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道三年的秋老虎，把临安城的石板路烤得发烫。沈纬甫揣着最后半贯铜钱，站在太学门口的梧桐树下，看榜文前的人群像被风吹动的麦浪。他的手指抠着褪色的襕衫袖口，指甲缝里还嵌着昨日抄书时蹭的墨——那是他在书铺替人抄《春秋》赚的饭钱，够今晚买两个炊饼。
“沈兄，又落第了？”一个穿绿袍的太学生从人群里挤出来，手里摇着柄破扇，“我说你也该悟了，你这文章，连监考官的笔都懒得蘸墨批。”
沈纬甫没回头，目光死死钉在榜尾。最后一个名字叫“沈文甫”，差了一个字，像根细针，扎得他眼睛发酸。他从十六岁来太学，一晃十五年，鬓角都见了白，同来的瑞安老乡要么成了进士，要么回了乡，只剩他像片挂在枝头的枯叶，风一吹就晃。
“落第就落第，”他猛地转身，袖袍扫倒了旁边小贩的书摊，“总比某些人靠着祖上荫庇混个出身强！”那太学生是临安本地人，父亲在礼部当差，沈纬甫这话戳得他脸涨成猪肝色，骂了句“穷酸”，拂袖而去。
暮色漫上来时，沈纬甫坐在西湖边的石阶上，啃着冷硬的炊饼。湖里的画舫飘着脂粉香，丝竹声像蚊子似的嗡嗡叫。他想起三年前离开瑞安时，母亲塞给他的那方绣着“雁塔题名”的帕子，此刻正躺在行囊最底层，边角都磨出了毛。
“罢了。”他把最后一口饼塞进嘴里，拍了拍手上的渣。太学的紫藤架下，他曾和同窗赌咒，若三十岁前不能题名，就跳进这西湖。可真到了三十岁，连跳湖的力气都没了——家里还有个瞎眼的老娘等着他捎药回去。
回瑞安的船在瓯江里摇了半个月。两岸的芦苇白了头，像他新添的发须。同船的商人听说他是从太学回来的，纷纷凑过来请教字，他却只想躲进船舱。有个贩茶的福建客说：“沈先生这般才学，回瑞安何愁没出路？听说你们县里的黄尉，最喜结交读书人。”
沈纬甫扯了扯嘴角。黄尉，黄元吉，去年新到瑞安的县尉，据说在临安时就爱往歌楼钻。他想起太学里那些靠着巴结官吏得举荐的同窗，胃里一阵翻腾。可船靠岸时，看见码头边等着的老娘拄着拐杖，在寒风里缩成个虾米，他把到了嘴边的“不屑”咽了回去。
那方“雁塔题名”的帕子，被他压在了箱底，上面压着一本磨破了封皮的《汉书》。
瑞安县城的青石板路，比临安的软。沈纬甫踩着晨露走过县尉衙署时，总有人对着他的背影指指点点。“那就是沈太学，考了十五年没中。”“听说他替张大户写状子，赚了不少呢。”“嘘——黄尉刚请他喝过酒。”
他确实在替人写状子。起初只是帮街坊邻里写家书，后来县丞的小舅子要告佃户欠租，托人找到他。他写的状子，把“欠租”写成“抗粮”，把“口角”写成“咆哮”，县太爷看了拍案，当场判了佃户杖二十。事后，县丞塞给他一贯钱，沉甸甸的，比他抄三个月书还多。
“沈兄是懂章法的。”黄元吉第一次请他喝酒，是在城南的“醉仙楼”。这位县尉生得面白无须，说话总带着临安口音，手指上戴着枚玉扳指，据说值十两银子。“这瑞安虽小，可官场上的弯弯绕，比太学的规矩还多。”他给沈纬甫斟上酒，“就说上个月，有个刁民告我收了盐商的好处，你说可笑不可笑？”
沈纬甫呷了口酒。那酒是“女儿红”，比他在临安喝的劣酒绵甜得多。“尉爷清廉，谁不知道？”他放下酒杯，“那刁民的状子，若有字句不妥，晚生或可一观。”
黄元吉眼睛亮了。他要的就是这句话。
从那以后，沈纬甫成了衙署的常客。有时是替黄元吉写回禀上司的文书，把“缉盗不力”写成“宵小暂避”；有时是帮着应付前来查访的吏员，陪酒时说些“黄尉日夜操劳”的场面话。每次事了，黄元吉总会赏他些银钱，或是让库房给他留些米粮。
老娘的眼疾渐渐好了些，能摸着做些针线活。沈纬甫把赚来的钱换成绸缎，裁了件新襕衫，虽然没了太学的制式，料子却比从前的好。他走在街上，腰杆也直了些，遇见从前嘲笑他的乡绅，还会拱手寒暄。
可每到科诏下来，他还是忍不住要去赴考。乾道五年的春闱，他又落了。走出贡院时，正遇上同县的陈处俊——那年刚中了进士，授了瑞安主簿。“沈兄，”陈处俊勒住马，“何必如此？你如今在县里，不也过得体面？”
沈纬甫望着他身上的绿袍，突然仰起头，对着灰蒙蒙的天骂道：“沈纬甫潦倒无成，为乡曲笑！五内分裂，天亦知我乎！”声音在空荡荡的街面上荡开，惊飞了檐角的鸽子。陈处俊皱了皱眉，策马而去，马蹄声像打在沈纬甫的心上。
那晚他喝了很多酒，把箱底的“雁塔题名”帕子翻出来，撕成了碎片。
乾道六年的二月，瑞安下了场冻雨，把衙署门前的石狮子淋得油光锃亮。沈纬甫正替黄元吉誊抄一份卷宗——是关于去年秋收时，黄元吉纵容手下虚报灾情、私吞赈粮的事，如今被几个里正联名告到了州府，使者已派了官来查。
“沈兄，”黄元吉的声音带着颤，他眼下乌青，玉扳指都没戴，“那查案的李官，是个油盐不进的硬骨头。你得帮我。”他从袖中摸出个沉甸甸的布包，打开，是五十两银子，“这只是定金，事成之后，再送你一所宅子。”
沈纬甫的笔尖在纸上顿了顿，墨点晕开，像朵黑花。他想起老娘念叨着要个向阳的院子，想起街坊看他时羡慕的眼神。“尉爷放心，”他把银子推回去，“晚生尽力。只是那李官……”
“我自有办法。”黄元吉打断他，眼里闪过一丝狠劲，“明儿你且等着。”
第二天一早，沈纬甫被一阵香风扰醒。推开窗，见巷口停着艘画舫，船头站着两个穿红着绿的女子，眉眼像沾了露的桃花。“沈先生，黄尉请您游湖呢。”其中一个女子笑着喊，声音甜得发腻。
他心里发虚，却还是换了新做的襕衫，登了船。黄元吉已在舱内等着，桌上摆着精致的酒菜，熏香袅袅。“沈兄，”他举杯，“今日不谈公事，只消尽兴。”
画舫慢悠悠地往湖心漂。那两个女子，一个叫春桃，一个叫秋月，是黄元吉从温州府里请来的，据说很会唱新词。酒过三巡，黄元吉让春桃给沈纬甫斟酒，自己搂着秋月，眯着眼笑道：“沈兄，听闻你最喜新词？让春桃给你唱支《平地一声雷》，就当贺你……贺你前程似锦。”
春桃盈盈下拜，玉指拨弄琴弦，开口唱道：“青云路，一朝开，平地一声雷……”
沈纬甫的酒猛地醒了大半。《平地一声雷》，说的是寒士一朝登科的典故。他想起自己每次落第后的诟骂，想起那句“五内分裂”，喉咙发紧。可黄元吉正盯着他，春桃的酒杯递到了唇边，带着脂粉香的气息拂过脸颊。
“若真能如此，”他干笑两声，猛地跪下，双手接过酒杯，“沈某……五内便不分裂了！”
话音刚落，杯沿还没碰到嘴唇，湖面突然暗了下来。刚才还飘着薄云的天，转眼间被墨黑的云雾罩住，风像野兽似的狂吼，掀得船身剧烈摇晃。春桃和秋月吓得尖叫，黄元吉死死抓住船舷，脸色惨白。
“怎么回事？”沈纬甫扶住桌子，窗外的雨点子像石子似的砸在舱壁上，噼里啪啦响。
“快！快靠岸！”黄元吉嘶吼着，指挥船夫往沈纬甫家的方向划。可风太大，船像片叶子似的打转。就在这时，一声巨响从天边滚来，震得人耳朵疼——是雷！二月初八，按说还没到雷发声的时节！
又一声雷，比刚才更响，仿佛就在头顶炸开。沈纬甫透过雨帘，看见自家宅院的方向，一道惨白的电光劈下，紧接着是震耳欲聋的霹雳！那声音不像从天上下来的，倒像从地底钻出来的，带着股硫磺味，把整个湖面都照得发白。
船终于在一片芦苇荡里泊住。沈纬甫浑身湿透，瘫坐在舱内，看着自家方向的浓烟，脑子里嗡嗡作响。黄元吉抱着头，嘴里不停地念叨：“不是我……不关我的事……
第二天雨停时，沈纬甫才敢回家。
他家那三间瓦房，像被巨斧劈过。正堂的柱子断了半截，木屑飞得满院都是，屋脊塌了个大洞，瓦砾堆里还冒着青烟。最吓人的是寝室，他替黄元吉抄的卷宗、攒的银钱、老娘的针线筐，全烧成了黑灰。帷帐碎成布条，挂在梁上，像招魂的幡。
奇怪的是，院子的四角却完好无损，连窗台上那盆老娘养的仙人掌都没伤着。几个邻居站在门口，脸色煞白，见他回来，纷纷后退。“纬甫……你家昨晚……”一个老人嘴唇哆嗦着，“雷是从屋里炸的，不是从天上！”
沈纬甫走进正堂，脚底踩着发烫的碎瓦。墙上有几行字，像是被烧出来的，弯弯曲曲，不像汉字，倒像鬼画符。他凑近了看，只觉得眼睛刺痛，赶紧后退——那字仿佛活的，在晨光里微微蠕动。
“恶事不可为啊！”不知是谁喊了一声，邻居们突然“扑通”跪倒一片，对着他家堂屋焚香磕头。“沈氏之雷，是天谴啊！”“他总说五内分裂，这雷……就是应在这话上！”
消息像长了翅膀，传遍了瑞安。黄元吉当天就得了心悸病，躺在床上哼哼，请来的郎中束手无策。县太爷亲自带着道士来沈纬甫家做法事，可道士一进堂屋，就吓得屁滚尿流地跑了，说那墙上的字是“天篆”，凡人看不得。
沈纬甫却像傻了似的。他把自己关在没塌的柴房里，一遍遍地念叨：“平地一声雷……是贺我的……是贺我的……”有人送来吃的，他就抓起来往嘴里塞；有人劝他去庙里拜拜，他就瞪着眼骂：“我有什么错？我不过是想出头！”
陈处俊来看他时，正撞见他对着柴房的柱子磕头，嘴里喊着“先生所谓一声雷也”。这位新科主簿叹了口气，对旁边的人说：“他这是疯了。”
黄元吉病了两个月，稍微能下床，就撑着拐杖去看沈纬甫。沈纬甫看见他，突然跳起来，拱手笑道：“尉爷！您听！那雷声，是不是平地一声雷？我没骗您吧！”黄元吉吓得拐杖都掉了，当天就病得更重，三年后一命呜呼。
沈纬甫再也没去考科举。他守着那间塌了一半的堂屋，每天坐在门槛上，对着墙上的天篆发呆。有人说，在雷雨夜经过他家，能听见他在堂屋里唱《平地一声雷》，唱到“五内分裂”那句，就有哭声从地底冒出来。
后来，老娘去世了。沈纬甫把她葬在屋后，自己还是守着那破屋。又过了几年，瑞安发大水，把他家彻底冲垮了。水退之后，人们在泥沙里找见一块烧焦的木板，上面刻着半行字，像首没写完的诗：
“天知我五内裂，雷劈堂前……”
后面的字，被水冲得没了踪影。只有陈处俊还记得，那年二月初八的霹雳，震得县署的铜钟都响了，他当时正在誊写公文，笔尖的墨滴在纸上，晕成了个“雷”字。