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晨惊现：神秘纸箱中的少女尸体
1974年12月17日清晨7时许，香港跑马地的街道上，一位名叫林嫂的清洁女工正像往常一样进行着日常的清扫工作。当她来到黄泥涌道21号浩利大厦外的兽医诊所附近时，一个异常的景象引起了她的注意——在兽医诊所的门口，放着一个看似普通的电视机纸箱。
这个纸箱看起来与附近水果商贩用来装水果的箱子并无二致，因此林嫂并未特别在意。然而，当兽医诊所的工作人员在8点45分上班时，发现这个纸箱挡住了大门，便叫来同事一起将它挪到了路边。
大约一个小时后，林嫂再次经过这里，发现纸箱仍然放在原地。她以为这是没人要的垃圾，便决定将其清理掉。她尝试抱起纸箱，但发现它异常沉重，根本无法搬动。于是，她剪断了捆绑纸箱的绳子，打开了纸箱。
起初，林嫂看到的是一堆报纸，在报纸下面，她看到了一个白色的、类似于动物的东西。她以为这是诊所丢弃的动物尸体，因此与诊所工作人员发生了一些争执。随后，她离开现场，准备叫同事来帮忙抬走这个纸箱。
然而，当林嫂再次回到诊所门口时，眼前的景象让她惊恐万分——纸箱周围已经围满了人，而纸箱中赫然是一具 浑身 赤 裸 的女性尸体！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尸体 的两个 乳 房 已经被利器 割去，场面惨不忍睹。
警方迅速赶到现场，封锁了区域并展开调查。经过初步勘查，这是一具年轻女性的尸体，年龄大约在16-18岁之间，全身 赤 裸，双 乳 被割去，阴 毛 被高温物体 烧 焦，但 处 女 膜 完整，没有遭受 性 侵 的迹象。
法医检验后确定，死者是被人用右臂从背后箍颈至窒息而死，死亡时间大约在1974年12月16日晚上9点至17日凌晨之间。死者胃内还有未消化的食物，表明她在死前刚刚进食过。
这起离奇的案件很快引起了全香港的关注，被媒体称为\"跑马地纸盒藏尸案\"，成为香港历史上最着名的奇案之一。
二、身份确认：花季少女的最后行踪
2.1 失踪少女的身份
警方在确认死者身份时遇到了困难，因为尸体没有明显的面部损伤，但现场没有任何可以证明死者身份的物品。为了尽快确认死者身份，警方将死者的面部照片刊登在报纸和电视上，希望有人能够认出她。
很快，一个家庭前来认领尸体。死者名叫卞玉英，16岁，出生于1958年4月8日，家住香港东区筲箕湾。卞玉英家中兄妹八人，她排行第六，有三个姐姐、两个哥哥和两个弟弟。案发时，她的大姐已经结婚，二姐在一所公立学校任教，大哥就读于香港大学电机系，父亲开了一家鱼铺，靠卖鱼维持家庭生计。
卞玉英小学毕业后，一直在新法学院读书。后来，为了方便照顾两个弟弟，她转到了达成中学，在那里上夜校。白天有时间的时候，她会帮父亲卖鱼或做一些手工活来补贴家用。认识她的人都认为她是一个勤学懂事的乖乖女，没有人能想到她会遭遇如此悲惨的命运。
2.2 最后的通话与行踪
根据卞玉英家人和朋友的描述，警方拼凑出了她失踪前的最后行踪。
1974年12月16日下午4点左右，卞玉英在家中接听了两通电话。下午5点多，她告诉家人自己要提前出门，比平时早了很多。据她的哥哥说，他当天让妹妹去位于北角的新闻大厦，帮自己登一则报纸分类广告，所以她才提前出门。
下午6点30分左右，卞玉英用电话联系了她的同学陈彬彬，让对方归还之前借的录音带，因为她有别的朋友要用。两人约定在跑马地电车总站见面，时间是6点35分。
陈彬彬在后来的证词中提到，当时卞玉英说话急促，显得很紧张，而且周围环境非常嘈杂，像是有工厂机器的声音。陈彬彬的家离电车总站很近，她挂断电话后立即步行前往约定地点，但等了20多分钟，直到晚上7点，卞玉英都没有出现。由于卞玉英平时就有迟到和爽约的习惯，陈彬彬并没有太在意，于是独自回家了。
然而，当晚卞玉英并没有去夜校上课，也没有参加原计划的话剧彩排。她的家人开始担心起来，但以为她只是在朋友家过夜，直到第二天发现了她的尸体。
三、调查迷雾：线索与证据的交织
3.1 犯罪现场分析
警方在调查过程中，首先对犯罪现场进行了详细分析。他们发现，用来藏尸的纸箱是一个日立牌S67b型的电视机包装纸盒，底部有轻微的拖拉痕迹，但损毁并不明显。这一发现让警方推测，凶手可能并没有将纸箱运输太远，第一犯罪现场可能就在跑马地附近。
为了验证这一推测，警方进行了一系列实验。他们找来了与卞玉英身高、体重相同的女警和相同型号的纸箱，模拟凶手抛尸的过程。实验结果显示，如果凶手是一个人拖行纸箱，会造成很大的磨损；如果是两个人一起抬着纸箱，纸箱底部也承受不住尸体的重量。
警方还调查了当时市面上常见的五十多款私家车，发现这些车辆的前排、后排以及后备箱都容不下这个型号的纸箱。如果使用货车运输，凶手没有理由将尸体抛在大街上而不是荒郊野外。综合这些因素，警方初步推断，卞玉英的遇害地点就是在电车总站一带。
3.2 物证收集与分析
除了对纸箱的分析，警方还收集了其他重要物证。在卞玉英的尸体上，警方发现了一些关键线索：
1. 纸箱内的\"未焊\"字样纸条、接电线的胶布和铜碎
2. 卞玉英指甲缝里提取到的衣服纤维
3. 头发上的一小节用来接电线的红色电线胶布
4. 尸体上盖着的1974年10月20日出版的英文报纸
警方还注意到，卞玉英的指甲缝中提取到的衣服纤维与普通衣物不同，这可能是凶手留下的重要线索。此外，尸体 上的 烧伤痕迹和 乳 头 被割除的残忍手法，表明凶手可能有某种心理变态或特殊癖好。
在接下来的调查中，警方走访了跑马地周边的800多人，询问了750多名电器行的工作人员，试图找到与案件有关的线索。他们还根据电视机的型号，调查了销售和维修该型号电视的从业者，以及购买过这台电视的人。然而，这些努力都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四、关键突破：雪糕店内的秘密
4.1 意外发现
时间很快来到了1974年12月底，也就是案发的半个月之后。这天，一名警员偶然到尸体发现地点附近的安美雪糕店接电话。该雪糕店就在兽医诊所的隔壁一楼，平时售卖雪糕和饮品，电话则在二层阁楼。
当这名警员走上二楼后，发现这里不仅有一个座机电话，还是雪糕店用来维修自动贩卖机的小型工厂。阁楼里摆放着各种工具、材料和纸箱，这与警方之前在案发现场发现的物证非常相似。
更重要的是，警方在阁楼里发现了与案发现场相同的铜丝、红色胶布和白色纸条。此外，他们还找到了一些报纸，虽然这些报纸是中文的，与尸体上的英文报纸不同，但这一发现仍然让警方对这家雪糕店产生了浓厚兴趣。
4.2 锁定嫌疑人
警方迅速对安美雪糕店展开了全面调查。他们查看了店内的值班表，发现1974年12月16日晚上，只有一名兼职员工在店内工作，他就是26岁的欧阳炳强。
欧阳炳强出生于中国内地，当时已经结婚一年，有一个一岁左右的女儿，妻子张金凤当时已经怀孕。白天，他在官塘区一家工厂担任文员，晚上则在安美雪糕店兼职，通常工作到晚上10点。
警方注意到，欧阳炳强有机会接触到店内的各种工具和材料，包括电线、烧焊器等，这些都与案发现场的物证相符。此外，卞玉英的同学陈彬彬曾提到，卞玉英经常在安美雪糕店购买雪糕，这增加了她在这里遇害的可能性。
1975年1月3日，警方申请到了搜查令，前往欧阳炳强的家中，带走了他的23件衣服进行化验。两个月后的3月27日，欧阳炳强被警方正式拘捕。
五、科学鉴证：纤维与环境证据
5.1 关键科学证据
在欧阳炳强被拘捕后，警方进行了一系列科学鉴证，试图将他与犯罪现场联系起来。这些科学证据成为了案件审理的关键：
1. 纤维证据：警方在卞玉英的指甲缝中发现了269条纤维，其中7条与欧阳炳强工作时穿的西装纤维相匹配。这些纤维在颜色、质地和结构上完全一致，表明卞玉英在死前曾与欧阳炳强有过激烈的身体接触。
2. 环境物证：卞玉英头发上的电线胶布和纸屑与安美雪糕店阁楼里的物品完全相同。这些特殊的材料在当时并不常见，进一步支持了犯罪现场在雪糕店的推测。
3. 作案条件：安美雪糕店的经理和员工打卡记录证明，欧阳炳强是案发当晚唯一的值班员工，并且他是少数持有店门铁钥匙的员工之一。这意味着他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在店内实施犯罪而不被发现。
4. 作案工具：警方在安美雪糕店的阁楼里发现了与案发现场相同的电线、烧焊器和其他工具，这些工具上的痕迹与卞玉英尸体上的伤痕相符。
5. 行为证据：警方还找到了两位证人，她们声称曾遭到欧阳炳强用火烧裙子的骚扰行为。这些证词表明欧阳炳强可能有某种 性 变态倾向，与卞玉英尸体上的烧伤痕迹相符。
5.2 科学鉴证的争议
尽管科学证据看起来很有说服力，但这起案件在当时引起了巨大争议，因为它是香港历史上第一宗仅依靠科学鉴证和环境证据定罪的谋杀案，没有直接的目击证人和动机证据。
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纤维证据的局限性：虽然警方找到了与欧阳炳强西装匹配的纤维，但这些纤维也可能是卞玉英在正常光顾雪糕店时留下的，而非在犯罪过程中留下的。
2. 缺乏直接动机：欧阳炳强有稳定的工作和幸福的家庭，与卞玉英素不相识，没有明显的杀人动机。他的妻子张金凤在后来的采访中表示，他们夫妻感情很好，家庭生活幸福，无法理解为什么丈夫会被指控犯下如此可怕的罪行。
3. 警方调查的片面性：有批评者认为，警方在调查过程中过于专注于欧阳炳强，而忽视了其他可能的嫌疑人，包括卞玉英的夜校追求者和传闻中与她有过节的人。
4. 证据链的不完整性：虽然多项证据指向欧阳炳强，但缺乏dNA等现代科学证据，无法完全排除其他可能性。
5. 警方的腐败问题：当时香港警队普遍存在贪污现象，廉政公署刚刚成立，警方压力巨大，有人质疑他们可能急于破案而诬陷无辜。
这些争议使得这起案件成为香港司法史上的一个重要案例，引发了对科学鉴证可靠性和司法公正的广泛讨论。
六、庭审与判决：争议与悬念
6.1 庭审过程
1975年，欧阳炳强谋杀案在香港高等法院开庭审理。控方律师以科学鉴证为主要证据，指控欧阳炳强在安美雪糕店的阁楼上杀害了卞玉英。他们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卞玉英到雪糕店借用电话，欧阳炳强试图对她进行 性 侵犯，遭到反抗后将其勒死，随后残忍地 割 去 她的 乳 头 并烧毁 她 的阴毛。
欧阳炳强在整个庭审过程中始终坚称自己是无辜的。他的辩护律师则提出了一系列质疑：
1. 警方没有找到任何直接证据证明欧阳炳强与卞玉英的死亡有关
2. 欧阳炳强身上没有任何与卞玉英搏斗留下的伤痕
3. 卞玉英的夜校签到簿在案发当天不翼而飞，这可能是一个关键线索
4. 案发时安美雪糕店的阁楼环境安静，与陈彬彬听到的嘈杂背景声音不符
5. 警方在调查过程中使用了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
庭审过程中，控方和辩方就科学证据的可靠性展开了激烈辩论。控方认为，虽然没有单一证据可以直接定罪，但多项环境证据的组合足以排除合理怀疑。辩方则强调，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不能仅凭间接证据就判定一个人有罪。
6.2 判决与上诉
经过长时间的审议，由5男2女组成的陪审团最终以5比2的多数裁定欧阳炳强谋杀罪名成立，法官判处他死刑。这一判决在香港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许多人认为仅凭科学鉴证和环境证据不足以判处一个人死刑。
欧阳炳强及其家人对判决结果表示强烈不满，立即提出上诉。他们聘请了着名律师胡鸿烈和汤家骅为欧阳炳强辩护，希望能够推翻原判。
在上诉过程中，欧阳炳强的辩护团队提出了多项新证据和质疑，但法院仍然维持了原判。即使案件上诉到了伦敦枢密院，也未能改变判决结果。
1977年2月9日，香港总督会同行政局考虑到案件的特殊性和社会争议，决定赦免欧阳炳强的死罪，将其改判为终身监禁。这一决定在当时被视为一种妥协，既维护了法律的权威，又考虑到了案件的争议性。
七、狱中岁月：坚持与放弃的挣扎
7.1 漫长的监禁生涯
在接下来的25年里，欧阳炳强在监狱中度过了漫长的岁月。尽管他始终坚称自己无辜，但监狱当局仍然将他视为危险的杀人犯。他的妻子张金凤起初坚信丈夫是清白的，经常前往监狱探望他，并为他的上诉四处奔走。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张金凤的信念开始动摇。面对一次次的上诉失败和社会舆论的压力，她逐渐失去了希望。1981年，张金凤宣布与欧阳炳强离婚，并带着女儿改嫁他人。这一打击对欧阳炳强来说几乎是毁灭性的，但他仍然没有放弃证明自己清白的努力。
在狱中，欧阳炳强表现良好，被视为模范囚犯。他参加了各种教育课程和职业培训，试图通过提升自己来应对未来的生活。然而，他的假释申请却一次次被驳回，主要原因是他拒绝承认自己有罪。
7.2 最后的认罪与释放
随着时间的推移，欧阳炳强的身体状况逐渐恶化。他意识到，如果继续坚持自己的清白，可能将在监狱中度过余生。在多方压力下，他最终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承认自己误杀了卞玉英，以换取假释的机会。
2002年，在被监禁了28年后，欧阳炳强终于获得了假释。出狱后，他与一位中国女子结婚，并皈依了基督教。他很少接受媒体采访，但在一次罕见的访谈中，他仍然坚持自己是无辜的，称自己的认罪只是为了获得自由的无奈之举。
值得注意的是，当年代表欧阳炳强上诉的胡鸿烈律师和汤家骅大律师，在多年后仍然坚信他是清白的。胡鸿烈在一次采访中表示：\"我曾力劝欧阳炳强承认误杀，这样可能只判两年监禁，但他坚决否认杀人。他的态度让我相信他是清白的。\"
八、未解之谜：真相与推测的交织
8.1 可能的真凶与动机
尽管欧阳炳强已经认罪并获释，但关于这起案件的真相仍然存在诸多未解之谜。根据各种线索和推测，可能的真凶和动机包括：
1. 欧阳炳强的犯罪可能性：从作案条件来看，欧阳炳强是案发当晚雪糕店的唯一值班人员，有机会接触到作案工具和材料。他拥有阁楼的钥匙，很可能将卞玉英诱骗到阁楼实施犯罪。从心理动机来看，有证人指控他曾有过性骚扰行为，可能对卞玉英产生了不轨企图，在遭到反抗后杀人灭口。
2. 夜校追求者的可能性：据报道，卞玉英在夜校有一个追求者，在被拒绝后曾散布她的谣言。这个人可能因爱生恨，对卞玉英实施了报复性的杀害。
3. 黑社会人物的可能性：另一个传闻称，卞玉英可能结识了一些黑社会人物，因某种原因遭到报复。她的尸体被残忍肢解和毁容，可能是黑社会的警告或惩罚。
4. 科学鉴证的误判：还有一种可能性是，科学鉴证在当时还不够成熟，导致了误判。那些与欧阳炳强西装匹配的纤维可能是在正常情况下留下的，而真正的凶手则逍遥法外。
8.2 案件疑点与争议
这起案件留下了许多未解之谜和争议点，主要包括：
1. 死亡时间的变更：法医对卞玉英死亡时间的判断多次变更，这引起了对法医鉴定可靠性的质疑。
2. 失踪的签到簿：卞玉英的夜校签到簿在案发当天不翼而飞，可能是一个关键线索，但警方未能找到它。
3. 证人证词的可靠性：控方的两位品格证人都是卞玉英的同学，她们的证词是否完全客观公正，值得怀疑。
4. 警方调查的公正性：当时的香港警队存在严重的腐败问题，有人质疑警方是否急于破案而忽视了其他可能性。
5. 科学鉴证的局限性：在缺乏dNA等现代科学证据的情况下，仅凭纤维和环境证据是否足以定罪，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法律问题。
6. 动机的缺失：欧阳炳强与卞玉英素不相识，没有明显的杀人动机，这使得许多人难以相信他就是凶手。
这些未解之谜和争议使得这起案件成为了香港司法史上的一个标志性案例，引发了人们对科学鉴证、司法公正和证据标准的深入思考。
九、社会影响：案件背后的深层反思
9.1 科学鉴证的进步
这起案件虽然充满争议，但它确实推动了香港科学鉴证技术的发展。作为香港历史上第一宗仅依靠科学鉴证和环境证据定罪的谋杀案，它引起了警方和法律界对科学鉴证重要性的认识。
此后，香港警方投入更多资源发展科学鉴证部门，引进了更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这不仅提高了破案率，也为后来的刑事案件提供了更可靠的证据标准。可以说，这起案件成为了香港科学鉴证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9.2 司法制度的改革
这起案件还引发了对香港司法制度的深入反思。案件的争议性促使立法者和司法机构重新审视证据标准和定罪原则，特别是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如何判断一个人的罪行。
案件的审理过程也暴露了当时香港司法制度中的一些问题，如警方调查的片面性、辩护权的保障不足等。这些问题后来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推动了香港司法制度的现代化和公正化。
9.3 公众意识的觉醒
这起案件引起了香港社会的广泛关注，提高了公众对刑事案件和司法程序的认识。许多市民开始关注科学鉴证的可靠性、证据链的完整性以及嫌疑人权利的保障等问题。
这种公众意识的觉醒对香港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促进了法治观念的普及和公民意识的提高。它让人们认识到，司法 公正不仅关乎个人 命 运，也关乎 整个社会 的公 平 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