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1月29日德意志帝国的版图前所未有地扩张，胜利的钟声响彻柏林的大街小巷。
然而，在这片被胜利光环笼罩的土地之下，在战争的废墟与喧嚣的庆典背后，另一股危险的潜流正在悄然滋生。
这片沃土，滋养着失落者、愤怒者与狂热的梦想家，也悄然孕育着即将登台的超级恶魔，撒旦见了也自愧不如的第二恶魔（第一是裕仁）
慕尼黑，一座远离前线炮火却无法摆脱战争阴影的城市，在一所由旧学校改建的后方陆军医院里，空气中永远弥漫着刺鼻的消毒水、化脓伤口的腥臭和绝望的气息。
狭窄的病房里挤满了床铺，上面躺着各种伤残的士兵，呻吟声、咳嗽声和偶尔爆发的痛苦叫喊此起彼伏。
靠窗的一张病床上，阿道夫·希特勒中士，前第16巴伐利亚预备步兵团的传令兵、李斯特团宣传机器正僵直地躺着。
他大腿上那道深可见骨的伤口，是在东线一次危险的侦察任务中，遭遇红军游击队伏击留下的纪念。
弹片虽然取出来了，但剧烈的疼痛和行动的不便让他备受煎熬，与肉体的创伤相比，更让他焦躁不安的是精神的极度亢奋与无处宣泄的精力。
他那双深陷的眼睛里，时常闪烁着一种近乎偏执的光芒。
他狂热地崇拜着那个在战场上所向披靡的德意志帝国军队，崇拜着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曼施坦因这样的“巨人”，他将前线的胜利视为德意志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
然而，他对国内的政治氛围，对那些在他看来“软弱”、“充满背叛”、“被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者渗透”的政客和舆论，却充满了刻骨的仇恨。
他坚信，德国本应取得更彻底、更无情的胜利，是后方的“蛀虫”和“叛徒”拖累了前线将士的牺牲。
“看看这些报纸！”他常常挥舞着身边一份皱巴巴的《慕尼黑最新消息》，对着邻床的伤员，或者干脆是自言自语，声音因激动而尖锐。
“他们还在谈论什么‘谅解’、‘和平’！愚蠢！对敌人只有彻底的毁灭！我们在东线、西线、乃至非洲都拿到了土地，是的，但这还不够！我们必须粉碎他们，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他的极端言论和对时局激烈、毫不掩饰的抨击，很快引起了一位特殊访客的注意。
这天，一位身着笔挺军官常服、肩章显示为少校的中年男子在医院院长的陪同下巡视病房。这位少校隶属于陆军政治部一个在战争期间为加强监控国内不稳定因素而权力膨胀的部门。
他的目光冷静而审视，扫过一张张病床，最后停留在了正在激烈抨击“帝国罪人”的阿道夫身上。
少校没有打断他，而是静静地听了几分钟，然后示意院长离开，自己走到了阿道夫的床边。
“中士，”少校的声音平稳，不带什么感情，“你的情绪很激动。看来你对帝国的现状有很多看法。”
阿道夫愣了一下，随即试图挣扎着坐直身体，脸上因疼痛和激动而泛红。“长官！我只是……我只是无法忍受那些躲在后方，企图玷污前线将士鲜血的行为！”
少校微微点头，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本子，记录了什么。“继续说，中士。你认为问题出在哪里？”
受到鼓励，阿道夫更加滔滔不绝，他将这场战争未能“完美收官”归咎于抽象的“全球犹太资本”的阴谋，归咎于“mks主义者”在工厂和城市的煽动，归咎于一切不够“强硬”、不够“纯粹”的内部势力。
他的语言杂乱无章，却充满了强烈的情绪和一种简单的、非黑即白的逻辑。
少校合上本子，脸上看不出喜怒。“很好，下士 ，你很有……热情，好好养伤。”他留下这句话，便转身离开了。
几天后，阿道夫接到通知，他被“推荐”去参加慕尼黑当地一些“政治团体”的集会，任务是观察并汇报这些团体的动向和言论。
这在当时陆军内部并非罕见，军队试图通过各种渠道监控民间情绪，对于阿道夫而言，这似乎是一个证明自己价值、接触更广阔“战场”的机会。
慕尼黑老城区，施滕内克啤酒馆。它并非什么豪华场所，而是一个烟雾缭绕、灯光昏暗、充斥着廉价啤酒和汗臭味的地下室。
1917年12月初的一个寒冷夜晚，希特勒拄着拐杖，有些笨拙地沿着狭窄的楼梯走了下来，按照指示，第一次踏入了德国工人党（dAp）的聚会地点。
这里聚集着大约三四十人，成分复杂得如同一个小型的社会失意者博物馆：有穿着旧式双排扣礼服、神情倨傲却囊中羞涩的知识分子；
有手指粗糙、眼神愤懑的反资本主义工匠；有面容或四肢被战争摧毁、挂着空白表情的退伍兵；还有一些对现行一切秩序都感到不满、眼神飘忽的虚无主义者。
空气中弥漫着劣质雪茄的辛辣烟雾、泼洒在地上的啤酒的酸腐气，以及一种弥漫在整个空间的、共同的失落感和无处安放的愤怒。
阿道夫最初是带着一种执行任务般的、居高临下的心态来的，他找了个靠近角落的位置坐下，将拐杖靠在油腻的墙壁上，沉默地观察着。
演讲者站在一个简陋的小木箱上，絮絮叨叨地谈论着反犹、反资本主义、民族复兴等零碎的观点，语言枯燥，缺乏感染力。
阿道夫看到台下并没有一人产生共鸣内心充满了鄙夷：“一堆毫无重点、软弱无力的抱怨！这就是我们要监视的‘危险分子’？他们连什么是真正的危险都不知道！”
然而，当聚会进入所谓的“自由讨论”环节，情况开始失控，一位自称受到“国际金融剥削”的小店主开始漫无边际地抱怨，随后，一位戴着眼镜、学生模样的人突然将矛头指向了军队高层和容克贵族。
“我们为什么而战？”年轻学生激动地喊道，“难道就是为了让那些容克地主获得更多的土地，让克虏伯这样的军火商赚取更多的利润吗？我们的将军们，他们关心过普通士兵的死活吗？”
【一众将军：“我cnm”】（此处仅供娱乐，请勿当真。）
这话如同点燃了火药桶的引信，阿道夫中士猛地站起来，拐杖因为他的动作而“哐当”一声倒在地上，但他浑然不觉，他苍白的脸瞬间涨得通红，脖子上青筋暴起。
“愚蠢！荒谬！”他的声音因为极度的愤怒而变得嘶哑，像一把破旧的锯子锯着粗壮的橡木般，瞬间割裂了嘈杂的议论声，吸引了全场的目光。
“你们在指责谁？是指挥我们赢得莫斯科、彼得格勒、横扫东线的将军们吗？是那些在工厂里日夜不停为我们生产枪炮、让我们能狠狠教训敌人的实业家吗？没有他们我们根本赢得不了战争。”
他几乎是在咆哮，唾沫星子飞溅。“不！你们搞错了敌人！德国的敌人不在内部，不在柏林！真正的敌人是外部那些想要扼杀我们的蛆虫！是伦敦的吸血鬼，是巴黎的娼妓，是躲在纽约证券交易所里操纵一切的犹太高利贷者！是他们，用金钱和谎言，企图从内部瓦解我们！”
他完全忘记了“监视”的任务，沉浸在自我表达的狂热洪流中，他没有讲稿，语言粗俗、直白，甚至语法混乱，却充满了一种奇异的、令人不安的图像感和不容置疑的煽动力。
阿道夫将战争未能达到他心目中“完美胜利”的责任，统统归咎于一个模糊而恶毒的“背后的匕首”由“全球犹太资本”和“mks主义蛀虫”构成的阴谋集团。
他描绘了一个纯粹、强大、不受任何“非德意志”元素“污染”的乌托邦，一个应该用铁与血来净化、来统治欧洲的大德意志帝国和真正的生存空间。
他用力挥舞着手臂，仿佛在驱散眼前的迷雾，面部肌肉因激烈的情绪而扭曲，汗水从他那标志性的额发下渗出，沿着脸颊滑落。
他诅咒着，他承诺着，他咆哮着，他将复杂的政治、经济问题简化为一种原始的、充满仇恨的二元对立。
原本嘈杂混乱的啤酒馆渐渐安静下来，只剩下他一个人嘶哑的声音在回荡。
那些原本各怀心思的听众，无论是失意者还是愤怒者，都被这个突然爆发的、受伤的退伍兵身上那种歇斯底里的激情和极端的确信所震慑，所吸引。
那晚聚会结束后，德国工人党的创始人之一，锁匠安东·德莱克斯勒。
悄悄拉过工人党的主要资助人，低声说道，语气中带着难以掩饰的兴奋：“安东，看见了吗？那个奥地利来的中士……他是个天生的鼓动家，一个宝贝！我想，我们找到了我们需要的声音！”
从那个冬天开始，阿道夫彻底融入了德国工人党，并迅速将其视为实现个人野心的绝佳平台。
他不再是那个单纯的、带着任务而来的监视者，而是成为了党内的核心人物，他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他那套将反犹主义、反mks主义、生存空间论粗暴地混杂在一起的、尚显粗糙的思想体系，在慕尼黑各个昏暗的啤酒馆里——从施滕内克到霍夫勃劳，再到更小的场所——得到了一次次的演练、打磨和强化。
他敏锐地，几乎是本能地，捕捉到了弥漫在底层民众中的普遍情绪：对战争结局的复杂感受、对《凡尔赛条约》的愤怒、对经济动荡和通货膨胀的恐惧、对社会秩序可能崩溃的深层担忧、以及对一个强大有力、能够承诺简单解决方案的“救世主”的渴望。
他将这些复杂而混乱的情绪，简单粗暴地引导向几个明确而具体的“敌人”犹太人、mks主义者、以及国内一切“不纯粹”的因素。
他的演讲技巧也在这一场场喧嚣中日益精进。他学会了如何控制节奏，从低沉而充满威胁的控诉，逐渐拔高到声嘶力竭、仿佛要撕裂喉咙的咆哮，巧妙地调动听众的情绪，如同一个蹩脚却有效的指挥在指挥一支狂热的乐队。
他大量使用简单、重复、富有攻击性和侮辱性的词汇，善于制造非黑即白、你死我活的二元对立局面（我们 vs 他们，纯洁的德意志 vs 堕落的世界，英雄 vs 蛆虫）。
他能让他的听众在短短一两个小时里，从最初的漠不关心或好奇，变得热血沸腾、同仇敌忾，从战后的迷茫失落，变得充满具体的仇恨与一种扭曲的、虚妄的“希望”。
军方政治部的那位少校，偶尔还会收到阿道夫递交的、字迹潦草的汇报，报告中充斥着对“颠覆分子”的严厉指控和对“强化民族意志”、“清除内部毒素”的激进建议。
少校满意地看到，这个线人似乎非常“成功”地“渗透并影响了”那个小党派，使其言论更加“爱国”尽管这种爱国带着极端的、排外的色彩。
但此刻的他并未意识到，他以为自己牢牢操控在手中的工具，正在以一种惊人的速度自主成长，其体内所蕴藏的那种毁灭性的能量，早已远远超出了他所能理解和控制的范畴。
而他还不知道的是，未来他以为的这个可以操控的工具会引发一场惨烈的帝国内战。
时间到了1918年3月末。此时的阿道夫，早已不再是那个需要拐杖支撑的伤兵，而是德国工人党内无可争议的明星演讲者和核心人物之一。
霍夫勃劳啤酒馆，一个比施滕内克更大、更着名的场地，此刻被人群塞得水泄不通。
浑浊的空气在数百人的呼吸和烟雾蒸腾下变得灼热，吊灯的光线透过浓密的烟雾，投射在一张张亢奋或麻木的脸上。
阿道夫站在一张临时充当讲台的厚实木桌上，他没有拿任何讲稿。
他开始了他的表演这确实像一场精心编排却又充满即兴发挥的表演。
他先是低沉地叙述着德意志民族“遭受的背叛”和“潜在的威胁”，声音如同暗流涌动；随后，他的语调逐渐升高，语速加快，如同密集的鼓点；最后，他进入完全忘我的状态，挥舞着拳头，身体前倾，声音嘶哑地爆发出最极端的呐喊：
“…他们告诉我们战争结束了！不！战争从未真正结束！只要还有一个德意志人在这片土地上呼吸，只要我们的血脉和灵魂中还有异族的毒素在侵蚀，战争就永远不会结束！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是妥协吗？是谅解吗？不！我们需要的是最终的解决方案！是彻底的清算！是用德意志的火焰，净化这个被污染的世界，建立一个千年不朽的纯粹大德意志帝国！”
“我们需要什么？妥协？谈判？不！我们需要一场清洗！一场彻底的、毫不留情的民族革命！要用铁和血，清除内部的腐朽！要建立一个纯粹的、强大的、只属于我们雅利安人的、能够主宰自己命运的…”
台下，人群的情绪被彻底点燃。他们挥舞着拳头，声嘶力竭地呼喊着他的名字，或者重复着他抛出的那些极端而简短的口号。
一张张面孔因狂热而扭曲，眼睛里闪烁着被煽动起来的仇恨和一种集体性的亢奋。
在这片沸腾的声浪中，个人的理智仿佛被彻底融化，只剩下盲目的追随和情感的宣泄。
在人群的最后方，靠近门口的阴影里，那位陆军政治部的少校独自坐在一张小桌旁，面前放着一杯几乎没动过的啤酒。
他冷静地观察着台上的阿道夫和台下狂热的听众，微微点了点头。在他的评估里，阿道夫成功地“引导”了这些社会失意者的情绪，将他们的不满导向了外部和某些特定的“替罪羊”。
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维持社会的“稳定”在他看来，将破坏性能量导向外部就是一种有效的维稳手段。
他盘算着如何在自己的报告中描述这次“成功的渗透和影响工作”。
而台上的阿道夫，在震耳欲聋的欢呼和呐喊声中，目光扫过台下那些被他轻易操控的情绪浪潮，内心膨胀的不仅仅是虚荣，更是一种日益清晰的、危险的使命感。
他不再仅仅满足于成为一个出色的演讲者，一个激进党派的头目。他看到了通往权力的捷径一条充分利用和放大民众的恐惧、愤怒与失落，最终登上权力巅峰的道路。
东线战场那块弹片给了他身体上永久的伤疤，而慕尼黑这些烟雾缭绕、喧嚣不断的啤酒馆，则在他偏执而狂热的灵魂深处，刻下了更加深邃、更加致命、终将荼毒整个世界的烙印。
就在这场喧嚣达到顶点的时刻，啤酒馆那扇厚重的木门被悄无声息地推开。
几名穿着不起眼但剪裁合体的黑色风衣、身形壮硕、面无表情的男子，如同幽灵般无声而迅速地挤开密集的人群。
他们的动作协调而高效，目光锐利地扫过全场，最终定格在台上那个仍在声嘶力竭地挥动手臂的身影上。
他们的出现没有引起大多数狂热听众的注意，却像一股突然注入沸水中的冰流，让角落里的少校微微皱起了眉头，也让台上正沉浸于自我神化演讲中的阿道夫，声音不易察觉地顿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