灶膛里的火明明灭了,可摸到灶台时,掌心还是烫的。阿桂婶用柴灰把火星埋起来,说这样能留到后半夜,等醒了添把柴,就能热早上的粥。
“当年你爷爷就是这么教我的。”她往灶膛里塞了把干松针,火星“噼啪”跳了两下,映红了她眼角的皱纹,“他说过日子就像烧灶,得留点火种,不能一股脑烧尽了,不然天寒地冻的,连口热乎的都喝不上。”
我蹲在灶前,看着那些被柴灰盖着的火星,忽然想起早上的事。天刚亮时,我听见灶房有动静,扒着门缝看,阿桂婶正往灶膛里添柴,火光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忽大忽小,像个跳动的老故事。
“婶,您咋起这么早?”我推开门时,她正用锅铲敲着锅沿,锅里的粥“咕嘟”冒着泡,米香混着枣甜飘出来。
“睡不着。”她往灶膛里又添了根柴,“老想着你爷爷烧灶的样子,他总说我性子急,添柴太猛,火蹿得太高,饭容易糊。”她笑了笑,眼角的褶子挤在一起,“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怕我累着,想多烧几年灶,让我多睡会儿。”
粥好了,她给我盛了一碗,红枣浮在上面,甜得人舌尖发颤。“你尝尝,这是你爷爷种的金丝小枣,当年他说这枣得用灶膛余温煨着才甜,急火煮不出这味儿。”
我捧着碗,看着枣子在粥里打转,忽然明白,为什么她总守着这口老灶台,不肯换村里统一给装的煤气灶。那些被火燎黑的灶壁,被锅铲磨亮的灶台沿,被岁月熏黄的烟囱口,藏着的何止是烟火气。
正想着,院门外传来车轮声,是收粮的老周赶着驴车来了。车斗里的麻袋鼓鼓囊囊,装着刚收的新米,他站在车旁吆喝:“阿桂婶,新米要过秤不?”
“过!”阿桂婶放下锅铲,解下围裙擦了擦手,“让你侄女看看,今年的米比去年沉多少。”
老周搬来秤,钩子勾住麻袋时,秤砣滑了一下,他赶紧用手稳住,大声报数:“一百二十八斤!比去年多了十五斤!”
阿桂婶的眼睛亮起来,往我手里塞了个空麻袋:“帮着装米,今年的新米得装在这老麻袋里,透气。”麻袋上还留着去年的米香,粗粝的布面蹭得手心发痒。
装到第三袋时,我发现麻袋角有个破洞,米正顺着洞往外漏。阿桂婶看见了,从针线笸箩里找出块蓝布,三两下就缝好了,针脚歪歪扭扭,却把破洞堵得严严实实。
“你爷爷补麻袋总用蓝布,他说蓝色耐脏。”她把缝好的麻袋递给我,手指在布角上捻了捻,“其实我知道,他是觉得我最爱穿蓝布衫,故意找的由头。”
老周把称好的米搬上车,车板压得咯吱响。阿桂婶往他手里塞了袋新米:“给你家娃尝尝,灶膛余温煨过的枣,配新米熬粥,香。”
老周乐呵呵接过去,鞭子一甩,驴车“咯噔咯噔”往村外走,车后扬起的尘土里,混着新米的清香。
日头爬到头顶时,阿桂婶让我帮着翻晒场上的谷子。竹匾里的谷粒被晒得发烫,我用木耙子翻动时,谷粒从指缝漏下去,像撒了把碎金子。
“当年你爷爷晒谷,总爱把竹匾摆成圈,说这样像个粮仓,谷子看着心里踏实。”阿桂婶坐在场边的石碾上,手里择着豆角,豆角的清香和谷香缠在一起,“他走那天,也是这么好的太阳,谷粒在竹匾里滚来滚去,他忽然就倒在竹匾旁,手里还攥着把木耙子。”
我手里的木耙子顿了顿,谷粒在竹匾里停住了滚动。
“后来我总觉得,他没走。”阿桂婶的声音轻得像叹息,“每次翻谷粒,都能听见他在说‘慢着点,别把谷粒撒了’;每次烧灶,都能闻见他说的‘松针引火快,耐烧’;就连这老麻袋,摸着都像他的手,粗粗拉拉,却暖得人心头发烫。”
豆角择完了,她起身往灶房走:“中午咱吃豆角焖饭,就着新米,香。”
灶膛里的余温还在,我添了把柴,火苗“腾”地窜起来,舔着锅底,把阿桂婶的影子投在墙上,忽明忽暗,像老电影里的画面。
墙上的挂钟敲了十二下,正午了。晒场上的竹匾被阳光晒得发烫,谷粒的香味越来越浓,我忽然明白,那些灶膛里的余温,竹匾里的谷香,麻袋上的补丁,都是时光留下的念想,像灶膛里的火星,看着灭了,其实一直燃着,暖着往后的日子。
收谷的驴车走远了,车辙里落着几粒新米,被阳光晒得透亮。阿桂婶端着豆角从灶房出来,喊我吃饭时,我看见她眼角的皱纹里,盛着满满的光,像灶膛里跳动的火星,也像竹匾里滚动的谷粒,平凡,却又踏实得让人心里发烫。
午后的阳光穿过晒谷场,把竹匾的影子拉得很长,谷粒在光里轻轻跳,像在诉说着一个永远讲不完的故事——关于守候,关于传承,关于那些藏在烟火气里的爱与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