬子日（十一月初五），命太皇太后（王政君）下诏恢复甘泉宫泰畤、汾阴县后土祠的祭祀，撤销长安南郊、北郊的祭祀（指成帝时改在长安南北郊祭祀天地的制度）。哀帝自己也不能亲自到甘泉、河东祭祀，只是派遣主管官员去按礼仪祭祀。
无盐县（山东东平东）境内的危山，山上的泥土自己翻起覆盖野草，形状像皇帝专用的驰道（御道）；此外，瓠山（危山附近）的巨石自己转立起来。东平王刘云和他的王后谒亲自到巨石所在之处祭祀，并在王宫仿制了一块瓠山立石，用黄倍草（祭祀用草）捆束起来，一并祭祀。河内人息夫躬、长安人孙宠共同谋划告发此事，说：“这是取得封侯的计策啊。”于是与中郎谷师谭一起通过中常侍宋弘向朝廷告发紧急事变。这时哀帝正患病，对很多事情都很厌恶，就把此事交给主管官员查办，逮捕了东平王后谒下狱审讯；谒供认：“祭祀时诅咒皇上，为刘云求做天子，认为巨石自立，是宣帝（刘询）兴起的应验（宣帝时也有类似祥瑞）。”主管官员请求诛杀东平王，哀帝下诏，废黜刘云王位，流放到房陵（湖北房县）。刘云自杀，谒以及她的舅舅伍宏，还有成帝的舅舅安成共侯王夫人放（王放），都被处死弃市。事情牵连到御史大夫王崇（王骏子），被降职为大司农。哀帝提拔孙宠为南阳太守，谷师谭为颍川都尉，宋弘、息夫躬都升为光禄大夫、左曹、给事中。
汉哀帝建平四年（戊午年，公元前3年）
春季，正月，大旱。
关东（函谷关以东）百姓无故惊恐奔走，手里拿着禾秆或麻秆一根，互相传递，说是“行西王母筹”（传递西王母的筹策），在路上相遇，人数多达上千，有的披头散发光着脚，有的夜里闯关，有的翻墙而入，有的乘车骑马奔驰，通过驿站传递，经历了二十六个郡国到达京师，无法禁止。百姓又在街巷、田间聚会，摆设赌博用具（博具），载歌载舞祭祀西王母，直到秋季才停止。
哀帝想封傅太后的堂弟、侍中、光禄大夫傅商为侯，尚书仆射平陵人郑崇劝谏说：“孝成皇帝封了五位亲舅舅为侯，当时天色变成赤黄色，白昼昏暗，太阳中有黑气。孔乡侯（傅晏），是皇后的父亲；高武侯（傅喜）是因为位列三公而受封；这些封侯尚有缘由。现在无缘无故又要封傅商，破坏扰乱制度，违背天意人心，这不是傅氏家族的福气啊！臣愿以性命来担当国家的灾祸！”郑崇边说边拿起诏书的文稿（表示要封还诏书）。傅太后大怒说：“哪有做天子的反而被一个臣子控制的道理！”
二月，癸卯日（二月二十八日），哀帝最终还是下诏封傅商为汝昌侯。
驸马都尉、侍中云阳人董贤受到哀帝的宠幸，外出则同乘一车，入宫则随侍左右，赏赐累积巨万，显贵震动朝廷。经常与哀帝同卧同起。有一次白天睡觉，身子压住了哀帝的袖子，哀帝想起身，董贤还没醒，哀帝不想惊动他，就割断袖子才起来。哀帝又下诏准许董贤的妻子进入宫殿，住在董贤在宫中的住所。又召董贤的妹妹入宫，封为昭仪，地位仅次于皇后。昭仪以及董贤和他的妻子，早晚都能出入宫廷，一同侍奉在哀帝左右。任命董贤的父亲董恭为少府，赐爵关内侯。哀帝下诏命将作大匠（主管宫室营造）在北宫门外为董贤建造宏大的府第，有重重殿堂，洞开的大门（象征尊贵），土木工程极其精巧。又赐给他武库中的兵器，御用库房的珍宝。宫中上等珍宝器物都被选送到董家，而皇帝所用的只是次一等的了。甚至连东园署（主管皇室丧葬器具）制造的棺木、珍珠连缀的寿衣、金缕玉衣（玉柙），都预先赐给了董贤，无不齐备。又下令将作大匠在义陵（哀帝预筑的陵墓）旁边为董贤修建坟墓，内有供休息的便房，用坚硬柏木做成的题凑（椁室结构），外围修筑巡察的道路，围墙长达数里，门楼和屏障十分壮观。
郑崇因为董贤贵宠过度而劝谏哀帝，因此获罪更重，多次因职责事务受到责备；后来脖子上长了毒疮，想请求退休，又不敢。尚书令赵昌谄媚，一向嫉妒郑崇；知道郑崇被疏远，就上奏说：“郑崇与家族中人交往密切，怀疑其中有奸情，请求查办。”哀帝责备郑崇说：“你家门庭若市（指往来人多），为什么还要来约束限制君主？”郑崇回答说：“臣的家门虽然像市场一样热闹，但臣的心却像水一样清白。希望陛下考察！”哀帝大怒，将郑崇关进监狱。司隶孙宝上书说：“查办尚书令赵昌控告仆射郑崇一案，反复审讯，郑崇被拷打得快死了，始终没有一句供词，路上的人都说他冤枉。我怀疑赵昌与郑崇之间有私人小怨，用谗言逐渐陷害。像尚书令这样禁宫机要近臣，如果蒙受冤屈遭受诬陷，将损害国家声誉，引起的非议不小。臣请求查办赵昌，以平息众人的疑虑。”奏章呈上后，哀帝下诏说：“司隶孙宝依附臣下欺瞒君上，在春季（象征宽恕的季节）进行诋毁欺诈，以实现他的奸心，这是国家的奸贼。免去孙宝官职，贬为平民。”郑崇最终死在狱中。
二月，丁卯日（二月二十二日），任命诸吏（加官，可察举不法）、散骑（皇帝侍从）、光禄勋贾延为御史大夫。
哀帝想封董贤侯爵，但还没有理由。侍中傅嘉劝哀帝修改息夫躬、孙宠告发东平王一案的奏章（见上年），删去宋弘的名字，改说是通过董贤告发的，想用这个功劳封董贤侯爵，并先把息夫躬、孙宠、董贤三人都赐爵关内侯。不久，哀帝想封董贤等人，但心里忌惮丞相王嘉（会反对），就先派孔乡侯傅晏拿着诏书给丞相、御史大夫看。于是王嘉与御史大夫贾延呈上密封奏章说：“我们看到董贤等三人开始被赐爵时，众人议论纷纷，都说董贤显贵，其余两人也跟着沾光，至今流言尚未平息。陛下对董贤等人仁恩不断，应该公布董贤等人最初告发东平王的奏章原文，询问公卿、大夫、博士、议郎，考察古今先例，明正其义，然后再加封爵位土地；否则，恐怕会大失人心，天下人都会伸长脖子议论。一旦公布他们的奏章内容，必然会有认为应当封侯的，听从与否在于陛下；天下人即使不高兴，责任也有人分担，不单在陛下一人身上。从前封定陵侯淳于长时，也曾将此事交付评议，大司农谷永认为淳于长应当封侯；众人把过错归于谷永，先帝（成帝）就没有单独蒙受指责。臣王嘉、臣贾延，才能驽钝，不能称职，死有余辜，知道顺从旨意不违抗，可以暂时保全自身。之所以不敢这样做的原因，是想报答陛下的厚恩啊。”哀帝不得已，暂且将此事搁置。
夏季，六月，尊奉帝太太后（傅太后）为皇太太后。
秋季，八月，辛卯日（八月十九日），哀帝下诏严厉责备公卿说：“从前楚国有子玉得臣（楚国大将），晋文公（重耳）为此忧虑得坐不安席（不敢轻敌）；近代的事，有汲黯挫败了淮南王（刘安）的阴谋。如今东平王刘云等人甚至有了图谋弑君叛逆作乱的阴谋，这是因为公卿作为股肱大臣不能尽心竭力，致力于明察事理以消除祸患于未萌的缘故啊。幸赖祖宗神灵保佑，侍中、驸马都尉董贤等人发觉阴谋并报告朝廷，使罪犯都伏法了。《尚书》不是说吗：‘用恩德表彰善行。’封董贤为高安侯，南阳太守孙宠为方阳侯，左曹、光禄大夫息夫躬为宜陵侯，赐右师谭（谷师谭）爵关内侯。”又封傅太后同母异父的弟弟郑恽的儿子郑业为阳信侯。息夫躬得到亲近后，多次进见谈论政事，议论时毫无避讳，上疏逐个诋毁公卿大臣。众人畏惧他的利口，见到他都侧目而视。
哀帝派中黄门（宫廷侍从宦官）到武库（国家兵器库）领取兵器，前后十批，送给董贤和哀帝的乳母王阿的住所。执金吾（京城警备司令）毋将隆上奏说：“武库的兵器，是天下公用的。国家的武器装备，制造修缮，都是用大司农（国家财政）的钱。大司农的钱，连皇帝的车马服饰等费用都不供给（皇帝私人用度由少府掌管）；供养和赏赐臣下的费用，都出自少府（皇室财政）。这就是不用国家的根本储备来供应不必要的开支，不用民力来供奉额外的花费，区分公私，昭示正路啊。古时候诸侯、方伯（一方诸侯之长）得到授权征伐，才赐予斧钺，汉朝边疆官吏有抵御敌寇的职责，也赐予武库兵器，都是在承担军事任务时才蒙受恩赐。《春秋》的大义，私家不收藏兵器，就是为了抑制臣下的威势，削弱私人力量。如今董贤等人不过是阿谀奉承的弄臣，靠私人恩宠的卑微妾室，却拿天下公用的兵器供给他们的私门，取走国家的威权器物，充当他们家的设备，把民力分给弄臣，把兵器设在卑微妾室那里，设置得不合时宜，助长了骄横僭越，这不是用来昭示四方的好榜样。孔子说：‘（雍乐）怎么能用在三家（鲁国权臣）的庙堂上呢！’臣请求收回兵器，交还武库。”哀帝不高兴。不久，傅太后派谒者用低价强买执金吾官府的奴婢八人，毋将隆上奏说：“买价太低，请求改付公平的价格。”哀帝于是下诏书给丞相、御史大夫说：“毋将隆位列九卿，既不能匡正朝廷的缺失，反而奏请与永信宫（傅太后居所）争买卖奴婢的价格高低，伤风败俗。念在毋将隆以前有安定国家的言论（指成帝末建议征定陶王入京），降职为沛郡都尉。”当初，成帝末年，毋将隆任谏大夫，曾上密封奏章说：“古代选拔诸侯入朝担任公卿，以褒奖功德，应该征召定陶王（指刘欣，即哀帝）入京住在国邸（诸侯王在京住所），以安定天下人心。”所以哀帝念及他过去的建议而宽恕了他。
谏大夫渤海人鲍宣上书说：“臣看到孝成皇帝（汉成帝）时，外戚把持大权，人人引荐自己的亲信来塞满朝廷，阻碍贤人的进身之路，搞乱天下，奢侈无度，使百姓穷困，因此日食将近十次，彗星四次出现。这是国家危亡的征兆，是陛下亲眼所见；如今为何反而比前代更加严重了呢！
“现在百姓有七种丧失生计（七亡）的原因：阴阳失调，水旱成灾，是第一亡；官府加重索取，增加赋税，是第二亡；贪官污吏假公济私，勒索不止，是第三亡；豪强大族，蚕食小民，贪得无厌，是第四亡；苛刻的官吏征发徭役，贻误农时，是第五亡；乡间村落鸣鼓示警（指追捕盗贼），男女出动拦截（影响生产），是第六亡；盗贼抢劫，掠夺百姓财物，是第七亡。七亡尚可忍受，还有七种导致死亡（七死）的原因：酷吏殴打残杀，是第一死；判案苛刻严酷，是第二死；冤枉陷害无辜，是第三死；盗贼横行劫掠，是第四死；怨家仇人互相残杀，是第五死；年景不好，饥饿难当，是第六死；时令疾病瘟疫，是第七死。百姓有七亡而无一得，想要国家安定，实在困难；百姓有七死而无一生，想要刑法搁置不用，实在困难。这难道不是公卿、守相贪婪残虐成风所造成的吗？群臣有幸能位居高官，享受厚禄，哪里会有肯对小民百姓施加一点恻隐之心，帮助陛下推行教化的人呢？他们的志向只在经营自己的家，讨好巴结有权势的人（宾客），谋取奸邪的利益罢了。他们以苟且容身曲意顺从为贤能，以拱手沉默空占职位为明智，认为像臣鲍宣这样的人是愚蠢的。陛下把臣从山野岩穴中提拔出来，确实是希望臣能有丝毫的贡献，难道只是想让臣吃美食做高官、站在高大富丽的门第之下吗！
“天下，是皇天的天下。陛下上为皇天之子，下为黎民百姓的父母，是代替上天来养育万民，看待他们应当一视同仁，符合《尸鸠》（《诗经·曹风·鸤鸠》）诗中‘心如结兮’（用心均平专一）的意思。如今贫民连野菜都吃不饱，衣服又破烂穿孔，父子、夫妇不能相互保全，实在令人心酸落泪。陛下不拯救，他们还能到哪里去活命呢！为何唯独供养外戚和宠臣董贤，赏赐无数，动辄上亿，使他们的奴仆随从、门客，把美酒当水，把肉当豆叶（言其奢侈），连低贱的奴仆（苍头庐儿）都因此致富，这不是天意啊。
“还有汝昌侯傅商，无功而封侯。官爵不是陛下私人的官爵，乃是天下的官爵。陛下选取的人不适合那个官职，那个官职得到的人不称职，却希望上天喜悦百姓信服，岂不是太难了吗！方阳侯孙宠，宜陵侯息夫躬，口才足以煽动众人，强悍足以独断专行，是奸人中的魁首，蛊惑世人尤其厉害的人，应该及时罢免斥退。还有那些外戚家年幼不懂经学的孩子，都应该让他们休学，去跟从老师学习。赶紧征召前任大司马傅喜，让他统领外戚。前任大司空何武、师丹，前任丞相孔光，前任左将军彭宣，都曾师从博士学习经典，官位都历居三公；龚胜担任司直（丞相属官，掌监察），郡国都谨慎地选拔人才；这些人都可以委以重任。陛下前些时候因一点小小的不快就罢退了何武等人，使天下人失望。陛下尚且能容忍那么多没有功德的人，难道唯独不能容忍何武等人吗？治理天下的人，应当以天下人的心为心，不能只图自己专断痛快而已。”鲍宣的话虽然尖锐激烈，哀帝因为他是名儒，对他很是优待宽容。
匈奴单于上书请求在建平五年（公元前2年）来朝见。当时哀帝患病，有人说：“匈奴从汉朝上游（北方）而来，气势压人（带来灾祸）；自从黄龙（宣帝年号）、竟宁（元帝年号）年间以来，单于每次来朝，中国都发生重大变故（指宣帝、元帝驾崩）。”哀帝因此感到为难，询问公卿，公卿也认为白白耗费国库钱财，可以暂且不答应。单于使者告辞离去，尚未动身，黄门郎扬雄上书劝谏说：“臣听说《六经》治国，贵在祸乱未生之前；兵家制胜，贵在战争未起之时；这两者都很精微，但却是国家大事的根本，不可不明察。现在单于上书请求朝见，国家不允许而加以推辞，臣愚见认为汉朝与匈奴从此就要产生隔阂了。匈奴原本是五帝（黄帝等）所不能臣服，三王（夏禹、商汤、周文王）所不能制服的，其不可使产生隔阂的道理非常明显。臣不敢征引太远的事例，请允许用秦朝以来的史实说明：以秦始皇的强大，蒙恬的威势，尚且不敢窥伺西河（指黄河以西），只好修筑长城作为边界。等到汉朝初兴，以高祖的威灵，三十万大军被围困在平城（白登山），当时足智多谋之士、运筹帷幄之臣极多，最后所以能脱险的原因，世人至今也无法完全说清。后来高皇后（吕后）时，匈奴傲慢无礼，大臣们权衡利害后写信回复（指季布谏伐匈奴），才得以和解。到孝文帝时，匈奴侵犯北部边境，侦察骑兵深入到雍甘泉（靠近长安），京师震动惊恐，朝廷派出三位将军率军驻扎在细柳、棘门、霸上以防备匈奴，几个月后才撤军。孝武帝即位，设下马邑（今山西朔州）之谋，想引诱匈奴，结果白白耗费财物，劳累军队，连一个敌虏也没见到，更何况单于本人呢！此后武帝深思国家大计，规划万世长策，于是大规模兴兵数十万，派卫青、霍去病统率，前后十多年，于是渡过西河（黄河一段），横穿大沙漠，攻破寘颜山（今蒙古杭爱山南支），袭击单于王庭，横扫其国土，追逐奔逃的敌人，在狼居胥山（今蒙古肯特山）祭天，在姑衍山（狼居胥山附近）祭地，兵临瀚海（今贝加尔湖），俘虏匈奴名王、贵族数以百计。自此之后，匈奴震惊恐惧，越发要求和亲，然而仍不肯向汉朝称臣。况且，前代难道乐意耗费无尽的钱财，役使无辜的百姓，到狼烟北望的边塞去寻求快意吗？是因为不经过一次大的劳苦，就得不到长久的安逸；不暂时花费，就得不到永久的安宁，所以才忍心投入百万大军去摧毁饿虎的利嘴，运送府库的财物去填平卢山（匈奴地名）的深谷而不后悔啊。到本始（宣帝年号）初年，匈奴有凶暴之心，企图劫掠乌孙，侵害汉朝公主（解忧公主），于是朝廷派出五位将军率领十五万骑兵攻击匈奴，当时收获很少，只是宣扬了汉朝的威武，表明汉军如雷霆风暴罢了！虽然空手而回空手而返，尚且诛杀了两位将军（指田广明、田顺），所以北方的匈奴不服，中国也未能高枕无忧啊。到了元康（宣帝年号）、神爵（宣帝年号）年间，朝廷教化神明，恩德广布，而匈奴内部发生动乱，五位单于争夺王位，日逐王、呼韩邪单于率领国家归顺汉朝，匍匐称臣，但朝廷对他们仍采取笼络政策，没有完全控制。从此以后，匈奴想来朝见的就不拒绝，不想来的也不勉强。为什么呢？因为外族天性凶猛，体形魁梧健壮，凭恃武力，负气任性，难以用仁善教化，容易滋生恶念，他们强大时难以屈服，他们和顺时难得真心。所以当他们不臣服时，朝廷劳师远征，耗尽国力财力，伏尸流血，攻破坚固的堡垒，摧毁强大的敌人，是那样的艰难；当他们臣服之后，朝廷慰藉安抚，馈赠财物，保全礼节威仪，是如此的完备。从前曾攻破大宛的都城，踏平乌桓的堡垒，袭击姑缯（西南夷）的营寨，扫荡荡姐（羌族部落）的战场，拔除朝鲜的旌旗，拔掉两越（南越、闽越）的军旗，历时短的不过十天半月，长的也不超过半年，就已经犁平他们的王庭，扫荡他们的里闾，设置郡县加以统治，如同云散席卷，不留后患。唯有北方的匈奴不同，真是中国的劲敌，东西南三面边境的敌人与之相比，简直微不足道了；前代重视匈奴的程度如此之深，是不能轻易对付的。
“如今单于归顺仁义，怀着诚恳的心意，想要离开王庭，亲自来朝见陛下，这是前代遗留的良策，神灵所盼望的景象，国家虽然要破费，也是不得已的事情。怎么能用‘带来灾祸’的借口予以拒绝，用‘没有确定日期’予以推脱，抹杀往日的恩情，制造将来的裂痕呢？猜疑造成裂痕，使他们怀恨在心，仗着以前的约定，依据以往的言辞，把怨恨归咎于汉朝，从此断绝关系，最终没有臣服之心，威吓不能使他们屈服，劝说不能使他们明白，怎能不成为国家的大忧患呢！明智的人能在事情尚未成形时就看出端倪，聪慧的人能在声音尚未发出时就有所察觉，真要在祸患未发生前就有所准备，那么不用武力而忧患就不会产生。否则，一旦产生裂痕之后，即使智者在朝内费尽心机，辩士在朝外奔走游说，还是不如在事情未发生之时加以预防啊。况且过去经营西域，控制车师（西域国名），设置管理西域三十六国的城郭都护，每年耗费数以亿计的钱财，难道是为了防备康居、乌孙能越过白龙堆沙漠（今新疆罗布泊以东）来侵犯西部边境吗？乃是为了制约匈奴啊。百年经营的成果可能毁于一旦，花费十分而吝惜一分，臣私下为国家感到不安。希望陛下稍稍留意于尚未发生祸乱、尚未爆发战争之时，以遏止边境萌发的祸患！”
奏章呈上，哀帝醒悟，召回匈奴使者，更换回信，答应单于来朝。赏赐扬雄帛五十匹，黄金十斤。单于尚未动身，恰逢生病，又派使者表示希望推迟到明年（建平五年）朝见；哀帝同意了。
董贤的尊贵宠幸日益加深，丁氏、傅氏家族嫉妒他的得宠，孔乡侯傅晏与息夫躬谋划想获得辅政大臣的地位。正逢单于因病未能来朝，息夫躬便借此上奏，认为：“单于应在十一月进入边塞，后来以生病为由推辞，怀疑有其他变故。乌孙两位昆弥（王）势力衰弱，卑爰疐强盛起来，东边与单于勾结，还派儿子去侍奉单于，恐怕他们会联合起来吞并乌孙；乌孙被吞并，那么匈奴势力就会强盛，西域就危险了。可以让投降的胡人冒充卑爰疐的使者来上书，想借天子的威势告诉单于归还乌孙侍奉的儿子，接着把这份奏章下发，让匈奴使者知道；这就是兵法上所说的‘上策是挫败敌人的谋略，其次是挫败敌人的外交’。”奏章呈上，哀帝召见息夫躬，召集公卿、将军举行大规模讨论。左将军公孙禄认为：“中国一直靠威信使夷狄归附，息夫躬却想用欺诈手段对付他们，进献不可信的计谋，不能答应。况且匈奴依赖先帝的恩德，自称藩国守卫边塞。如今单于因患病不能来朝贺，派遣使者来说明，并未失臣子之礼。我公孙禄敢以性命担保，在我有生之年不会看到匈奴成为边境的忧患！”息夫躬反驳公孙禄说：“臣是为国家考虑，希望能在事变发生前先行谋划，在事态未成形前预先防备，为万世考虑。而公孙禄只想用他的犬马之寿（自谦）来保证他眼前所见。臣和公孙禄意见不同，不可相提并论！”哀帝说：“好！”于是停止群臣讨论，单独与息夫躬商议。息夫躬趁机建议说：“灾异多次出现，恐怕一定会有非常的变故，可以派遣大将军巡视边防部队，整饬武备，斩杀一个郡守以立威，震慑四方夷族，用以应验压制变异。”哀帝认为有理，以此询问丞相王嘉，王嘉回答说：“臣听说动员百姓要靠行动不靠言语，顺应天意要靠实质不靠虚文。下民卑微，尚且不可欺骗，何况上天神明难道可以欺骗吗！上天显示灾异，是用来警告君主，想让他觉悟改正过失，推诚布公推行善政，这样民心喜悦而天意也就实现了！善辩之士看到一点迹象，就胡乱地凭主观臆测附会星象历法，凭空捏造匈奴、乌孙、西羌将要发难的预言，谋划发动战争，设置权变之计，这不是顺应天道的做法。郡守、国相有罪，可以驱车奔驰到京师，反绑双臂接受死刑，恐惧到如此地步，而游说之人却想动摇安定使之陷于危境，逞其口舌之快，其实并不可取。议论朝政的人最令人苦恼的就是他们的谄媚阿谀、阴险狡诈、巧言善辩、苛刻深刻。从前秦穆公不听从百里奚、蹇叔的劝告，以致军队大败，他悔过自责，痛恨那些贻误国事的大臣，思念白发老臣（指百里奚、蹇叔）的忠言，美名流传后世。希望陛下观览古人的告诫，反复思考参考，不要被先入为主的话所左右！”哀帝不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