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江辰着力于防止“政策变形”，确保战略框架内涵精准落地之时，另一场更为微妙、却也更加深刻的较量，在省域内部悄然展开。这场较量，并非围绕具体项目或政策的公开争论，而是存在于资源配置、话语权争夺、发展路径隐性较劲等更深层次的“隐性竞争场”。这种竞争，源于各地区、各部门在框架总体目标下，对自身发展定位、资源获取和未来影响力的不同理解和诉求。
战略框架作为全省发展的总纲领，其方向是明确的。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有限的省级财政资金、重要的政策试点、关键的土地能耗指标、乃至上级的注意力和支持力度，都成为各地区、各部门竞相争取的稀缺资源。这种竞争，在框架设定的共同目标下，呈现出一种既合作又博弈的复杂态势。
“隐性竞争”的一个突出表现，在于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布局的争夺。框架明确了数字经济、绿色能源、高端装备等几大方向，但具体到某个细分领域或重大项目的布局，各地市往往基于自身优势或强烈愿望，竭力争取。
例如，在“人工智能”产业布局上，省会清江市凭借高校科研资源丰富、人才集聚的优势，提出要打造“全省AI产业核心区”和“算法创新策源地”。而经济强市林方市，则凭借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和市场应用场景，主张重点发展“AI+制造”，建设“智能装备应用高地”。两地都在积极争取省里的“人工智能产业先导区”称号和配套政策支持，各类规划论证会、专家咨询会上，两地代表引经据典，充分阐述自身优势，话语间的较劲意味明显。
类似的竞争也出现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布局上。某个大科学装置的落户，不仅能带来巨额投资，更能吸引高端人才，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几个有条件的地市之间，明里暗里的游说、论证、比拼，异常激烈。
这种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是积极的，有助于调动各地的积极性，形成你追我赶的局面。但如果缺乏有效的省级统筹和规则引导，也可能导致重复建设、资源分散、内部消耗，甚至出现“画地为牢”、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地方保护倾向。
除了地区间的竞争，部门之间的“隐性竞争”也同样存在。框架的落实涉及众多部门，每个部门都希望在本领域做出亮点，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和资源分配权重。例如，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方面，发改委强调宏观规划和重大项目布局，生态环境厅侧重法规标准和执法监管，工信厅关注企业技术改造和产业准入，能源局着力于能源结构调整。各部门的工作重点和方式方法不同，有时在具体政策制定和执行中会产生分歧，需要大量的协调来弥合。
此外，对“试点”资源的争夺也是“隐性竞争场”的重要一环。无论是改革试点还是项目试点，成功就意味着政策红利和示范效应。各地各部门都希望将创新的“帽子”戴在自己头上，这既带来了动力，也增加了协调平衡的难度。
江辰作为省发改委主任，身处这个“隐性竞争场”的中心。他需要清晰地把握各种竞争态势，既要保护和发展各地各部门的积极性，又要确保竞争是良性、有序的，服务于框架的整体最优，而非零和博弈。
他的策略是，强化省级层面的战略引领和规则制定。一方面，他组织力量深入研究，进一步细化框架下的产业发展规划和空间布局指引，明确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和重点方向，减少盲目性和同质化竞争。例如，在人工智能产业布局上，最终明确清江市侧重基础研究和算法创新，林方市聚焦应用示范和装备制造，形成错位发展、功能互补的格局。
另一方面，他推动建立更加公开、公平、公正的资源分配机制和项目遴选标准。重大项目的布局、专项资金的分配，越来越多地依靠专家评审、竞争性择优等方式，减少人为因素和“跑部钱进”的空间。同时，加强跨区域、跨部门的协同机制建设，鼓励合作共赢，例如推动清江市和林方市共建“人工智能协同创新平台”。
对于部门间的职责交叉和工作摩擦，江辰则通过完善定期会商、信息共享、联合发文等机制，促进沟通协作，力求形成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