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的台北，初秋的雨丝斜斜地打在故宫博物院的琉璃瓦上，溅起细碎的水花。
库房里弥漫着旧纸与樟木的气息，三十岁的林静正蹲在地上，小心翼翼地拆开一个贴着“待捐赠”标签的木箱。
她的指尖戴着白色棉手套，动作轻得像怕惊扰了沉睡的时光——这是她到文物整理部工作的第三个月，负责清点一批从民间征集的老物件。
木箱里垫着厚厚的稻草，裹着件用褪色红布层层包裹的东西。林静解开绳结时，指尖触到硬物的冰凉，像触到一块浸在井水里的玉。
红布揭开的瞬间，她忽然屏住了呼吸——那是尊鎏金铜佛，高约四十厘米，螺发绀青如新，面容饱满温润，只是右手腕处空荡荡的，断口参差不齐，像被生生截去的遗憾。
“这是……”林静的手套蹭过佛身的莲纹，鎏金层虽有斑驳，却在灯光下泛着柔和的光。
最让她心头一颤的是断口处——边缘的磨损痕迹极深，像是被人反复摩挲过，而靠近腕骨的地方，竟凝结着几颗细小的水珠，在干燥的库房里显得格外清亮。
她忽然想起母亲临终前的话，1985年的冬天，母亲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枯瘦的手紧紧攥着她的手腕，气息微弱却执拗：“那尊断掌佛……在樟木箱最底层……红布包着的……它的家在大陆，在相州……你要记得……”
当时林静只当是母亲的胡话。母亲是河北人，1949年随丈夫迁台，一辈子没再回过故乡，却总爱念叨“相州的响堂山石窟”“断掌佛的掌心有莲纹”。
那些模糊的地名和故事，像浸了水的墨迹，在林静的记忆里晕成一片朦胧。
可此刻，这尊佛的断口、莲纹，甚至红布包裹的方式，都与母亲的描述分毫不差。
林静摘下手套，指尖轻轻按在断口的水珠上——冰凉的触感顺着指腹爬上来，像母亲最后摸她脸颊的那只手，冷得让人心头发紧。
“林小姐，这尊佛有问题吗？”同事小陈抱着账本走进来，看见她对着铜佛发愣，忍不住问了一句。
林静摇摇头，把佛小心地放在铺着绒布的工作台上：“捐赠人信息有吗？”
小陈翻了翻账本：“只写了‘无名氏捐赠’，说是祖上传下来的，文革时藏在墙缝里才保住。”他凑过来看了看，撇撇嘴，“缺了只手，看着怪渗人的。估摸着是民国仿品，值不了几个钱。”
林静没说话，找来放大镜仔细端详。佛的底座刻着个模糊的“相”字，笔画苍劲，像是窑工随手刻下的标记。
她想起母亲书房里那本泛黄的《相州窑考》，里面提到隋代相州窑的佛像“莲纹深峻，鎏金含银，断掌者多为有意为之”。
那天晚上，林静回了趟母亲留下的老房子。樟木箱放在阁楼角落，积着厚厚的灰。
她掀开箱盖时，樟木的清香扑面而来，最底层果然躺着块叠得整齐的红布——与包裹铜佛的那块质地、褪色程度一模一样。布角绣着朵小小的莲花，针脚歪歪扭扭，像出自孩童之手。
“真的是你。”林静把两块红布并排铺开，眼泪忽然掉了下来。
她仿佛看见年轻的母亲抱着佛，在动荡的海船上紧紧护着红布；看见母亲在台北的老巷里，对着佛的断口悄悄落泪；看见母亲临终前，那双眼望着北方的执拗……原来那些被她当作“胡话”的念叨，都是母亲藏了一辈子的乡愁。
接下来的半年，林静成了图书馆的常客。她翻遍了两岸的考古报告，在1957年河北博物院的一份发掘记录里看到张照片——相州老宅地基下出土的隋代鎏金铜佛，断口形状、莲纹走向，竟与她手里的这尊如出一辙。
报告里写：“佛身有‘相’字款，断掌处有明显人为敲击痕，推测为隋代相州窑制品。”
“相州窑……响堂山石窟……”林静在笔记本上画下两尊佛的断口，线条重叠的瞬间，忽然明白母亲说的“家”是什么意思。
这尊佛不是普通的古董，是母亲与故乡之间唯一的绳，是隔着海峡也扯不断的念想。
1992年的春天，两岸终于开启文化交流。林静作为第一批交流学者，申请携带这尊断掌佛前往大陆。
审批通过那天，她把佛装进定制的锦盒，红布外又裹了层母亲留下的旧丝巾——那是1948年母亲离开相州时，祖母给她绣的，上面也有朵歪歪扭扭的莲花。
河北博物院的接待室里，阳光透过雕花窗棂落在地板上，像铺了层金箔。
当林静从锦盒里捧出断掌佛时，七十岁的考古专家周老忽然“呀”了一声，颤巍巍地从展柜里取出另一尊佛——正是1957年出土的那尊，高约六十厘米，断口处的磨损与林静带来的佛如出一辙。
“合得上！真的合得上！”周老戴上老花镜，让助手拿来软尺，两尊佛的断口弧度、莲纹间距，甚至鎏金层的氧化程度，都严丝合缝，“这是一对！绝对是相州窑同一批工匠的作品！”
林静看着并排而立的两尊佛，忽然泪如雨下。它们一个在大陆沉睡千年，一个在台湾辗转半生，此刻隔着展柜的玻璃相望，断口处的水珠仿佛都在呼应——像久别重逢的兄弟，虽然都带着伤痕，却在目光相触的瞬间，把破碎的时光拼回了完整。
“周老，”林静的声音发哑，“母亲说，它的手掌……可能还在。”
周老摇摇头，指着佛身的铸造痕迹：“你看这断口的铜质氧化层，至少有千年了。当年应该是故意敲断分开的，或许是为了方便藏匿，或许……另有深意。”
他顿了顿，摸了摸佛的眉眼，“不过专家们一直在查，响堂山石窟近年的清理中，确实发现过一些鎏金铜残片，还在鉴定。”
交流期间，林静跟着周老去了趟相州。响堂山石窟的佛像在夕阳下泛着青灰色的光，讲解员说，这里的隋代造像多“断掌”，民间传说“佛断掌，渡众生”。
林静站在一尊露天大佛前，忽然觉得它的眉眼与怀里的断掌佛很像——温和里带着点悲悯，像在说：“我见过太多苦难，所以明白你的疼。”
临走前，周老问她：“这尊佛打算留在大陆吗？河北博物院愿意收藏。”
林静想了想母亲的话，又看了看锦盒里的佛：“我想捐赠一尊给博物院，另一尊……我想留在身边。”
她抚摸着佛的断口，“母亲说‘佛在心中’，或许它在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让我们记得根在哪里。”
2005年，林静把从台湾带回的那尊断掌佛捐赠给了河北博物院。捐赠仪式上，她看着两尊佛并排摆在展柜里，断口朝着同一个方向，像在共同望着北方的天空。
记者问她为什么坚持要让两尊佛“重逢”，她笑了笑，说起母亲总爱讲的故事：“相州窑的工匠说，佛有三身，分开是为了让更多人看见，重逢是为了告诉大家，有些牵挂，从来没断过。”
也是这一年，她的女儿林深十岁了。小姑娘总爱跟着她去博物院，却对那尊断掌佛躲躲闪闪。“妈，它没有手，好吓人。”林深攥着她的衣角，指着佛的断口，“为什么不给它补一个？”
林静蹲下来，指着断口处的水珠：“你看，它在流泪吗？”
林深摇摇头：“不像，像在出汗。”
“对呀，”林静摸了摸女儿的头，“它不是伤心，是在呼吸。就像人会生病，会受伤，可只要还在呼吸，就有希望。”
她想起母亲临终前的眼神，那么平静，不是因为相信佛能救命，是因为懂得“失去”本就是生命的一部分。
2012年，林静被查出肺癌，和当年的母亲一样。化疗期间，她让林深把家里留下的那尊断掌佛摆在病床边，每天用软布擦一遍断口。
林深看着佛身上的斑驳，看着母亲日渐消瘦的脸，忽然爆发了：“妈！它根本没用！你看它连自己的手都保不住，怎么可能保佑你？”
林静咳了两声，苍白的脸上浮出笑意。她摘下林深的手套，把女儿的手按在佛的断口上：“你摸，它是不是凉的？”
林深愣了愣，指尖传来金属的凉意，却又带着种奇异的温润，像冬天里揣在怀里的暖炉。
“凉，才说明它真实。”林静的声音很轻，“这世上哪有什么完美的保佑？它能做的，是让你在疼的时候知道，有人和你一样疼过；在难的时候知道，有人和你一样熬过。”
她指了指佛的眉眼，“你看它在笑，不是因为忘了疼，是因为疼过，才更懂怎么笑。”
林深的眼泪掉在佛的断口上，瞬间被吸收了，只留下一道浅浅的水痕。
2014年，林静去世。整理遗物时，林深在母亲的日记里看到张字条，是用铅笔写的，字迹已经模糊：“2018年，响堂山石窟清理，或有佛掌残件出土。若深儿见之，勿强拼——残缺处，皆是时光吻过的痕。”
三年后，河北博物院的考古队果然在响堂山石窟的石缝里，发现了一块鎏金铜残片。
残片呈手掌形，掌心刻着半朵莲纹，断口处的磨损痕迹，与林深正在修复的那尊隋代鎏金铜佛完全吻合——那是小徒弟当年藏起来的，佛的手掌。
王馆长打来电话时，林深正在修复室里对着佛像发呆。窗外的阳光落在断口上，泛着淡淡的光，像母亲的手，轻轻拂过。
她忽然想起母亲日记里的最后一句话：“佛的手，从来就没离开过。它化作了相州的泥土，化作了台北的雨，化作了每个想家的人，心头那点不肯凉的暖。”
而那尊断掌佛，就那样静静地立着，断口处的水珠在时光里聚了又散，像在说：所谓圆满，从不是补上所有缺口，是让每个缺口里，都长出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