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年）秋，洛阳赵府的庭院里，几株古桂开得正盛，香气漫过青砖灰瓦，钻进西侧的“藏珍阁”。阁内架子上整齐摆放着数十个木匣，有的装着泛黄的经书，有的盛着残破的瓷器，还有的铺着褪色的锦缎——这些都是赵烈七十年来从战乱中抢救的文物，如今每一件都贴着纸条，写着来历与年代。年过百岁的赵烈坐在阁内的竹椅上，枯瘦的手指捏着一块巴掌大的石碑残片，指尖拂过上面模糊的“天福三年”字样，浑浊的眼睛里泛起光亮。
“祖父，国子监的李默大人来了，还带了件‘宝贝’。”赵仲掀开门帘走进来，身后跟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官员，身着绿色官袍，怀里抱着一个精致的木盒，神色恭敬。李默是国子监负责文物整理的主簿，祖上在后周时曾参与《旧五代史》编纂，对五代文物颇有研究。
“赵公，晚辈今日来，是想请您鉴定一件刚从邺都废墟里发现的文物。”李默将木盒放在案上，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是一块长方形的石碑残片，上面刻着几行隶书，虽有风化，却仍能辨认出“冯道监造”“九经刻版”的字样。
赵烈猛地站起身，不顾赵仲的搀扶，快步走到案前，双手捧着石碑残片，指腹反复摩挲着“冯道”二字，声音颤抖：“这是……后晋天福三年，冯道主持刻印九经时立的‘经碑’！老夫当年在幽州见过完整的，后来契丹‘打草谷’，石碑被砸了，没想到还能找到残片！”
李默眼睛一亮：“赵公果然识货！晚辈也是看到‘冯道监造’四个字，才赶紧给您送来。只是这残片上的文字不全，晚辈想请您回忆一下，完整的碑文是什么样的，也好补录到《五代文物志》里。”
赵烈点点头，让赵仲取来纸笔，他口述碑文，赵仲记录：“‘后晋天福三年，诏命冯道、李愚等，取国子监所藏《九经》，刻版于汴梁，以广流传。凡经书残缺者，补之；谬误者，正之。庶几乱世之中，斯文不坠……’”他顿了顿，目光飘向窗外的桂树，“后面还有一段，说刻版用的梨木，是从洛阳运来的，工匠是从江南请来的，可惜当年石碑被砸，好多细节都记不清了。”
“能回忆起这些，已经很珍贵了！”李默激动地说，“晚辈之前整理五代文物，只知道冯道刻印九经，却不知道还有这通经碑，要是能找到更多残片，说不定能还原完整的碑文！”
正说着，管家赵忠匆匆进来，手里拿着一个布包：“老爷，苏二郎从成都来了，说给您带了件蜀地的文物，还说有急事找您。”
苏二郎很快走进藏珍阁，他已年近五十，头发有些花白，手里捧着一个布包，打开后是一块残破的蜀锦——锦面上绣着芙蓉花，边缘被火烧裹，却仍能看出精致的纹样。“赵公，这是俺从成都的‘后蜀宫城’废墟里找到的，是孟昶时期的‘芙蓉纹蜀锦’，当年王小波起义时，宫城被烧，好多蜀锦都毁了，这是俺好不容易从火里抢出来的。”
赵烈接过蜀锦，指尖拂过烧焦的边缘，想起后蜀广政二十七年（964年），他随柴荣伐蜀时，在成都见到的芙蓉城盛况——那时的蜀锦，是后蜀的珍宝，孟昶甚至用蜀锦装饰宫殿，如今却只剩这残破的碎片。“这蜀锦，是后蜀的‘御用品’，上面的芙蓉花，是用‘通经断纬’的技法绣的，现在会这种技法的工匠，已经没几个了。”他让赵仲取来一个木盒，里面放着一块完整的芙蓉纹蜀锦，“这是当年老夫从成都带回的，你看，完整的蜀锦，芙蓉花旁边还有‘广政年制’的字样，你的这块残片，正好能和它拼上。”
苏二郎凑过去一看，果然，他带来的残片上的芙蓉花，与赵烈收藏的蜀锦正好衔接，仿佛从未断裂。“太好了！”苏二郎眼眶发红，“俺这次来，是想请赵公帮忙，把蜀地的文物整理一下。自从王小波起义后，成都的好多古迹都毁了，俺怕再拖下去，连这些残片都留不住了。”
赵烈点点头，对李默说：“李大人，五代文物，不止中原的，还有蜀地的、江南的、吴越的，要是只整理中原的，就太片面了。不如咱们一齐，把各地的文物都收集起来，分门别类，编一部《五代文物总目》，你看如何？”
李默连忙答应：“晚辈正有此意！只是各地战乱刚平，文物散落民间，收集起来难度很大，还需要赵公多指点。”
接下来的日子，赵烈牵头成立了“五代文物整理局”，设在洛阳赵府的藏珍阁旁，李默负责记录，苏二郎负责联络各地的民间收藏者，赵仲则负责文物的修复。每天，都有百姓送来从战乱中保存的文物：有后唐的瓷枕、吴越的银镜、南唐的书画，还有北汉的兵器，藏珍阁渐渐放不下，赵烈又让人扩建了两间屋子，专门存放文物。
修复文物的过程，充满了挑战。有一块后梁的《金刚经》刻版，虫蛀严重，字迹模糊，赵烈让人用“花椒水”浸泡（祖传的防腐技法），再用细毛刷轻轻清理，慢慢还原了上面的文字；有一件吴越的秘色瓷碗，边缘有裂痕，赵烈指导工匠用“金缮”的方法，用金粉混合漆料修补，不仅修复了裂痕，还增添了独特的美感。
一天，一个来自幽州的流民送来一卷残破的《燕云地形图》，是后晋时的手抄本，上面标注着燕云十六州的关隘与村落。赵烈展开地图，手指划过“幽州”“蓟州”的字样，想起后晋天福三年（940年），他在幽州见到的汉民苦难，眼泪忍不住掉下来：“这地图，是燕云的‘活档案’啊！当年契丹割占燕云，好多地形图都被销毁了，没想到还能留下这一卷。”
他让赵仲把地图复制一份，交给汴梁的枢密院：“虽然现在大宋还没能力收复燕云，但这地图，总有一天能派上用场。告诉枢密院的大人，别把它当废纸，要好好保管，这是燕云汉民的念想。”
李默在一旁看着，心里满是敬佩：“赵公，您收集文物，不只是为了保存，更是为了传承啊。”
“是啊，传承。”赵烈叹了口气，“五代战乱五十三年，好多文物都毁了，好多技艺都失传了。老夫收集这些，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让后人知道，五代不只有战乱，还有文化；不只有背叛，还有坚守。比如这冯道的经碑，比如这孟昶的蜀锦，都是五代的‘宝贝’，不能让它们在咱们这代人手里消失。”
两个月后，《五代文物总目》的初稿完成，收录了三百多件文物，分为“典籍”“瓷器”“织锦”“书画”“兵器”五类，每一件都附有照片（用拓印代替）、来历与修复记录。李默将初稿送往汴梁，宋真宗看后，下旨拨款在洛阳修建“五代文物馆”，专门存放这些文物，并任命赵烈为“名誉馆长”，李默为馆长。
文物馆建成那天，赵烈在赵仲的搀扶下，第一次走进馆内。馆内的展柜里，摆放着他抢救的经碑残片、芙蓉纹蜀锦、《燕云地形图》，还有后周的柴窑瓷碗、南唐的《韩熙载夜宴图》摹本，每一件文物都配有说明牌，写着它们的故事。百姓们络绎不绝地来参观，有的指着经碑说“这是冯道刻印的经书”，有的看着蜀锦说“这是后蜀的芙蓉锦”，孩子们则围着兵器展柜，听讲解员说五代的战争故事。
苏二郎走到赵烈身边，指着蜀锦展柜：“赵公，您看，好多蜀地来的流民，都在这儿哭呢，说看到这蜀锦，就想起了成都的家。”
赵烈点点头，眼里满是欣慰：“这就是文物的意义啊。它能让离开家乡的人，想起根；能让没经历过乱世的人，知道苦；能让咱们所有人，记住和平的珍贵。”
离开文物馆时，夕阳将赵烈的影子拉得很长。他回头望去，文物馆的匾额在夕阳下泛着金光，上面的“五代文物馆”五个字，是他亲笔题写的。他想起自己年少时，在河东军的军营里，偷偷藏起的第一卷经书；想起中年时，从洛阳火场里抢出的《武经总要》残卷；想起晚年时，从燕云流民手里接过的《燕云地形图》——七十年来，他守护的不只是文物，是五代的记忆，是中原的文脉，是后人的根。
回到赵府，赵烈在《五代秘史》中写下关于文物保护的批注：“五代之乱，文物损毁者十之八九，典籍焚于战火，织锦毁于兵戈，瓷器碎于劫掠。然民间有识之士，或冒死藏之，或舍命护之，方使斯文不坠。宋初乾兴元年，洛阳设五代文物馆，收录文物三百余件，皆乱世之遗存，治世之瑰宝。文物者，非仅金石锦绣，乃历史之见证，文化之根脉也。后梁之刻经、后唐之瓷枕、后晋之地图、后汉之兵器、后周之柴窑，乃至十国之蜀锦、吴越之银镜、南唐之书画，皆为五代之缩影——有奢靡，有苦难，有坚守，有传承。赵烈亲历五代，护文物七十载，深知其重：乱世护文物，是为存文脉；治世修文物，是为传精神。愿后世子孙，勿轻慢之，勿遗忘之，庶几中华文脉，代代相传。”
批注写完，赵烈将手稿与《五代文物总目》放在一起。窗外的桂香飘进来，与阁内的墨香交织，格外清雅。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但这些文物、这些手稿，会替他继续守护五代的记忆，会替他见证大宋的未来——见证收复燕云的那一天，见证中原文脉真正复兴的那一天。
此时的文物馆里，李默正在给孩子们讲解《柴荣北伐图》，苏二郎在整理新送来的吴越银镜，百姓们在展柜前轻声议论，脸上满是对历史的敬畏与对和平的珍惜。一场围绕“文物”的守护与传承，正在洛阳悄然延续，它不仅弥补了五代文化的断层，更让大宋的治世，多了一份厚重的历史底蕴，多了一份对未来的坚定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