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的乡村，是被浓得化不开的绿色和灼人的暑气包裹着的。吴普同回到西里村，推开那扇熟悉的、新刷了蓝漆的铁门，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坐在院子老槐树阴凉下的妹妹吴小梅。她穿着一件半旧的碎花短袖，手里无意识地捻着一根狗尾巴草，眼神安静地望着在泥地里刨食的几只母鸡。没有惊恐，没有胡言乱语，只是比常人显得迟钝些，苍白些。看到吴普同进门，她迟缓地转过头，嘴唇动了动，似乎想喊“哥”，最终只是露出了一个浅浅的、几乎看不出的笑意。
这一眼，让吴普同悬了一个学期的心，终于实实在在地落回了胸腔里。那三千多块钱，那半个月医院的煎熬，父母脸上新添的皱纹，似乎都在妹妹这片刻的安宁中，找到了价值。他放下行李，走过去，轻轻拍了拍妹妹的肩膀，“小梅，我回来了。”
李秀云从灶房里探出身，围裙上沾着面粉，脸上是实实在在的喜悦：“回来了就好！锅里有刚熬好的绿豆汤，快喝点解解暑！”家里的气氛，因为他的归来和妹妹病情的稳定，显出一种久违的、平淡的温馨。
接下来的日子，吴普同的生活节奏变得简单而充实。每天清晨，他跟着母亲下地，给玉米锄草，或者打理菜园里的茄子、豆角。烈日炙烤着大地，汗水顺着额角、脊梁沟往下淌，浸湿了粗布衣裳，黏腻地贴在皮肤上。空气中弥漫着禾苗的青涩气和泥土被晒热后散发出的、带着腥味的芬芳。劳作间隙，他坐在田埂上，看着母亲佝偻着身子，手法熟练地清除杂草，心里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他知道，这片土地供养了他们，却也牢牢地束缚着父辈的命运。
下午日头最毒的时候，他便待在家里，陪着妹妹。他给她读带回来的旧报纸，讲大学里那些对她而言可能完全无法理解的趣事，比如计算机课上那个“大脑袋”显示器，比如宿舍里天南地北的同学。小梅大多时候只是安静地听着，眼神茫然，偶尔才会对某个熟悉的词汇，比如“保定”、“王小军”，产生一丝微弱的反应，眼球转动一下。更多的时候，他们是并排坐在炕沿上，看着那台黑白电视机里播放着的、信号时好时坏的节目。屏幕上的雪花点和扭曲的人影，伴随着滋滋的电流声，构成了兄妹间无声的陪伴。吴普同发现，这种简单甚至枯燥的陪伴，似乎比任何药物都更能让小梅感到安心。她会在他身边慢慢地放松下来，偶尔，还会模仿电视里的人物，发出一个模糊的音节。
这种平静的日子过了大概十来天。这天傍晚，天边的晚霞像打翻的颜料盘，绚烂得有些不真实。吴建军和吴家宝父子俩，风尘仆仆地从石家庄工地回来了。吴家宝明显又黑瘦了些，但身板更结实了，眼神里有了成年男人的沉毅。吴建军则依旧是那副沉默寡言的样子，只是眉宇间的皱纹仿佛又深刻了几分，像是被工地的风沙和生活的重担共同雕刻过。
晚饭比往常丰盛了许多。李秀云炒了鸡蛋，切了过年时腌制的、舍不得多吃的腊肉，还特意拌了凉菜。一家人围坐在炕桌旁，昏黄的电灯泡在头顶摇曳，投下温暖而略显朦胧的光晕。饭菜的香气与院子里飘进来的夜来香的味儿混合在一起，充满了俗世烟火的踏实感。
饭桌上，吴建军话不多，主要是吴家宝在兴奋地说着工地上的见闻，哪个工友手艺好，包工头哪天心情好多发了点奖金，石家庄城里哪条街特别热闹。吴普同静静地听着，偶尔问一两句。李秀云则不停地给丈夫和儿子夹菜，眼里满是心疼。
饭吃得差不多了，吴建军放下筷子，拿起桌上那包最便宜的“官厅”烟，抽出一根，却没有立刻点燃。他用那双布满老茧、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泥灰的手，慢慢捻着烟卷，目光在吴普同和吴家宝脸上扫过，最后落在跳跃的灯焰上，仿佛在下着很大的决心。
屋里一下子安静下来，只剩下吴小梅慢慢咀嚼食物的细微声响。
“有个事，跟你们说说。”吴建军终于开口，声音有些干涩，带着长途跋涉后的疲惫，却又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坚决，“孩子们都大了。普同也上大学了，是文化人了。家宝呢，也十七了，半大小伙子，在工地上也能顶个人用。”他顿了顿，像是在组织语言，“我想着……趁着我还干得动，再向村里申请一片宅基地。”
这话像一块石子投入平静的水面。李秀云夹菜的手停在了半空，脸上的笑容僵住了。吴家宝咀嚼的动作慢了下来，眼神里闪过一丝困惑，随即低下头，盯着碗里的饭粒。吴普同心里也是“咯噔”一下，他瞬间就明白了父亲话里的含义。在农村，宅基地意味着房子，房子意味着成家立业的根基。父亲这是在为他们兄弟俩的将来做打算了。毕竟，两个男孩子，总不能一直挤在一处院子里。
“咱家现在这处，”吴建军用夹着烟的手指了指脚下，“将来……总得有个说法。再盖一套，你们兄弟俩，将来……也好说对象。”他把“说对象”三个字说得很轻，却像重锤一样敲在每个人的心上。
没有人立刻接话。灶房里烧开的水壶发出尖锐的鸣叫声，李秀云像是被惊醒，慌忙下炕去处理。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复杂的沉默。欣慰？或许有一点，父亲在为他们的长远考虑。但更多的，是一种无形的、令人窒息的压力。这意味着，刚刚因为妹妹病情稳定而稍有喘息的家庭经济，将再次被拉紧，甚至可能超越极限。那笔刚刚还清的旧债，那持续不断的药费，现在又要加上一笔数额绝不会小的新宅基地费用和未来的盖房巨款。钱从哪里来？答案显而易见——父亲和弟弟那更加拼命、更加漫长的打工生涯，母亲更加精打细算、节衣缩食的日常，以及可能再次向亲戚开口的艰难。
吴建军似乎并不期待热烈的响应，他了解这个家庭的沉默。他自顾自地划着火柴，点燃了那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烟雾缭绕中，他的脸庞显得更加黝黑和坚毅。“这事，我琢磨了不是一天两天了。批地的事，我去跑。”
吴建军是说干就干的性子。没过几天，他果然拿着盖了村里红章的申请表和一堆手续回来了。新宅基地批下来了，位置就在现在这套房子的北边，隔着一条窄窄的土路和另一排人家。这次和上次在村西北角申请那片荒地不同，那片地原本是洼地，垫土工程巨大，但地价便宜。而这次是村里规划内的新增宅基地，紧挨着现在的住宅区，位置好了许多，但需要缴纳的费用也水涨船高。具体是多少，吴建军没有明说，只是在饭桌上含糊地提了一句“比上次那一片贵不少”，吴普同想问，看到父亲那疲惫而不容置疑的眼神，又把话咽了回去。他只看到母亲李秀云在听到这句话时，眉头不易察觉地锁紧了，收拾碗筷的动作也带上了几分沉重。
宅基地的手续刚办利索没几天，家里的土还没开始动，吴建军就带着吴家宝，再次背起那个鼓鼓囊囊、印着“化肥”字样的编织袋行李，踏着黎明前的黑暗，去赶通往县城的早班车，返回石家庄的工地了。钱，像催命的符咒，让他们不敢有丝毫停歇。
家里，又只剩下吴普同、母亲和妹妹。新的忙碌，紧接着就开始了——拉土，垫地基。
新的宅基地上，还长着些稀疏的杂草和几棵低矮的灌木。吴普同和母亲先用铁锹和镐头，将这些清理干净。然后，便是仿佛没有尽头的拉土工程。土源还是像上次一样，来自自家那块准备种红薯的闲地。吴普同拉着那辆父亲用了多年、车把被手掌磨得油亮的排子车，母亲在后面推着。一锹一锹，将那些带着湿气的、深褐色的生土装满车斗。绳子深深地勒进吴普同不算宽阔的肩膀，他俯下身，用力蹬地，车轮在松软的土地上压出深深的车辙，缓慢地向前移动。母亲在后面，双手死死抵着车帮，身体前倾，几乎与地面平行，额上的汗珠滴落在干燥的土路上，瞬间就被吸走，只留下一个深色的圆点。
一趟，又一趟。从日出到日落，单调而疲惫。炽热的阳光毫不留情地炙烤着，汗水迷了眼睛，腰背因为长时间的弯曲和用力而酸痛难忍。手掌上，即使戴着母亲用旧布缝制的手套，也很快磨出了新的水泡，火辣辣地疼。吴普同看着母亲那同样被汗水浸透的后背和那双因常年劳作而关节粗大、布满裂口的手，心里像是堵了一团湿棉花，闷得喘不过气。
他望着眼前这片刚刚平整出来、还远远不够高的地基，又回头看了看不远处自家那栋几年前同样靠这样一车车泥土垫起来、如今已住进去的青砖瓦房，一股巨大的、带着宿命感的悲哀和茫然，如同潮水般将他淹没。村里的男人们，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少年时外出打工，或是在土地上刨食，攒下一点血汗钱，然后像蚂蚁搬家一样，一车车拉土，一块块砌砖，盖起几间勉强能遮风避雨的房子。然后，娶妻，生子。孩子长大了，再重复这个过程：外出打工，攒钱，为儿子盖房，为儿子娶媳妇……一代又一代，循环往复，仿佛一个看不见出口的莫比乌斯环。钱，就像指缝里的沙子，似乎永远也存不住，刚刚看到一点希望，立刻就被下一轮的人生任务吞噬得干干净净。
他，吴普同，这个村子里罕有的大学生，难道最终也无法摆脱这个循环吗？他拼命读书，考上大学，学习那些看似高深的计算机语言和畜牧知识，最终的目的地，难道也只是为了回到这片土地上，重复父辈的宿命，为了一方宅基地、几间砖瓦房而耗尽一生吗？知识，真的能带他走向一条不同的路吗？他看着远处在暮色中升起袅袅炊烟的村庄，看着那些同样在为了儿子、为了房子而劳碌奔波的同乡，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受到，那根连接着他与这片土地的脐带，是如此坚韧，又如此沉重。新的地基刚刚开始垫土，而那条似乎注定的、旧的生活轨迹，却仿佛已经在他面前清晰地铺展开来，沉重得让他这个刚刚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感到一阵莫名的恐慌与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