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蛇
临江城外有个村子，村尾的茅草屋里住着王省元。那时候他还没考取功名，大伙儿只叫他王秀才。家里穷得叮当响，土墙上裂着缝，冬天漏风，夏天闷热，屋顶的茅草一年得补三次。他穿着打满补丁的长衫，袖口磨出了毛边，却总把唯一一本《论语》包得整整齐齐，走到哪儿带到哪儿。
为了糊口，王秀才进城找了个馆，在大户人家教几个孩子念书，每月能得二千文束修。这点钱，够买三石米，勉强够家里老两口和他自己糊口。他省吃俭用，每文钱都恨不得掰成两半花，早上就着咸菜啃干饼，晚上喝稀粥，攒下的钱全托人捎回家，自己身上从不留余钱。
那年秋天，稻子刚黄，邻村的张老五进城赶集，顺路捎来王秀才爹娘的信。信里说，家里的镰刀坏了，想买把新的，还缺些油盐钱，让他匀出点来。王秀才捏着信纸，眉头皱成个疙瘩——离发束修还有十来天，手里分文没有。
他想了想，叫过最年长的学生李二郎：“二郎，你去跟你家账房说，先从我的月钱里预支五百文，我急用。”李二郎点头应了，不多时就拿着一串铜钱回来。王秀才正忙着给小孩子们讲“孝悌”，接过钱就随手递给李二郎：“你先收着，等会儿我交代张老五带走。”
可转身一忙，他就把这茬忘了。李二郎是个实心眼，见先生没再提，便把铜钱放在了先生住的那间小屋的书桌上，想着等先生闲了再说。那天下午，王秀才被东家叫去商量事，回来时天已经黑了，洗漱完倒头就睡，压根没瞧见桌上的钱。
夜里，他做了个怪梦。梦见自己住的小屋炕上，盘着两条蛇，一青一黄，吐着信子，在被褥上缠来绕去，一会儿绞成一团，一会儿又分开，眼睛亮得像灯，直勾勾地盯着他，看得他浑身发毛。他想喊，嗓子像被堵住；想跑，腿像灌了铅。那蛇越缠越紧，几乎要缠到他身上来，他猛地一挣，“嗷”一声醒了，浑身冷汗，心脏“咚咚”跳得像打鼓。
窗外的月亮挂在树梢，屋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喘气声。王秀才坐了半晌，心里直犯嘀咕：“好好的，怎么会梦见蛇？”
第二天一早，张老五就要回乡了。王秀才想起钱的事，赶紧找李二郎：“昨天让你预支的钱呢？快给我。”李二郎这才一拍脑袋：“先生，昨天我放您书桌上了，忘了告诉您！”
王秀才赶紧回屋找，果然在书桌一角发现了那串铜钱，用麻绳串着，沉甸甸的。他拿起钱的那一刻，突然想起昨晚的梦，后背“唰”地冒起一阵凉气——两条蛇，可不就像这串钱的形状？缠来绕去，不就是担心这提前支来的钱会生出事端？
他捏着那串钱，心里五味杂陈。两千文的月钱，在有钱人眼里不值一提，可对他来说，是全家的指望。就这提前十来天支用的五百文，竟让他梦见了蛇妖，这说明什么？说明他骨子里就不是能担财的人，连这点小钱都消受不起。
“唉……”王秀才长长叹了口气，对李二郎说，“你说，我这点出息，还求什么功名？”他想起那些史书里写的陶朱公、猗顿，都是富可敌国的人物，要是连五百文都能让自己做噩梦，真得了富贵，还不知道会招来什么祸事。
当天下午，王秀才就收拾了包袱。几件换洗衣裳，那本磨破了角的《论语》，再没别的。他跟东家辞行，说自己不是教书的料，想回村种地。东家挽留他：“王先生教得好，孩子们都喜欢你。”他只是摇头：“我这命，担不起这束修，还是回家啃我的野菜饼子踏实。”
回了村，王秀才真就拿起了锄头。每天跟着爹娘下地，种稻子，种青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晚上就在油灯下看书，不看科举文章，只看些农桑杂记。村里人都笑他傻：“放着城里的安稳日子不过，回来遭这份罪。”他听了，只是笑笑。
过了些日子，科举的诏令下来了。以前的同窗、城里认识的朋友都来找他，拉着他说：“省元，你文笔那么好，不去考太可惜了！”王秀才起初不应，架不住大伙儿天天来劝，说他不是为自己，也得为家里争口气。他爹娘也劝：“儿啊，去试试吧，就算考不上，也不后悔。”
王秀才拗不过，只好又拾掇起笔墨，跟着朋友们进了考场。他心里没什么杂念，写文章时只想着把话说清楚，把道理说明白，写完就交了卷，连检查都没检查。
谁成想，发榜那天，他的名字竟排在了乡试的第一位！消息传到村里，大伙儿都炸了锅，跑到王家茅草屋前放炮仗，说：“王秀才出息了！成举人了！”王秀才自己也愣了半天，摸着那本《论语》，喃喃道：“这……怎么会？”
第二年春天，他又去京城参加省试。依旧是那副平常心，别人挑灯夜读，他倒头就睡；别人紧张得吃不下饭，他该吃吃该喝喝。结果放榜，他竟中了省闱第一名，成了会元！
后来，王秀才一路做官，从地方到中央，官做得不小，名声也很好。他始终记得那个梦，从不贪财，不纳贿，俸禄除了养家，剩下的都捐给了乡里的学堂。有人问他：“大人现在富贵了，还记得当年那两千文束修的事吗？”
他总是笑着说：“怎么不记得？那两条蛇，比先生还教我得多。它告诉我，不是你的，别强求；是你的，也得端稳了，别让钱压垮了脊梁。”
他的伯兄那时候正在京城的馆里教书，听同住的读书人说起这件事，回来跟家里人讲：“省元这命，真是奇了。本想一辈子种地，偏偏功名自己找上门。说到底，还是他心正，不贪不占，连蛇都护着他呢。”
这话传到王省元耳朵里，他只是摇头。他知道，护着他的不是蛇，是那份“知止”的清醒。两千文的束修也好，后来的高官厚禄也罢，能拿多少，能担多少，心里得有数。就像地里的庄稼，该施多少肥，该浇多少水，过了头，就会烂根。
直到老了，王省元退休回乡，还常坐在当年那间茅草屋的门槛上，给村里的孩子讲那个梦。他说：“钱这东西，就像水，少了渴，多了淹，能解渴就行，别想着把整条河都装家里。”孩子们似懂非懂，只觉得那个梦见蛇的秀才爷爷，真有意思。
雷殛
绍兴二十五年的夏天，广州城像被扔进了蒸笼。番巷里的青石板被晒得发烫，脚踩上去能烫掉一层皮，连巷口那棵百年榕树都蔫头耷脑，叶子卷成了筒。巷尾住着户姓陈的人家，家里有个独生女，街坊都叫她阿蛮。
阿蛮生得是真好看，皮肤白得像番商带来的珍珠，眼睛亮得赛过珠江里的月光。爹娘疼她疼得像眼珠子，把她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街坊常说：“陈家这闺女，是蜜罐里泡大的。”可蜜泡久了，就泡出了一身戾气。
打小起，阿蛮就没听过“顺”字。要吃糖，爹娘晚给一刻，她能把糖罐摔得粉碎；要新衣裳，花色不对，能把布匹撕成条。长大了更甚，爹娘说话稍重些，她便叉着腰骂，声音能掀翻屋顶。邻居劝过：“丫头大了，该教管教。”陈老爹总是叹着气摆手：“就这一个，随她吧。”
后来，爹娘给她招了个上门女婿，姓李，是个老实巴交的船工，话不多，只会闷头干活。阿蛮却瞧不上他，嫌他身上有鱼腥味，三天两头骂他“窝囊废”，有时还动手推搡。李郎从不还嘴，只是默默收拾被她砸烂的碗碟，夜里躲在柴房抽烟袋，烟锅里的火星明灭，映着他红着眼圈。
这年七月，暑气正盛。阿蛮约了几个相好的姐妹，在河边酒楼喝了一下午酒。喝到太阳西斜，她脸红得像庙里的关公，脚步虚浮地往家晃。路过巷口杂货铺，王阿婆见她醉醺醺的，好心劝：“阿蛮，少喝点，你爹娘该担心了。”
“要你管！”阿蛮抬手就把王阿婆的货摊扒拉到地上，陶罐碎了一地，腌菜汤流得满地都是，“老不死的，再多嘴，撕烂你的嘴！”王阿婆气得浑身发抖，却敢怒不敢言——这丫头，是出了名的混不吝。
回到家，陈母闻着她一身酒气，皱着眉说：“又喝成这样，李郎找你半天了。”
“找我？他配吗？”阿蛮把手里的酒壶往地上一摔，碎片溅到陈母脚边，“你少管我！老东西，养我这么大，连顿酒都不让喝？我看你就是见不得我好！”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陈母被她骂得眼圈发红。
“我怎么说话了？”阿蛮嗓门更高了，“当初要不是你非逼着我招那个窝囊废，我能这么不痛快？你就是故意的！想害我一辈子！”她越骂越凶，从陈母年轻时的旧事骂到如今的生活，污言秽语像脏水一样泼出来，连街坊都围到门口听，一个个摇头叹气。
陈老爹气得浑身发抖，抄起墙角的竹棍就要打，却被陈母死死拉住：“别打，她喝醉了……”
“打啊！有本事你打死我！”阿蛮梗着脖子往前凑，“打死我，你们就没人养老送终了！老东西，我看你敢！”
骂够了，她一甩袖子冲出家门，站在巷子里，右手食指指着陈家大门，继续骂：“姓陈的，你们给我等着！等我出去找个大老板，把你们这破屋给拆了！让你们睡大街！”她唾沫横飞，手指戳戳点点，那些话脏得让路过的姑娘都红了脸低下头。
邻居们实在看不下去，有人喊：“阿蛮！差不多行了，那是你爹娘！”
“滚！”阿蛮转头就骂，“关你们屁事！再啰嗦，连你们家一起骂！”她叉着腰站在路中间，活像个撒泼的夜叉。
就在这时，原本晴朗的天，不知何时滚来一团黑云，遮住了日头。风突然刮起来，卷着沙砾打在人脸上生疼。巷子里的人都觉得不对劲，纷纷往家躲。
“怕什么？天要下雨了？下啊！有本事下刀子！”阿蛮还在骂，右手依旧指着陈家大门，“老天爷都怕我！”
话音刚落，“轰隆”一声巨响，震得人耳朵嗡嗡响。一道惨白的闪电劈下来，正好落在阿蛮身上。众人只听她尖叫一声，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抽了一下，直挺挺地倒下去。
雨“哗啦啦”下起来，冲刷着地上的血迹。等雨稍小些，胆大的邻居凑过去看——阿蛮躺在地上，身子已经硬了，右手还保持着指骂的姿势，手指直直地指着陈家大门，眼睛瞪得溜圆，脸上还凝固着骂人的凶相。
陈母当场就哭晕过去，陈老爹瘫坐在地上，半天说不出话。李郎从外面找回来，看到这情景，手里的灯笼“啪”地掉在地上，火苗在雨里挣扎了几下就灭了。
街坊们议论纷纷：“造孽啊，对爹娘这么狠，遭天谴了！”“我早就说过，这丫头心太毒，迟早要出事……”“你看她那手，还指着呢，是死不认错啊……”
官府来人验了尸，也查了街坊，最后只在卷宗上写了句：“不孝忤逆，遭雷殛死。”
我那时正在南海任职，听属下来报这桩奇事，特意去番巷看了看。阿蛮的尸体已经收殓了，可街坊们说起当时的情景，还一脸后怕。有人说，打雷前看见她头顶上有团黑气，像个爪子；还有人说，听见雷声里有个声音在骂“孽障”。
陈家父母大病一场，李郎没过多久就辞了工，回了乡下——那座房子，他是再也住不下去了。后来路过番巷，总看见陈家大门紧闭，门口那片被雷劈过的地面，草都长不出来，光秃秃的，像块疤。
巷子里的人路过那里，都会绕着走，老人会拉住孩子说：“看见没？对爹娘不好，是要遭报应的。”
那年的夏天格外长，雨水也多。每次打雷，番巷的人都会想起阿蛮，想起她最后那个指着家门的姿势。那道雷，不光劈死了一个不孝女，也在街坊心里劈下了一道印——天地有灵，善恶终有报，尤其是对生你养你的爹娘，半分亏心都不能有。
碓梦
靖康末年的风，总带着股铁锈味。青齐之间的郡县遭了兵祸，城墙塌了大半，百姓逃的逃、死的死，连官道旁的榆柳树都被砍去当柴烧，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桩，像插在地上的断骨。就在这样一片狼藉里，有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达官，守着一座孤城，最终没能等来援军，城破时死在了乱军之中。没人知道他具体犯了什么错，只听说他死前还在城楼上指挥士兵修补缺口，箭羽穿透他胸膛时，手里还攥着半截染血的城防图。
十年光阴，足够让断墙长出半人高的野草，也足够让生者把死者的模样记成模糊的影子。达官的儿子已长成青年，靠着变卖家里最后一点藏书，在江南水乡讨了个生计，日子过得不算富裕，却也安稳。他几乎快要忘记父亲死时的惨烈，直到那个诡异的梦找上门来。
那夜月色惨白，青年睡得正沉，忽然发觉自己走在一条熟悉的官道上——正是当年父亲守郡时，他常跟着仆人去市集买糖人的路。道旁的榆柳竟抽出了新枝，柳叶垂到肩头，却一片叶子也没有，枝桠间悬着的，是一串串暗紫色的花，像无数只闭着的眼睛。
四周静得可怕，连虫鸣都没有。青年正纳闷，忽然听见前方传来“咚咚”的巨响，像有数百面鼓在同时敲打，震得脚下的土地都在发颤。他吓得心提到嗓子眼，想起父亲说过的兵戈之声，以为是金兵又打来了，慌忙钻进路旁一间破败的土屋，从墙缝里偷偷往外看。
鼓声越来越近，尘土飞扬中，竟走来一队奇形怪状的“鬼差”——他们个个面无血色，穿着破烂的皂衣，扛着一盘巨大的石磨。那磨盘足有半人高，磨齿间还沾着暗红的血渍，几百个鬼差喊着整齐的号子，推着磨盘往前挪，石磨转动时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像是骨头在摩擦。
青年正看得浑身发毛，突然看见磨盘上方，竟伸出一颗人头！头发被磨盘绞住，正随着石磨的转动一点点往下扯，鲜血顺着磨盘淌下来，在地上积成一滩，发出腥甜的气味。那张脸在血污中若隐若现，青年定睛一看，魂都吓飞了——那不是别人，正是他死去十年的父亲！
“爹！”他失声想喊，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只能眼睁睁看着父亲的头颅在磨盘上痛苦地扭曲，每转一圈，就有一缕头发连带着头皮被磨掉，露出白骨。青年死死捂住嘴，眼泪混合着恐惧往下淌，心脏像被那石磨碾过一样疼。
就在这时，身后又传来同样的鼓声，他猛地回头，透过另一扇窗缝看去——又是一盘石磨，磨盘上的人头，竟是他早已病逝的母亲！母亲生前最是温和，此刻却双目圆睁，嘴角淌着血沫，看着他的方向，像是在求救。
“娘——！”青年再也忍不住，放声大哭，哭声撕破了梦境，他浑身冷汗地从床上坐起，窗外的月光正照在他脸上，冰冷如霜。他摸了摸自己的脸颊，全是泪水，心脏还在狂跳，耳边仿佛还回响着石磨转动的“嘎吱”声，挥之不去。
这梦太过真实，真实到让他脊背发凉。他想起民间传说里“阴曹地府会惩罚作恶之人”的说法，难道父亲生前真的犯了什么滔天大罪，死后要受这“磨盘之刑”？可他记忆里的父亲，总是穿着整齐的朝服，会教他读《论语》，会在他犯错时用戒尺轻轻打他手心，怎么会是“蠹国害民”之辈？
越想越怕，青年连夜收拾行李，揣着仅有的几百贯钱，赶往严州——那里有座香火鼎盛的道观，据说做黄箓醮法事能超度亡魂。他想不通父亲到底做错了什么，但他知道，自己必须做点什么，哪怕只是求个心安。
严州的道观果然气派，朱红的大门前立着两尊石狮子，香火缭绕中，道士们穿着法衣往来穿梭。青年找到道观里最有威望的宗室子弟——兵马监押子举，把自己的梦和盘托出，恳求他主持一场黄箓醮，救救他父母的亡魂。
子举看着他泛红的眼眶，点头应下。当晚，道观里灯火通明，四十九名道士围着法坛诵经，青年跪在坛前，听着经文声，心里稍安。夜半时分，有人悄悄拽了拽他的衣袖，低声说：“你看浴室门口。”
青年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只见浴室门口立着一个穿紫袍、系金带的身影，身形只有一尺来高，眉目清晰，正是他父亲生前的模样。那身影静静地站在幡旗旁，眼神复杂地看着他，像是有千言万语要说，却又什么都没说，片刻后便走进了浴室。
青年的眼泪又涌了上来——父亲果然在！他没有消失，只是被困在了这痛苦的境地。
醮事结束后，子举递给青年一个密封的木盒，盒口用泥封着。“这是坛上请下来的示语，”子举神色凝重，“你回去后放三天再打开，能不能懂，就看缘分了。”
青年捧着木盒，一路心神不宁地回到家，按子举的吩咐，把木盒放在神龛上，日夜焚香祈祷。三天后，他颤抖着拆开泥封，打开盒子——里面没有书信，只有一层厚厚的灰，灰上竟用某种汁液画着几个字，像极了父亲的笔迹：“某人蠹国害民，罪在不赦。”
“某人”二字，分明就是指他父亲。青年瘫坐在地上，大哭起来。他不明白，父亲守孤城到最后一刻，怎么就成了“蠹国害民”？难道是城破时为了保命，投降过金兵？还是私藏了军粮，导致士兵饿死？无数个猜测像毒蛇一样钻进他心里，让他既痛苦又迷茫。
就在他哭得撕心裂肺时，道观那边传来消息——子举说，醮事当晚，有个女子的魂魄也被引来，自称是青年父亲的亲戚，靖康年间跟着丈夫在河北做官，被金兵杀害，一直没找到归宿，多亏这场醮事，才得以现身。她还认出了子举身边的几个仆人，说起青年家的旧事，连哪年添了个丫头、哪年丢了只铜炉都分毫不差。
更巧的是，当时在场的张晋彦（字祁），正好认识青年家的几个亲戚，便上前搭话。那女子的魂魄竟跟他聊了一夜，从青年祖父的官职，到他小时候得过一场天花，说得清清楚楚。张晋彦问起自己早已过世的亲人，女子也一一作答，连他母亲临终前戴的银镯子上有个缺口都知道。直到天快亮，第一缕阳光照进道观，女子的身影才渐渐淡去。
张晋彦把这事告诉了青年，叹息道：“看来阴间的事，并非空穴来风。你父亲或许真有不为人知的过错，只是当年我们这些外人不知道罢了。”
青年捧着那盒灰，看着“罪在不赦”四个字，突然想起小时候偷听到的对话——父亲曾在书房跟人争吵，说“那批粮草不能动”，对方却骂他“死板”。后来城破时，士兵们确实饿得连弓都拉不开……难道父亲真的为了坚守某种原则，宁愿看着士兵饿死？还是说，他其实私吞了粮草，却对外谎称被金兵截获？
他不敢再想下去。那夜的梦、父亲的身影、灰上的字迹、女子的魂魄……一切都在告诉他，父亲的“非命”并非偶然，阴谴也不是空幻的传说。或许这就是佛家说的“三世业力”，前世的因，今生的果，哪怕死了，也得一笔一笔清算。
青年最终没有再为父亲辩解。他把那盒灰撒进了门前的河里，看着灰粒在水中慢慢散开，像无数个解不开的谜团。风吹过水面，荡起涟漪，仿佛父亲在磨盘上痛苦的呻吟，一遍遍地回响在他耳边。
从此，他再也没做过那样的梦，只是每逢清明，都会往河里撒一把纸钱，不多言，不多问。有些事，或许永远没有答案，接受它，才是对亡魂，也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
异人传方：胡权与治疽奇药
歙县丞胡权在京城时，曾遇一位行踪诡秘的异人。那人身着粗布麻衣，面蒙轻纱，只露出一双清澈如古泉的眼睛。两人偶遇于酒肆，异人见胡权眉宇间隐有忧色，便问其故。胡权叹道，近来京中疽疮横行，自己管辖的歙县也未能幸免，医者们用尽手段，却总在“未成者难消、已成者难溃”的困境里打转，不少百姓因此丧命，实在心焦。
异人闻言，从怀中摸出一张泛黄的麻纸，上面用朱砂写着一方，递与胡权：“此乃‘治疽内托散’，或可解你之忧。”又细细叮嘱，“此方看似寻常，却能令未成的疽疮自行消散，已成的快速溃脓，败脓会自行排出，无需用手挤压，恶肉也会自动脱落，不必动刀。服药后，痛苦立减，你且记好用法。”
胡权将信将疑接过药方，只见上面写着：人参、当归、黄芪各二两，川芎、防风、厚朴、桔梗、白芷、甘草各一两，另加桂末一两。需将这些药材研成细末，混合均匀。服用时，每次取三五钱，用热酒送服，能多饮便多饮些；不能饮酒者，可用木香汤代替，只是药效稍逊，远不及酒力助药发挥得奇妙。
异人走后，胡权对着药方琢磨了半晌。这十味药，皆是常见药材，既无剧毒猛药，也无罕见之物，怎么看都像是寻常的补气血、通经络的方子，真能治那凶险的疽疮？他心里打鼓，却又想起异人那双笃定的眼睛，终究还是按方配了药，打算先在自己辖地试试。
没过几日，京中传来消息，有个百姓背上生了七十多个疽疮，密密麻麻如蜂窝，疼得日夜哀嚎。请来的大夫们用尽汤药、膏药，甚至想用刀割开排脓，都被那百姓拼死拒绝。眼看人就快不行了，家属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找到胡权，求他给条活路。
胡权带着配好的药粉赶来，刚说明用法，旁边几个同行的大夫就笑了：“胡县丞莫不是病急乱投医？疽疮是热毒壅盛所致，哪能用这么多温补药材？人参、黄芪补气，当归活血，这不是给毒疮‘喂养分’吗？”你一言我一语，都觉得这方子简直是胡闹。
胡权却坚持：“古人处方自有深意。这十味药看似平和，实则以‘通导血脉、补中益气’为本。疽疮虽属热毒，但病久了必然耗伤气血，正气一虚，毒邪更难排出。此方补正气而不助邪，通血脉而不滞涩，就算治不好，也绝无害处，何不试试？”
家属走投无路，只得点头应允。胡权取来热酒，将六钱药粉调入酒中，让那百姓趁热饮下。不过片刻，原本疼得浑身抽搐的百姓竟慢慢平静下来，咂咂嘴说：“好像……没那么疼了？”
众人皆惊。过了一个时辰，那百姓背上的疽疮竟开始往外冒脓，不是那种淤积的黑脓，而是带着血色的稠脓，顺着疮口汩汩流出，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里面“托”着脓水往外走。又过了几日，按方服药，那些原本坚硬如石的疮块渐渐变软，恶肉一层层脱落，露出底下鲜红的新肉。一个月后，竟真的痊愈了，连疤痕都淡得几乎看不见。
消息传开，又有位老人找上门来。他胸口生了个大疽，肿得像个歪着的大葫芦，连脖子都转不动，毒气顺着脖颈往上攻，眼睛都快睁不开了。胡权同样用热酒送药，只服了一天，那大如葫芦的疽块就消了下去，剩下几个小疙瘩，第二天竟也平了，老人活动自如，连声道谢，说像是“被人从鬼门关里拽了回来”。
可也有不信的。邻县有个老翁脑中生疽，家人拿着胡权的方子求他服药，老翁却骂道：“这方子全是补药，是想让我疽疮长得更肥吗？”说什么也不肯吃，执意请了别的大夫，结果那大夫用了猛药攻毒，反而伤了元气，老翁没几天就去了。
转过年来，老翁的儿子竟也得了同样的脑疽，症状和他父亲一模一样。儿子想起父亲的惨状，又听说胡权的方子救了不少人，便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按方服药。他酒量极好，干脆用大半升热酒送服了八钱药粉，喝得酩酊大醉，在地上滚来滚去，家人吓得不轻，却也只能守着。
谁知第二天酒醒，他摸了摸脑袋，竟不疼了！原本坚硬的疽块软了下去，脓水顺着耳道慢慢流出，没几天就好了。他逢人就说：“那异人真是活神仙，这方子看着简单，却是救命的宝贝！”
胡权见此方效验如此之多，便想让更多人受益。他仔细筛选药材，要求每一味都“贵精去粗”——人参要选野山参，须根完整；当归要去净泥土，只留肉质肥厚的主根；黄芪要切片后晒足百日，去除水汽。他还特意在新安、当涂两郡刻碑立石，把药方和用法工工整整刻在上面，供百姓抄录。
碑文中，胡权写道：“医者，仁心也。此方看似平淡，却藏着‘扶正祛邪’的大道。正气足，则邪自退，这或许就是异人传方的深意。”往来抄方的百姓络绎不绝，不少人带着酒壶来，说要“借酒力助药效”，石碑前常飘着淡淡的酒香，与药香交织在一起，成了当地一道特别的风景。
后来，有人问胡权：“那异人到底是谁？”胡权总是笑答：“管他是谁，只要方子能救命，便是神仙济世。”而那方“治疽内托散”，也因胡权的传播，成了流传后世的奇方，救了不知多少受疽疮之苦的人。
王氏石铭
大观二年的夏天，邵武城像被扔进了蒸笼，连风都带着灼人的热气。危家的坟地选在郡西塔院下的路边，刚下葬一个月，雨水就没断过。危家老三扛着锄头往坟地走时，鞋底子沾满了泥，每走一步都“咕叽”作响——他是来看看新坟有没有被雨水冲垮，却没料到，这趟寻常的查看，会挖出段被黄土埋了不知多少年的往事。
坟侧的泥土被雨水泡得松软，隐约显出一道奇怪的痕迹，像是什么东西被埋在下面，把地表顶出了浅浅的弧形。危老三心里犯嘀咕，抡起锄头轻轻刨了两下，“当”的一声，锄头撞上了硬物。他赶紧收了力，蹲下身用手扒开湿泥，先露出来的是个银闪闪的边角，带着花纹，在阴雨天里都泛着温润的光。
“这是啥？”他喊来帮忙的邻居，两人小心翼翼地挖着，生怕碰坏了东西。不多时，两个银酒杯先完整地露了出来——杯身刻着缠枝莲纹，花瓣细得像发丝，杯口却打磨得圆润光滑，手指碰上去，凉丝丝的舒服。再往下挖，又挖出个铜水缶，看着沉甸甸的，上面却铸着细密的云纹，像把天上的云都拓在了上面。最底下还有面铜镜，镜面虽蒙着绿锈，擦去浮土后，竟还能照出人影，镜背刻着只展翅的凤凰，尾羽分了七叉，每一叉都雕着不同的花纹。
“乖乖，这物件儿，怕不是老古董？”邻居摸着银酒杯，眼睛发亮，“埋在这儿多少年了？”
危老三没接话，他的注意力被铜镜旁一块平平无奇的石板吸引了。石板上好像有字，他赶紧找来抹布擦去泥污，一行行古朴的字迹慢慢显露出来：“琅邪王氏女，江南熙载妻。丙申闰七月，葬在石城西。”
字是阴刻的，笔画有力，带着股说不出的娟秀，不像男子刻的。危老三心里一动——琅邪王氏？那可是中原的大族，怎么会葬在这邵武的路边？江南熙载又是谁？他把石板翻过来，背面还刻着几行小字，记着随葬的器物：银杯二，铜缶一，镜一，皆是“熙载手制”。
“手制？”邻居凑过来看，“难道这些杯碗，都是她丈夫做的？”
这话像颗石子投进了危老三心里。他想起小时候听村里老人说，几十年前，塔院附近住着过一对奇怪的夫妻。男的是个匠人，总在院子里敲敲打打，没人知道他做什么营生；女的则少言寡语，偶尔去市集买布，穿的衣裳料子却极好，不像寻常人家。后来有一年闰七月，那女的突然没了，男的把她葬在西边，没过多久就收拾行李离开了，再也没回来。
“难道……”危老三捧着那块石铭，突然觉得手里的石板沉得像块铁，“这王氏女，就是当年那个少夫人？”
消息很快传开，邵武城里懂行的老秀才闻讯赶来。他捧着银酒杯看了半晌，又对照着石铭上的字琢磨，一拍大腿：“错不了！这银杯的缠枝莲，是前朝江南一带的工艺，尤其是花瓣尖上那个小弯钩，据说只有熙载工坊的活儿才这样！”
“熙载工坊？”有人追问。
“那可是几十年前响当当的名号！”老秀才眯着眼回忆，“听说主人叫王熙载，是个怪人，手艺绝了，却从不接大单，只给自家婆娘做些小物件。后来他婆娘没了，工坊就关了，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这么一说，石铭上的“江南熙载妻”就对上了。琅邪王氏女，嫁了江南的匠人王熙载，死后葬在石城西，随葬的器物都是丈夫亲手做的。那对银酒杯，杯底内侧还藏着个极小的“熙”字，不细看根本发现不了；铜水缶的把手处，缠着圈细细的银丝，摸上去温润，像是反复打磨过无数次；铜镜背后的凤凰，翅膀下竟刻着个“琅邪”的“邪”字，是王氏的籍贯。
“这哪是随葬品啊，”有妇人看着那些器物，眼圈发红，“这是把一辈子的念想都埋进去了。”
危老三把石铭和器物小心收好，想着找个妥当的地方存着。他再看自家亲爹的坟，突然觉得这路边的土地下，藏着的不只是尸骨，还有些更沉的东西——是琅邪王氏女没说出口的牵挂，是王熙载敲打的每一下锤声里藏着的温柔，是那个丙申闰七月里，一对夫妻最后的告别。
后来，有人说在石城西找到了当年那对夫妻住过的院子遗址，土里还能挖出些细碎的银渣和铜屑。老秀才据此写了篇《王氏石铭记》，说“工巧不及情深”——王熙载的手艺再绝，也不过是想让妻子在另一个世界，还能用到他亲手做的东西。
危家的坟后来迁走了，那块刻着“琅邪王氏女”的石铭，被留在了邵武的县学里。银酒杯和铜镜成了镇馆之宝，有人来参观时，总爱指着杯底的“熙”字叹气：“你看这字刻得多浅，像怕划疼了杯子似的。”
是啊，好的手艺里，藏着的从来都不只是技巧。就像那块石铭上的字，历经雨水冲刷，泥土掩埋，却依然能让人读出那句没说出口的话——我做的器物，要陪着你，哪怕埋进土里，也带着我的温度。
冯尚书
邵武城外的福华王庙，檐角的铜铃总在风里晃，像谁在低声念叨。庙里的香灰积了半尺厚，求梦的人踩着前人的脚印进来，对着神龛上的泥塑神像磕三个头，夜里就蜷在供桌旁的草席上，盼着梦里能捞出点未来的影子。
黄丰和冯谔就是这样来的。
那年他们都是二十出头，黄丰生得浓眉大眼，挽弓能射落枝头的麻雀；冯谔则是白面书生，手里总攥着本翻卷了角的《论语》。两人是同乡，又同在乡学里读过书，虽一个习武、一个攻文，却好得能穿一条裤子。这日凑了钱买了香烛，并肩跪在福华王像前，黄丰的膝盖磕在砖地上“咚”的一声，冯谔的声音却轻得像羽毛：“求王爷指条明路。”
夜里的庙格外静，只有香烛“噼啪”的爆鸣声。黄丰头一沾草席就打起了呼噜，冯谔却睁着眼睛数梁上的蛛网，直到后半夜才迷糊过去。
天刚亮，黄丰就跳起来拍大腿：“我梦见个白胡子老头，冲我喊‘黄三元’！三元！看见没，这是说我要连中三元！”他习武多年，最盼着能在武举里拔得头筹，三元及第的风光，想起来就浑身发烫。
冯谔也愣住了，他的梦里，那老头只说了四个字：“冯尚书也。”
尚书？那可是朝廷大员，手掌实权的。冯谔摸了摸发烫的耳朵，不敢信，却又忍不住笑——哪怕只是个梦，也够他在心里揣半天了。
两人揣着各自的梦回了家。黄丰把院里的石锁又加重了十斤，每日天不亮就扎马步，弓拉得比以前更满，箭靶上的红心被射得密密麻麻。他娘心疼他胳膊肿得像馒头，劝他歇歇，他却梗着脖子：“等我中了三元，让您老天天吃红烧肉。”
冯谔则把自己关进了书房，油灯熬到后半夜，笔尖在纸上沙沙地走。他想起梦里的“尚书”二字，就觉得砚台里的墨都带着甜。同乡的秀才笑他痴，说尚书哪是那么好当的，他却不恼，只说：“梦里都应了，总有三分谱。”
三年后，福建路的武举乡试开考。黄丰骑着匹黑马进了考场，拉弓、射箭、舞枪、举石，样样拔得头筹，果然成了“解头”——也就是乡试第一名。消息传回邵武，黄丰家的门槛差点被贺喜的人踩破，他爹提着酒壶往福华王庙跑，磕得额头红通通的：“谢王爷显灵！”
黄丰更得意了，觉得“三元”的梦就快成真。他又去考了文举的乡试，竟也中了第一。这下连县里的学官都惊动了，说他是“文武双绝”，前途不可限量。黄丰喝醉了就拍冯谔的肩膀：“等着瞧，下次我就中会元、状元，让你看看什么叫三元！”
冯谔笑着点头，心里却没闲着。他那年也去考了乡试，中了个举人，名次不高，却也够资格上京赴考了。临行前，他特意去福华王庙烧了炷香，对着神像作揖：“王爷的话，学生记着呢。”
可命运这东西，偏喜欢在梦里画饼，醒了又给你换个模样。
黄丰兴冲冲地去考武举会试，却在骑射时马失前蹄，摔断了腿。躺在病床上，他听着外面报喜的锣鼓声，一拳砸在床板上：“为什么？”没人能答他。后来腿好了，却落了点跛，再考武举总差口气。他不甘心，又转头去考文举会试，文章写得花团锦簇，主考官却嫌他“武人气太重”，愣是没取。
就这样考了一年又一年，黄丰从浓眉大眼的青年，熬成了眼角带纹的中年人。武举解头、文举解头的名头还在，可“三元”的梦，早被磨得只剩层皮。有次喝醉了，他坐在福华王庙的草席上，对着神像笑：“王爷，您当年是不是跟我开玩笑？这三元，原来就是两个解头啊。”
铜铃在风里晃，像在叹气。
冯谔的路，走得比黄丰顺些，却也没到“尚书”的地步。他上京会试，考了个第二名，殿试又中了甲科，虽不算顶尖，却也够授个官职了——先是被派到临安府当教授，教国子监的学生念书。
临安府的日子清淡，冯谔却过得踏实。他课讲得好，学生们都爱听，连祭酒（国子监主管）都常夸他“学问扎实”。在这里，他认识了林大鼐。
林大鼐字梅卿，跟冯谔是同科进士，性子活络，官运也顺。两人常凑在一起喝酒，林大鼐拍着冯谔的背：“兄台的才学，当个教授屈才了，迟早要往上走。”
冯谔只是笑。他没忘“冯尚书”的梦，却也懂，官场不比考场，光有学问不够。他每日除了教书，就练字、看书，偶尔帮林大鼐处理些文书，从不争什么。
没想到，这踏实反倒让他走得稳。林大鼐官运亨通，没几年就升到了吏部尚书，成了朝中重臣。他没忘了冯谔，多次在皇帝面前举荐：“冯谔学问优长，品行端正，可代臣之职。”
吏部尚书啊。消息传到冯谔耳朵里，他握着笔的手顿了顿，墨滴在纸上晕开个小圈。福华王庙里的梦，仿佛就在昨天。
可命运又拐了个弯。
就在皇帝准备下旨的前几天，冯谔突然得了场急病。起初只是咳嗽，后来竟咳出血来，太医来了几拨，也只摇头。林大鼐守在他床前，红着眼圈：“你再撑撑，尚书的印信，我都给你备好了。”
冯谔笑了，气若游丝：“梅卿……我这尚书，怕是……只能在梦里当了。”他想起二十年前那个夜晚，梁上的蛛网，供桌的草席，还有冯尚书三个字，像场醒不了的梦。
他死在那年的冬天，官阶停留在“国子正”——一个从八品的小官，离尚书还差着十万八千里。
林大鼐给冯谔写墓志铭，特意提了句“梦兆尚书，未竟其志”。黄丰从邵武赶来吊唁，看着冯谔的灵牌，突然想起福华王庙里的两个梦，眼泪“啪嗒”掉在地上。
后来有人说，福华王的梦，从来都不作数。黄丰的“三元”，不过是两个解头；冯谔的“尚书”，不过是朋友的一句举荐。可黄丰老了以后，还是常对孙子说：“你爷爷当年，也是中过两个解头的，离三元就差那么一点。”
冯谔的学生里，出了好几个大官。他们总说：“冯先生当年教我们的，不光是文章，还有踏实。”
邵武的福华王庙，依旧有人来求梦。香烛燃了又灭，铜铃晃了又停，只是再没人梦见“三元”或“尚书”，最多是梦见自家的田多收了几担粮，孩子考上了县学。
或许，命运早就把话说明白了——梦里的风光，终究是虚的；脚下的路，哪怕走得慢，踩实了，才是自己的。就像黄丰的两个解头，冯谔的国子监，虽没到梦里的境地，却也是实打实的人生。
风又吹过庙檐，铜铃“叮铃”响了一声，像是在应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