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郁那句低沉而郑重的“受教了”，在寂静的夜空中显得格外清晰。我能感受到他话语里的分量，那不似往常带着算计或试探的敷衍，更像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触动与深思。这让我原本因长篇大论而有些疲惫的精神，又为之一振。
月光似乎比刚才更清冷了些，晚风带着湖水的湿气，拂过面颊，带来一丝凉意。我抱着琵琶，指尖无意识地勾勒着琴弦的轮廓，脑海中却因刚才关于《琵琶行》中女性命运的讨论，联想到了另一个更为古老、也更为着名的身影——那个被载入史册，与“亡国”二字紧密相连的绝色女子，西施。
在我的时代，关于西施的传说纷繁复杂，但大多逃不开“红颜祸水”的论调。然而，林晓所接触到的信息更为多元，知道历史并非如此简单。我想知道，在这个时代的顶尖士族、一个习惯于从权力格局看问题的男子眼中，西施究竟是何等形象？难道真的就只是一个单纯的、导致吴国灭亡的祸水吗？
我抬起头，望向坐在一旁，似乎仍在回味方才对话的阮郁，开口问道：“阮郁，既然说到女子命运与历史评价，我倒想问问你，在你看来，那越国西子，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物？”
我顿了顿，没有直接抛出自己的观点，而是先引述了一句诗，这是晚唐诗人陆龟蒙的《吴宫怀古》，此刻用来试探他的看法，再合适不过：
“‘香径长洲尽棘丛，奢云艳雨只悲风。吴王事事须亡国，未必西施胜六宫。’”我缓缓吟出，目光紧盯着他，“依你之见，这诗中所言，可有道理？西施之于吴国之亡，当真负有那般重的罪责吗？还是说，在你们这些……呃，读史论政的男子眼中，她终究不过是一枚美丽的棋子，一泓倾国的祸水？”
我将问题抛给了他，带着几分好奇，也带着几分不易察觉的审视。我想听听，这个精于谋略、身处权力中心的阮郁，会如何评判这个千年前搅动风云的女子。这不仅仅是在问西施，更像是在试探这个时代对女性价值的普遍认知，以及他阮郁个人，是否也跳不出那“女色误国”的陈腐窠臼。
（阮郁视角）
阮郁甫从《琵琶行》带来的思绪震荡中稍稍抽离，便听到了苏小小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西施？他微微挑眉，有些意外她思维的跳跃，却又觉得在意料之中。方才她既能对琵琶女的心境有那般深刻的共情与剖析，此刻问及另一位命运更为曲折、在历史中争议更大的传奇女子，倒也符合她一贯的…不循常理。
他注意到她引用的诗句——“吴王事事须亡国，未必西施胜六宫”。此诗他未曾听闻，但其意旨鲜明，直指亡国之责在吴王自身，而非归咎于女色。这观点，在当下主流史论中，并非没有，但往往被“红颜祸水”的强大叙事所掩盖。
他沉吟片刻，并未立刻回答。苏小小这个问题，看似在问史实，实则是在问他的史观，问他对女性在历史进程中角色的看法。他习惯于在朝堂上权衡利弊，在案牍间分析得失，却鲜少被要求从一个女子的角度，去审视另一个女子的历史命运。
他整理着思绪，缓缓开口：“西施其人……”他的声音在夜风中显得沉稳，“史载其容色倾国，越王勾践用以惑吴王夫差，终成复国大业。若论其本身，不过一浣纱女，命运由人摆布，何来抉择之权？将其视为导致吴亡之祸水，实乃舍本逐末之论。”
他目光微抬，望向虚空，仿佛在追溯那段古老的历史：“吴王之败，根由在于其自身。伐齐争霸，空耗国力；任用佞臣，疏远忠良；骄奢淫逸，不恤民力。即便无西施，以夫差之刚愎，吴国之败象亦早已显露。诗云‘吴王事事须亡国’，可谓一语中的。将偌大一个王朝的倾覆，归咎于一弱质女流，不过是后世史家为其君讳、为其自身推卸责任之便利说法罢了。”
说到这里，他话锋微转，带上了几分他惯有的冷静剖析：“然则，西施亦非全然无辜。其身负使命，周旋于吴宫，其言行举止，无疑加速了吴王沉湎享乐、荒废朝政的进程。在此意义上，她确是一枚关键的棋子，一把锋利的匕首。只是，执棋者、持匕者，并非她自己。”
他最终总结道：“故而，在郁看来，西施其人，是悲剧人物，其身不由己，其名被利用。既可叹其命运之飘零，亦可惜其成为权力博弈中之利器。单纯以‘祸水’论之，失之偏颇；然若全然将其剥离于亡国因果之外，亦非客观。史笔如刀，往往简化复杂，女子容貌，易成焦点，而庙堂策论、国君失德等根本，反被淡化。”
（苏小小视角）
我静静地听着阮郁的分析，心中暗自点头。他的回答，没有让我失望。他没有简单地附和“红颜祸水”论，也没有一味地为西施开脱，而是看到了她作为“棋子”和“工具”的悲剧性，更将亡国的根本原因归咎于吴王自身的失德与战略失误。
这种客观而冷静的剖析，符合他一贯的思维方式，也显示出他超越了那种简单粗暴的性别归因。这让我对他的观感，又好了一分。
“看来阮公子并非那等迁腐之辈，能将史事看得这般透彻。”我语气中带上了几分真实的赞许，“的确，将亡国之罪推给女子，是最省力也最不公平的。夫差若真是明君，又岂是区区美色所能惑？无非是他自身早已沉溺，西施的出现，恰好成了他放纵的借口，也成了后人为他开脱的替罪羊。”
我顿了顿，想起林晓那个时代对西施更为复杂的解读，忍不住又多说了几句：“我甚至觉得，西施或许比许多人都要清醒。她明知自己是棋子，是武器，却不得不背负着使命，在敌国的宫廷中强颜欢笑，那种内心的煎熬与分裂，恐怕比单纯的亡国奴更甚。她最终的结局，无论是随范蠡泛舟远去，还是被沉湖殉国，都充满了谜团与悲情。她这一生，何其不由自主。”
说到这里，我忽然有些感慨，看着阮郁，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问：“那么，阮公子，若你日后位极人臣，书写青史，或品评人物时，是否会记得今夜所言，对那些被史笔简化为‘祸水’的女子，多一分审慎与悲悯？而非人云亦云，将脏水尽数泼向她们？”
月光下，我的目光清亮，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期许。我想知道，他此刻的清醒，是仅限于此情此景下的高论，还是能真正融入他未来的行事与判断之中。
阮郁迎上我的目光，那双深邃的眼眸在月色下显得格外幽深。他沉默了片刻，并未直接承诺，只是缓缓道：“史册沉重，笔墨千钧。郁虽不才，亦当力求……不被表象所蔽，不囿于成见。”
他的回答依旧谨慎，带着权谋家特有的留有余地。但我能听出，他并非虚言敷衍。
这就够了。至少今夜，在这西泠小院的月光下，我们达成了一种关于历史、关于女性命运的，难得的共识。
我将琵琶轻轻放在身侧，仰头望向那轮已过中天的明月，心中一片澄净。与阮郁这般“高级”的交谈，虽然耗费心神，却也让我觉得，自己并非全然孤独地存在于这个时空。或许，在这个世界上，终究还是存在能够理解另一种声音的耳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