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伯蹲在院墙角,手里攥着把生锈的螺丝刀,正对着一个拆开的旧收音机捣鼓。阳光斜斜地打在他背上,把影子拉得老长,落在旁边那个掉了漆的铁皮工具箱上。
工具箱敞着盖,里面码着各式工具:扳手、钳子、卷尺,还有几卷不同型号的电线,线头上沾着黑黢黢的油污。最底下压着张泛黄的纸条,上面用铅笔写着几行字,是去年修邻居家电视机时记的线路图。
“王伯,您这收音机还能修好不?”路过的刘婶挎着菜篮问,“我家那台电风扇也转不动了,等您有空给瞅瞅?”
王伯头也没抬,用螺丝刀挑了挑收音机里的线圈:“不好说,这零件老得掉渣了。你家风扇先搁着,等我把这玩意儿拆明白,就过去。”他说着,从工具箱里摸出个小毛刷,仔细扫掉收音机里的灰尘,“你看这焊点,都氧化成黑的了,得重新焊一遍才行。”
刘婶放下菜篮,凑过来看了看:“您这工具箱比我家孩子岁数都大吧?”
王伯笑了,眼角堆起皱纹:“可不是,这箱子跟了我三十年,当年在供销社买的,花了我半个月工资。”他摩挲着工具箱的边缘,那里的红漆早就磨没了,露出银灰色的铁皮,边角却依旧厚实,“别看它旧,结实着呢。当年修生产队的拖拉机,全靠它装家伙事儿。”
正说着,工具箱里的卷尺“啪嗒”一声掉在地上,滚到了墙根。王伯弯腰去捡,手指碰到个硬邦邦的东西,摸出来一看,是枚生锈的铜顶针——是他老伴生前做针线活时用的,不知啥时候掉进了工具箱。
他捏着顶针看了会儿,又轻轻放回箱底,叹了口气:“老物件就是这样,用着用着就有了念想。”
收音机里突然“滋啦”响了一声,冒出串模糊的人声。王伯眼睛一亮,赶紧调整螺丝刀的角度:“成了!这老骨头还能出声!”
刘婶也乐了:“您这手艺真没的说。”
王伯摆摆手,把收音机往工具箱里一放:“走,修风扇去。正好让你看看,我这老伙计(指工具箱)装着多少能耐。”他合上箱盖,拎起工具箱往刘婶家走,铁皮箱子碰撞着工具,发出“哐啷哐啷”的响,像在哼一首老调子。
晒谷场边的老榆树上,挂着把掉了漆的木尺,尺身上用红漆画着密密麻麻的刻度,最底下那道“0”线磨得快要看不清了,往上数第三道刻痕旁写着个歪歪扭扭的“明”字——那是三十年前,明娃子第一次跟着大人来晒谷,踮着脚在木尺上刻下的,说要比一比今年的谷堆能不能高过这道线。
此刻,根叔正踩着木梯,用那把木尺量谷堆的高度。他眯着眼瞅准尺上的刻度,喊底下记账的小周:“记好了,今年头茬谷堆,高三尺七寸,比去年多了两寸!”
小周在本子上画个歪歪扭扭的谷堆,旁边标上“3.7尺”,忽然指着木尺问:“根叔,这尺上咋有这么多名字?‘兰’‘柱’‘宝’……个个都带个点?”
根叔从梯子上下来,摸了摸木尺上的刻痕,指腹蹭过那些被岁月磨平的字迹:“都是早年在这晒谷场干活的娃子。那年头收了谷,就按家里人头分,娃子们怕分少了,都在尺上刻自己名字,比着谁家庄稼长得高。”
他指着最上面那道刻痕,那里的字迹最深,旁边标着“5尺2”:“这是你柱子叔刻的,那年风调雨顺,谷子堆得跟小山似的,他站在谷堆上喊‘明年要刻到6尺’,结果转年就下了场大雨,谷堆塌了半边,他蹲在泥里哭,把木尺往土里插,说‘明年还来’。”
小周顺着刻痕往下看,忽然发现有道刻痕比旁边的浅很多,名字也模糊:“这是谁的?咋这么浅?”
“是你玲姨的。”根叔声音低了些,“她那会儿害喜,弯不下腰,让我替她刻的,说等娃生下来,带着娃一起来量。结果那年她生娃大出血,没挺过来……”他顿了顿,用袖子擦了擦木尺上的灰,“后来每年晒谷,我都替她把刻痕描深点,就当她还在这儿。”
说话间,几个半大的娃子背着半篓新收的谷子跑过来,看见木尺就吵着要刻名字。根叔笑着从屋里找出把新凿子:“轻点凿,别把木尺凿穿了。”
最小的娃子踮着脚,在“明”字上面一点凿了个浅痕,歪歪扭扭刻下自己的小名:“我要超过柱子叔!”
根叔看着木尺上新旧交叠的刻痕,忽然想起年轻时听老人说的话——日子就像这谷堆,一年年往上堆,刻痕深的是坎,浅的是甜,只要这木尺还在,就总有新的刻度往上添。
风卷着谷糠从晒谷场跑过,带着新米的清香,木尺在风里轻轻晃,那些深浅不一的刻痕,像一串被时光串起来的星子,亮闪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